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尔格曾提醒说，在为《启蒙辩证法》撰写做准备的会谈中，霍克海默曾说过“没有焦虑(Angst)我们就无法思想”的话①,毕尔格断定：“会谈中的观点，特别是霍克海默就恐惧的理论所提出的观点，是在参照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所做的分析及其与之进行辩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霍克海默这么做的目的，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导向历史哲学。……对存在的分析，由主体的生成所取代。”②其实，海德格尔论述关于畏(Angst,即焦虑)与怕(Furcht,即恐惧)的区别的思想晚于弗洛伊德。甚至他的“此在”也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自我”。

的确，理性的“自我”是个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先有各种情绪的我。在人与事物建立理性关系(如认识关系)之前，人与事物已经具有了情绪性的关联。烦、畏和惊讶都是这类最基本的情绪状态。海德格尔区分了生存论一存在论层次上的情绪(Befindlichkeit)(或基本情绪Grunds-timmung),及生存一存在者层面上的情绪(Stimmung)。不加细分地说，情绪就是此在之“此”,“此”敞开着，与其他存在关联着，它把此在带到其存在面前，此在的整体结构被海德格尔刻画为操心、畏、惊讶。这意味着，是我们的基本情绪逼迫、驱动、影响、牵制了认识和理性活动。在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故我在中，那个“我”如果被理解为纯理性的或以理性为主要内容，那它是不具备自足自立性质的，因为这个“我”还要依赖于基本情绪，只有奠基在基本情绪之上才能呈现和维持。在貌似自明的理性主体之我的下面，潜存着更为深层、更为复杂、更为持久的基本情绪。

此在不再是与他者隔绝的内在自我，而是“在世界之中”,处于与其他存在的内在关联之中。“此在之在绽露为操心”,这种操心不是从内在的传统主体性中生发出来的意志、愿望、嗜好与追求——它们不派生操心，而是被操心奠基。①这不正与弗洛伊德关于自我是本我分化出来，而自我已经就是一种与现实存在物的关联的看法一致吗?自我是外部世界的代表，而本我和超我才是内在的代表吗?不受任何外部影响的“我”是本我，而自我只能受现实影响形成。“除了通过自我——对本我来说，自我是外部世界的代表——任何外部的变化都不能被本我经验过或经受过，而且不可能说着自我中有直接的继承。”②自我是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自我是在与现实世界的历练和遭遇中锻炼出来的，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状态及其结果。自我把外部存在与自己关联起来，并在这种关联中建构着自己。首先是对象精力贯注，通过这种贯注，不断把被贯注的东西纳入自我结构，以至于通过自居作用把那个外部存在变成内在存在，使这个自己努力变成的自我典范的内在组成部分，并不断地发展变更着。于是，这个“自我”就成了一种不断与外部存在关联因而也就是变动着的关系性存在，一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所有源自外部的生活经验都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是自我的第二个外部世界，自我力求把这个外部世界隶属于它自己。它从本我那里提取力比多，把本我的对象精力贯注改变为自我结构。”①这个与外部世界关联着的、作为结构存在着的“自我”不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吗?考虑到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一文于1923年发表，比《存在与时间》早4年，海德格尔对弗洛伊德的借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要证实这一点，就需要寻找具体的证据。不过即使找不到经验证据，也无法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这样，自我就是一种被三种因素包围着的存在，是“一个服侍三个主人的可怜的造物，它常常被三种危险所威胁：来自外部世界的，来自于本我力比多的和来自超我的严厉的。三种焦虑与这三种危险相符合，因为焦虑是退出危险的表示。自我作为一个边境上的造物，它试图在世界和本我之间进行调解，使本我服从世界，依靠它的肌肉活动，使得世界赞成本我的希望”②。

弗洛伊德的自我被本我和外部世界包围着，虽然也可以趋向崇高的目标，但也很容易成为本能的努力，至少受本能影响。所以，即使在形式上再抽象和玄妙，仍然存在着滑向本能冲动的危险，也就是“依靠它的肌肉活动”的危险。“此在”的未定性和可塑性使得它总有迷失的危险、堕落的危险、被本能冲动俘获的危险。方向与目标很多，好坏都有可能。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海德格尔的“此在”都逃脱不了这一点。不过，弗洛伊德却蔑视塑造世界观的哲学家：他强调与本我相比时自我的虚弱，理性成分面对我们内部本能力量时的虚弱，力图把这种观点变成一种精神分析的世界观。弗洛伊德说：“我一点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①

同时，弗洛伊德的“焦虑”与海德格尔的“畏”本是一个词：Angst。在作于1925年7月、出版于1926年2月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弗洛伊德说道：“焦虑是关于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Fucht一词而不是Angst一词。”②甚至早在1915—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讲稿中，他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③海德格尔显然接受了弗洛伊德对Angst与Furcht的这种区分。与此相关，作为意志、愿望对象的存在者，这种区分不依赖于揭示和规定他们的经验与认识而存在，却还是依赖于对此在的领会：“存在者不依赖于它借以展开、揭示和规定的经验、认识与把握而存在。存在却只有在某种存在者的领会中才‘存在’——而存在之领会之类的东西原本就属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①这种观点摆脱了传统的内在主体，又给出了一个与其他存在内在关联着却终究是与其他存在迥然不同的这个此在。这个此在与传统主体的不同，除了内向性与外向性之外，还有厚实的内在坚固性、稳固性与有待充实起来的、富有弹性的可能性。此在是个在生存论上未定的可能性存在，没有固定样式的，也就是无所归依的无家状态。现在的问题是，面临诸种可能性展开的此在，“如何把自己带到自己前面来”?海德格尔认为首先要背弃沉沦，而“沉沦之背弃倒是起因于畏，而畏又才使怕成为可能”。

我们必须区分畏(Angst)与怕(Furcht):

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凡有害之事都是从一定的角度看来对被威胁者的一种特定的实际能在有害，但畏之所畏者的威胁却没有这种特定的有害之事的性质。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仅在于实际上不曾确定是何种世内存在者在进行威胁，而且等于说世内存在者根本是不“相干”的。凡是在世界之内上手在手的东西，没有一样充任得了畏之所畏者。……有威胁的东西可能会与这样那样的东西有因缘，但在畏中，来照面的却不是这些东西。因而畏也不“看”威胁者由之而临近的确定的“这里”与“那里”。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这一点标画出畏之所畏者的特征来。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么。但“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无，认识在其中有着一般的场所，有着世界为本质上具有空间性的“在之中”而展开了的一般状态。所以进行威胁的东西也不能在附近范围之内从一个确定方向临近而来，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紧压而来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但也不是一切事物合成的总数。它是一个一般上手事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世界本身。……有所畏源始地直接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在畏中，走为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慈爱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已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为而畏者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出来，其实就是把此在开展为只能从此在本身方面来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其个别化中存在的东西。①

在1952年完成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蒂利希写道：“在近20年间，与存在主义合作的深层心理学，已经对恐惧与焦虑做了截然的区分，并且对这两个概念的每一个都给出了更加精确的定义。”②这个定义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早就说出的区别：恐惧针对具体对象，而焦虑没有具体对象。畏之对象不是具体的“这个”或“那个”。然而要解除畏，还必须在生存中确定具体的“这个”或“那个”。在解除此在不确定性并寻求确定性的生存努力中，本源地具有一种畏惧的基础性境遇，即面对广袤世界，茫然无措——即德语词unheimlich标示出的茫然无措、莫名恐惧的无家状态。沉沦于常人状态也许是选择成本很低的，但面对千万人雷同的“家”,还是无法确定哪个是你的。所以，这连“畏”都没自觉到，如何革除沉沦，并从畏中突围?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根本来不及做这些基础性探讨，来不及区分“畏”与“怕”,就直接遭遇到了无法完全躲避的令人畏惧、惧怕的法西斯主义。如果说，“在畏中，作为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那么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畏惧”中，其他的畏都沉陷了。可见，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畏却如此之凸显，以至于充满了内心，时刻高悬于头顶。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中“进行威胁的东西也不能在附近范围之内从一个确定方向临近而来，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那么,在《启蒙辩证法》中，进行威胁的东西已经从确定得不能再确定的发现中袭来，这早已不再是“无何有之乡”,却是“有何无之乡”,确实是“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了。然而，畏的东西却不再是“紧压而来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但也不是一切事物合成的总数”了，而是当下在手的“这个”了。如果说“畏”不面对世间的在者，不是确定的东西，并因而在“畏”中世界没有意蕴，“畏”还没有与任何有因缘的事物照面，那么,“怕”直接面对世内在者，是确定的东西，并因而在“怕”中世界就已经有了确实的意蕴，“怕”早已与有因缘的事物照面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照面的庞大事物就是法西斯主义，以及与其雷同和相关的美国大众文化。“宰制”如此之严重，甚至不惜采用欺骗、神话、催眠似的意识形态单面宣传、摧残、残害等各种看似甜蜜却冷酷的手段来达到压制、摧毁非常规之存在。

在海德格尔那儿呈现出的可能性变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直接的现实性；无法名状的焦虑或畏转化成了直接得不能再直接的可怕与恐惧；富有弹性的可能空间变成了塞得满满甚至还要进一步膨胀的实心体；“无何有之乡”变成了“有何无之乡”;甚至用词，也不再是日常常见的Angst(焦虑、不安、害怕、恐惧)与Furcht(害怕、恐惧)了，变成了更强化的Grauen(恐惧)、Schrecken(惊恐)以及与此相关的Erschrecken(恐怖)、furchtbar(令人恐惧的、可怕的),甚至Terror(恐怖)、Hor-ror(恐怖)。用词方面的加重和多样化，反映了言说主体感受的加重和多样化，而且从一般的“害怕”深化到“恐惧”“恐怖”,这更凸显了惧怕的具体性和集中性。当然，可惜的是，这些差异从中文翻译上表现不出来。

虽然畏(焦虑)与怕(恐惧)不同①,但两者都暗含了对危险和伤害的预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区分经常很难操作，虽然中文的有关翻译大都没有区分“焦虑”与“恐惧”,但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这里，恐惧与焦虑的区分倒是很容易被理解。他们把海德格尔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焦虑”非常清晰明白地转化成具体的“恐惧”。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面前，海德格尔此时焦虑的“弄不清楚”的状态不折不扣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所在。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1939年1月19日关于个体的讨论中，把个体和个体的概念都看作必须付诸历史才能解决的。个体的历史性求解和批判呈现出一种迥异于资产阶级个体抽象概念的特点，它蕴含着个体概念被拯救的可能性。

个体与财产、焦虑、成年相关。霍克海默认为，个体与所有权密不可分。而所有权与焦虑(Angst)密切相关。焦虑是个体概念的一个构成成分。当今，在关于镜像性格(reflektorischen Charakter)的学说中，已经没有个体了。跟所有权连接在一起的特殊的焦虑、恐惧根本不再被认出。而焦虑、恐惧经验的缺乏也会引起自我形成(Ichbildung)的无能。这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在他那里，所有非本真存在(Uneigentlichen)的范畴都是在对立于焦虑的意义上被确定的。①

如果说英语中的angst(焦虑，不过一般用anxiety一词)与fear(恐惧)的区别比较明显，那么,德语中的Angst(焦虑、不安、害怕、恐惧)与Furcht(害怕、恐惧)作为日常用语的区别就没有那么明显：前者也有恐惧和害怕的意思。法西斯主义足以把焦虑快速置换为恐惧。对《启蒙辩证法》中有关恐惧与主体性的探讨不能忽视当时这一背景。它意味着，恐惧在扼杀主体，也在呼唤和造就主体!令人恐惧的东西在扼杀启蒙，而启蒙就是战胜恐惧!主体是在对恐惧的战胜中形成和得以维系的!

恐惧造就纳粹统治的持续。任何人对纳粹实行的消灭反抗的做法深感恐惧，因而采取顺从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的，对自己生命的自我保护是天生的本能，面对自己生命的消失，人们都会恐惧，即使是当时参加“白玫瑰”团体的汉斯、索菲兄妹也是如此。但他们还是承担起了启蒙的责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唤醒人们，教育人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责任和工作。

的确，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再残酷的制度也可以因此而崩溃。可启蒙又总是面临着多数惧怕不敢接受、不敢迈出步伐的事实——否则也不需要启蒙了。索菲·朔尔所说的“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也许就是启蒙者的良知所在。这是启蒙的基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础。

因此，霍克海默说：

人总是被无数的恐惧(fear)纠缠着。在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中，世界在人们的设想中跟邪恶力量有关，人们通过安抚行为和魔法来控制它。从这种宇宙观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首要动机。科学的每一次胜利都把斗争推进了恐惧领域的更深处。科学个人以力量来支配那些以前看来完全受制于某些神秘力量的东西。人们曾以为自然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不可预测的存在，从而敬畏它；但是，对抽象公式的信心已经代替了这种敬畏。①

这就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是征服和消除恐惧的一种努力方式，科学也是如此。但科学的进步并没有消除恐惧，只是将其转移了地方而已。通过这种转移，恐惧被掩盖起来，或者至少不在表面上存在着，退到了一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甚至成为一个集体无意识，见怪不怪的东西。霍克海默突出强调了焦虑理论跟政治的联系。个体通过终止跟总体的对抗，与焦虑、恐惧的经验统一起来，焦虑每次总使我们担心坠入无定形的非同一之中。①在这些思想里，蕴含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以来对现代工具理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