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辩证法》的尼采形象：“强横派”解读的典型

《启蒙辩证法》一方面声称尼采“是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并在诸多方面继承、发挥尼采对西方启蒙的反思，另一方面却又把尼采与萨德甚至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认定尼采对弱者的憎恨和轻蔑“毫不亚于萨德”。当萨德笔下的朱莉埃特喊出了“该死的上帝”之声，甚至发问“为犯罪而寻找借口真的有必要吗?”,并以此拒斥基督教传统背景下的伦理道德，都与被霍克海默、阿多诺跟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以及基督教道德的基础、理由不能成立的看法直接等同起来。甚至萨德所做的伤风败俗之事，都被两位作者归罪于尼采头上，两位作者认为尼采和萨德是一丘之貉。两位作者都是德国思想家，细读尼采之书、查找尼采更多原始文献并不难，他们仍认定尼采像法西斯主义那样力主铲除疲弱与失败，以至于断定，“尼采的理论就是弱者有罪”①。把萨德的主张强加给尼采，而且竟然在萨德和尼采两种不同的话语中穿插引用，全然不顾尼采与萨德的明显区别，不顾两人相似语词背后不同的意思，这种天才的联想是会抹杀很多差别的。如果进一步不顾尼采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复杂性，把尼采主张的“强力意志”与法西斯主义对强力的崇拜不加区别地联系起来，抹杀的差别将会更多，而且跟《启蒙辩证法》断定尼采深知启蒙辩证法的结论无法相一致。与萨德甚至法西斯主义一致的尼采，如何跟作者自己一样成为启蒙思想家，反思推进启蒙而不是扼杀启蒙的思想家呢?有些人为了调动批判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资源，不惜把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说成资产阶级的最早原型也就罢了，还要直接把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尼采说成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他们把为本书作者奠定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一流哲学家尼采，与声名狼藉的萨德等同视之，难道不是在自我矮化吗?众多读者把《启蒙辩证法》解读成彻头彻尾的反启蒙，不正是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做法的应用吗?以上都是误读。这些误读却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尼采的这种解读，同样也是误读；沿着对尼采的误读，便走向对《启蒙辩证法》的误读。调动各种思想资源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动机纯粹，但采取的手段却不够正当，甚至有些急于求成。荷马被误读但因为去世已久便无法正名，刚去世不久的尼采遭受的非议却值得纠正。因为引介到中国的尼采，更多是被当作个性、解放的正面形象存在的。相比之下，《启蒙辩证法》的尼采解读直接构成了“强横派”解读的典型。

尼采解读的“强横派”是针对“温和派”而言的。“温和派”是反对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人士从尼采著作中寻求启发和支持，强调尼采思想中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尼采刚被引进中国时就是被当作反封建、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界更多地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尼采。而所谓“强横”派，则是指那些虽然也不满现状，但不顾及弱势社群利益，崇尚暴力，倾向强权及强人统治的人们——他们也从尼采著作中找出片言只语，按字面解释为支持他们的论据。值得注意的是，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对尼采的评论，多是依照“强横”派的观点进行解读的，“不同的只是，凡是‘强横’派加以鼓吹歌颂的，他们则加以抨击反对。在价值观上他们与‘强横’派虽然对立，但在理解和诠释问题上却跟‘强横’派一致”。①“温和”与“强横”的区分是克兰·布林顿根据“二战”前解释尼采的情况概括出来的。应该说，阿多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温和与强硬的两种解读方式。在稍晚于《启蒙辩证法》出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指出其实有两个尼采：一个是著名的时尚哲学家、闪光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语言能手，并且是一个被误解、可疑的公共形象；另一个是深不可测、未被理解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一个以尚未达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力量指向更远未来的可爱的人。第二个尼采在未来不断地将丰富的见解呈现给现代人，是一位哲学家和高尚的人。①

不过这种区分我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根本看不到。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的尼采显然是“强横派”的解读。由于同时代人不理解，尼采为了引人注目故意在著作中说些令人惊异的话，以至于尼采大多著述基本采用非逻辑严谨的语言、断片式写法，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下同一问题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表述，更加大了尼采被误解的可能性。我们对当时尼采著述的搜寻、编辑、出版研究还欠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对尼采的解读放在今天就明显需要被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