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仅要探讨人的本质、本性及在自然界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要说明人如何通过心来实现性、完善性。这样，心的作用、地位如何？它与性是一种什么关系？便成为心性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人谈性不重概念抽象，而重其生命的生长过程。牛生而体形庞大，雁生而脖子长，即是它们性的体现，或者说是它们的性使然，而人却是因为学习而成其为人。从性有超越的根源来说，人们的性是相同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但每个人的用心各不相同，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使然。竹简的“性-教异”论可能是对古代的“天地之性”与孔子的“习相远”的结合，是对二者的进一步发展。其性也主要是气性、自然人性，而不完全是道德人性。

由于重视“学”“教”对人性的塑造、培养，竹简对性与外物的关系做了详细说明：“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第9—12简）这是说，对于人生而所具的性来说，感应、触动它的是外在之物，迎合、顺应它的是欢悦之事，教导、改造它的是有目的的人为，[73]磨砺、锤炼它的是行为之义，使它表现、展示出来的是客观情势，培养、塑造它的是后天积习，增长、统率它的是人之道。而人之所以能“长性”“养性”“厉性”等，则是因为他具有心，具有主体的实践、认知能力。

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性自命出·第14—15简》）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道，道即体现在事事物物之中。对于道来说，“心术”是最主要的。所谓“心术”或可理解为用心之道或用心的具体方法[74]，是指心的认识、判断能力而言。因为道虽然客观存在，但只有通过心才能认识、实践道，并进一步增长、培养性。道可以具体分为四种，有学者认为可能即是竹简《尊德义》所说的“民之道”“水之道”“马之道”“地之道”，而在这四种道中，只有人道可以引导、教导民众[75]，其他三道，仅仅是道而已。竹简似乎已意识到“人道”与“物道”的不同，并试图作出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竹简虽然重视人性的塑造、培养，但并不把性、情看作消极、被动的，看作仅仅有待于加工的材料，而是从古代“天地之性”的思想出发，肯定性具有自身的常态，具有自身的规定性。这样，外在的礼、道就不仅仅是对性、情的矫治、改造，更重要的，乃是出于性、情的需要。

如有学者指出的，竹简的“道”常常是对礼而言，是指礼道。所谓“道始于情”，是说礼的制作本始于人情，也即是竹简《语丛二》所说的“礼生于性”。对这一过程，竹简有具体说明：“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义道也。或序则为之节文也。[76]”（第18—20简）这是说，礼的制作是由于情，是由情的兴发、勃兴而产生的[77]，是根据具体的事宜以及不同的人伦关系而制定的，它的先后顺序即是义，而作为先后顺序的义则是情的节文。因此在竹简这里，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或义实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始者近情”，礼的制作要从情出发，要符合性的需要，而不是对性的粗暴践踏；另一方面，“终者近义”，情的表达又要符合义，要受到义的节文，而不是情感的泛滥。一方面，“知情者能出之”，只有真正懂得情、理解情才能表达情；另一方面，“知义者能入之”，只有懂得了义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节敛情。在情与义之间，竹简不是突出一方忽略另一方，而是力图达到二者的平衡与统一。在它看来，真正的君子就应该是“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性自命出·第20—21简》），是情感与仪节、内与外的统一。竹简的主张显然来自古代“天地之性”的思想，而与以后的荀子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强调情与义的统一，竹简十分重视音乐的作用，乐教在竹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竹简看来，“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音乐本来就出自情，是情感真实、自然的流露，同时又具有打动人心的深厚力量。“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性自命出·第24—26简》）听到不同的乐声，看到不同的乐舞，就会在内心产生或喜悦、或兴奋、或感慨，甚或奋作而起、或克制收敛的不同感受，音乐对人心的影响深而且久远。

咏思而动心，喟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性自命出·第26—27简》）

值得注意的，是“反善复始”一句。竹简所说的“善”，除了下篇“性善者”一句外，一般是就善事善行而言，是一种社会的价值判断。竹简“善不善，性也”，也是说性可以表现为一般人们所认为的善或不善，是就性的具体表现而言，而不是说性自身就具有善或不善。故善往往又“与义、美同意”（《说文》）。竹简说，“义也者，群善之蕝也”（《性自命出·第13简》），即认为义是各种善的标准。因此，“反善复始”一句中的“反善”，或许可以参照上文的“终者近义”，理解为情的表达要符合于义，这样它即返回、达到了善；而“复始”可能是对情而言，是说情虽然受到礼、义的节文，但这种节文乃是出于情的需要，要符合情。上文“始者近情”，与此意思相近。所以，“反善复始”实际是就音乐对心性的修养作用而言，认为它既培养了善性，又表达了真情。故下一句接着说“其出入也顺”，“出”指情感的兴发，“入”指义对情感的节敛，而在音乐的作用下，情感的兴发、节敛自然和顺，并“始其德也”，产生内心的德。但这种德显然不仅仅是“外”对“内”的改造，同时也是“内”的表现和需要。对于竹简上篇中的大段音乐论述，学者往往感到疑惑不解，甚或对竹简的内容和性质提出疑义。其实，竹简之所以重视音乐，同它对心性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即在于音乐既能表达情，又能陶冶性，是统一情、义的最佳手段，而这又是竹简最为重视的，于是赋予音乐在心性修养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儒学的发展来看，乐教的盛行往往同自然人性论，尤其是同重“情”的思想息息相关，而以后乐教走向衰落，原因虽然很多，但道德人性论的兴起，“情”被人们所忽视，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竹简下篇虽然没有围绕心、性关系进行专门讨论，但有关心的论述依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其文说：“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可知也。”（《性自命出·第37—38简》）虽然能作一件善事，但如果不是发自真心，就不值得推崇。如果心怀虚伪，就不能求得真心。可见，人是不能虚伪的。竹简提倡真诚，反对虚伪，同下篇突出仁爱、忠、信并将其归之于性的思想，显然存在联系。在它看来，一个人不仅在于他的行为要符合外在礼仪，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自觉。

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柬柬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柬柬如也，不有夫恒怡之志则缦。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性自命出·第44—47简》）

节节，适度有节貌。柬柬，有学者认为同“謇謇”，似是形容人的诚信。[78]采，当读作“采（从忄）”，训“奸”。[79]诎诎，《广韵·物韵》：“诎，辞塞。”“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诎诎意同于木讷，是孔子认为接近仁的美好品德。竹简认为，一个人行为节制有度，但如果没有真诚之心，就会转向邪恶。一个人怀有真诚之心，但如果没有自强不息的意志，就必定会怠慢。一个人能说会道，但如果没有质朴之心，就会流于浮夸。一个人内心和悦易于相处，但如果没有奋作之情，就容易招人羞辱。与外在的仪节、行为相比，竹简之所以更重视内在的“柬柬之心”“诎诎之心”以及“恒怡之志”，显然同它突出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密切相关的，竹简下篇似已提出道德心的内容，这与它性善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前面说过，竹简下篇也谈论情，但主要是道德之情，是仁爱、忠、信之情。而仁爱、忠、信之情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实践性，反映了主体自主、自觉的活动。所以，竹简下篇不仅仅是在内在之情与外在之义间寻找统一，而且常常超出外在的义而去突出内在的情。“恶之而不可非者，达于义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仁者也。”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了义，即使心里厌恶却不能认为他不对。而一个人如果出于仁爱之心，即使行为有了过错也不会遭到人们的憎恶。可见，情、义不仅有统一，也有对立。而正是在此意义上，竹简提出“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与此相应，竹简下篇似更重视主体的能动性，要求人们自我承担、自我表现、自我完善。“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身欲静而毋羡，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壮而毋拔，欲柔齐而泊，喜欲智而亡末，乐欲怿而有志，忧欲俭而毋闷，怒欲盈而毋希，进欲逊而毋巧，退欲循而毋轻，欲皆度而毋伪。”（《性自命出·第62—65简》）竹简下篇的这些特点，显然与其对心、情的理解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