缺乏自然根基的自由再高大上也是虚妄的。只有以自然为根基、具有现实基础的自由才具有起码的现实性。的确，恰如罗伯特·瑞斯艾所言，对于尼采，“作为启蒙运动之出发点的对于自由的承诺——摆脱迷信、以绝对的意志自由为基础的主人和自然的拥有者一样自由行动——现在消逝于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然本性之中，对于这种本性来说，意志的自由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主宰与自我暴政不可分离。在尼采哲学揭露了启蒙运动的某些哲学观中的悲剧性的缺陷，并驱迫我们原路折回，以找到走出怪兽之洞穴的出路：寻求光明”①。

尼采试图解释启蒙的内在矛盾以推进和拯救启蒙的立场被《启蒙辩证法》继承了，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绝不同意尼采对“辩证法”的理解。“辩证法”问题涉及该书对西方文明未来的基本判断，涉及对启蒙理性的基本立场。贬斥辩证法的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前景没有必然的判断，他并不坚信前景必定光明；而赞同辩证法的黑格尔、马克思都相信西方现代文明的光明前景。我们知道，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法是一种高级和进步的方法，是驱动现代文明前进的力量。无产阶级之所以在资产阶级陷入狭隘的自我利益困境、丧失历史进取心后仍然保持一种历史进步性，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提供的客观基础的奠基之外，就是因为对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扬了。用恩格斯的话说：“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①而德国古典哲学留给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理论遗产就是辩证法。恩格斯的这一看法，被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大加发挥：资产阶级已经被缺乏批判性的实证主义、不关心总体性的狭隘视野困住了，再没有内在的动力去追求富有批判性和总体性的辩证法了。而批判性和总体性被卢卡奇视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键所在。从卢卡奇出发来看，对辩证法的疏远有两个关键表现需要注意，而对于这两个方面，《启蒙辩证法》与卢卡奇的看法一个契合而另一个不契合。

其一，《启蒙辩证法》不喜欢整体，都认为整体是一种压制、消解他者的力量，因为差异、他者共存是生命的象征和保证，所以，追求整体的“辩证法”也势必敌视生命的力量。在这方面，他们与卢卡奇的看法直接相左。如此一来，辩证法在正面意义上成立不是因为总体性，而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自否定及其自批判。但这一看法与马克思、尼采、卢卡奇皆不相同。

众所周知，马克思、卢卡奇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把握视为自己理论追求的最高目标。尼采也批评资产阶级的狭隘与保守，认定其缺乏长远和宏大的眼光，并由此肯定“‘总体性’(Totalit?t)作为健康和最大的活力；重新发现了行动中的直线与伟大风格；肯定最强有力的本能、生命的本能、统治欲”②。虽然尼采赞同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意志和能力超群的“超人”,但在抨击作为末人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方面，他与马克思、卢卡奇是一致的。与马克思和卢卡奇推崇的无产阶级一样，尼采推崇的超人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宏大、长远的眼光。他极其赞赏扎拉图斯特拉那样的先知“首先从总体上思考历史”①,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

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正是在整体性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即一种靠越来越严密的制度保证和加固起来的连续性，因此在卢卡奇看出资本主义的缺陷的地方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优势。他们把总体性与资本密不透风的制度严密性联通起来，视为一体化的存在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坚决反对辩证法与总体性的内在一致，致力于辩证法与总体性的分割与脱离。在总体性所压抑、边缘化的那些差异、边缘性存在中，才存在着辩证法的希望。辩证法与其说是与总体性内在相关，不如说是与差异、边缘性存在内在相关。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眼里，力求通过总体性掌控的资本，总是力图消解、整合、控制在总体中那些边缘性的存在，使它们丧失自我转而服从整体的需求。因而，在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就必然会把系统整体导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如果把这个方向解说成所谓必然的“进步”,那这个“进步”充其量只能是资本欲求的、仅适合于它的“进步”,而不是其他力量所希求的“进步”。因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所声言的“进步”,即被总体性绑架了的“进步”,对于辩证法要保护、依靠的那些力量来说，并不是真实的，反而是虚假的。传统辩证法与进步的必然联系，就势必被《启蒙辩证法》所淡化了，即使并没有被完全地否定。只有辩证法的自否定结构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可能驱动“进步”的力量和象征。《启蒙辩证法》继承尼采的是，不再有注定的力量驱动“进步”,真正的“进步”是可能性、风险、创新，在有些情况下是牺牲、经历痛苦和磨难，而不是轻飘飘的享乐、保险，更不是麻痹、故步自封和自以为是。

其二，在资本的逻辑中，风险的承担日益与狭隘的利益能够连在一起，失去了更大的气魄与追求。我们知道，在尼采那里，风险的承担、创新的发生，往往与孤独、痛苦、被误解联系在一起。只有没有历史创造性的平庸者才拼命追求安全、保险、严密和物化的体系。因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创新的象征，是有希望的象征。在尼采眼中，日益寻求密不透风的体系保护的资产阶级不断地丧失掉承担风险的能力，即使还存在，那也是为了小小的利益而存在的，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魄力。《启蒙辩证法》也常谈到风险，但那是资产阶级为获得丰厚利润所冒的风险：“奥德修斯所经历的风险，全都是充满危险的**，会把自我从他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引向歧途。”①这不是尼采所谓超人所冒的那种风险。这种风险调动的理性是一种欺骗、狡诈，因而必然驱使这种理性类型的，是一种工具理性：“狡诈就是冒险的自我为了维持自身而丧失自身的手段。”②欺骗、狡诈，显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奥德修斯当作资产阶级的自我看待和解释了。他的理性是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这种利益的获取，主体竟然要置对方于死地!所以，“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的形象”①。荷马世界是一个“显现了规范理性的成就”,一个“彻底砸碎了神话”的世界。“充满着航海人和商人的气息”②,充满着许多资产阶级满世界渴望发家致富的气息。

追求整体，丧失创新的勇气与能力，辩证法就可能与整体体系的控制、与系统日益严密的制度化运作联系在一起。卢卡奇、尼采分别对总体性、风险性的推崇，提醒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辩证法要对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存在高度关注，对日益严密的资本体系吞噬一切的强力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在这种高度关注和警惕中，辩证法才有光明的未来。对马克思、尼采、卢卡奇的整合，使得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了保持辩证法的批判潜力和创造性潜力，放弃了启蒙理性必然导致进步的信念，也就是放弃了启蒙理性注定会导致进步的“必然性”特质，转而把这种必然性转换为可能性。即便是再现实的可能性，也是可能性，而不再是注定会怎样的必然性。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推进世界历史是必然的，无产阶级必将取代曾经起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继续在世界历史上有所作为，“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③。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①。而尼采相信超人改造未来世界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尼采的眼里，哲人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拯救世界，只能拯救自己。既不能改变、拯救他人，也不能被他人改变、拯救，提供改变自己和拯救自己，树立典范，引导人们。“这就是尼采的教诲，关乎自己的教诲，关于自己的哲学。”②《启蒙辩证法》显然更接近尼采的立场，把希望跟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关联在一起，而与必然、注定的立场(无论是必然被拯救还是必然堕落)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