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学有无近代启蒙意义，是贯穿整个20世纪戴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关涉戴震哲学思想性质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又衍生出新的问题：戴震究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如果是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关系到戴震哲学思想定性问题之争，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戴震是中国18世纪重要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如周辅成认为，戴震是一位具有“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最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家”[102]。1980年，王茂在《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做了如下阐释，戴震在社会哲学方面，已经“具有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那种人本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他的哲学是“自觉地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相抗争的一种新的、启蒙的哲学”。[103]通过对理学演变历史的考察，蒙培元认定，戴震“是一位真正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式宣告了理学的终结”，人性学说是戴震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104]

对于何为“启蒙”的哲学判断标准及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启蒙意义等两个问题，以萧萐父先生为代表的珞珈学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萧萐父先生本人认为，要审视一个思想家的哲学有无启蒙意义，其重要标尺在于看它是否“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是否“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即必须从“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涵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105]许苏民认为，戴震对知识的积累与对真知的探求、追求真理“必空所依傍”、抨击“以理杀人”的作为专制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从这几方面看，戴震学说具有“无可争辩”的启蒙意义。戴震自觉以启蒙为己任的学术进路，使得他在本体论与人本主义上以理性启蒙为特色，认识论和知识论上为知性启蒙，伦理学与情感哲学上为感性启蒙。笔者本人认为，肯定人的基本物质欲求，要求将抽象的道德价值原则建立在具体的感**基础之上，是嘉靖、万历以来早期启蒙思想者的“一贯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8世纪戴震等人的思想之中”。从李贽的“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中经王夫之的“天理寓于人欲之中”，最后到戴震正面展开对宋明理学所构造的旧的天理观念的批判，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启蒙思想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上“走完了一个逻辑的过程”，即“破坏、调整、彻底地扬弃与解构，将旧的‘天理’观念解构之后，创立新的‘分理说’，从而在理论上宣布了宋明理学‘天理’观念的死亡”。[106]具体来说，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从三个方面得到了展开。一是揭示旧的天理观在理论上的缺失。二是从旧的天理观的实践危害性入手，进一步批判旧的天理观的理论危害性，要求人们扬弃这一理论，选择新理论作为生活的指导。三是要求以常识理性代替理学家所设想的高调伦理，要求伦理理性回到日常理性之中，并表现出要将伦理与法律分开的朦胧意识。将由宋明理学颠倒了的物质生活与道德伦理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使新的道德、伦理原则奠基于人类感性的物质生活的坚实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为人的现实功利追求提供了一个相适应的新道德新伦理原则，并为其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了理论的辩护。[107]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如黄俊杰从孟子学解释史角度对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戴震“站在中国思想史上‘传统’与‘近代’交界点上”，对孟子学的解释“处处充满新意，深具所谓‘近代性’”。戴震透过释孟批驳宋儒，“使他的孟子学取得了鲜明的护教学性质”。[108]

冒怀辛认为，戴震是“唯物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盏‘传灯’”，但却以经学为主，致力于考据学，影响了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成就，在封建势力笼罩下，他“留传了一线可贵的抗议精神，在进步思想的潮流中处于承启的地位”。[109]

针对有些学者将戴震哲学的启蒙性质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的观点，刘清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戴震哲学中的儒家因素与其启蒙倾向并不相互抵触。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戴震只能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解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从而透露出启蒙的晨辉。戴震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110]

第二种观点认为，戴震哲学中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因素，但不宜评价过高。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指出，戴震的“人等于我”的社会哲学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复活了17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但这是一道微弱的光，并非是“新哲学的建设”或“哲学的中兴”，戴震哲学“不是清代哲学的建设者，尤其他的观照论与唯知主义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传统”，并非“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程度的发展）”，并且“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而且他的哲学“没有‘发展’的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111]姜广辉同意侯先生的观点，说道：“戴震属于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其启蒙意义不宜估计得很高，说他‘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是比较准确的。”[112]他又进一步地补充道：“戴震是古代性理哲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近世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戴震哲学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其特点是：对理学的批判与对封建特权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人性理论，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形而上学方法论。[113]

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作者群认为：戴震“有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但他“还没有脱离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因而也就不能根本摆脱封建的传统的意识形态”。[114]李锦全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戴震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启蒙思想家，他并没有要改变封建制度的认识，也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是在客观影响上他的某些观点对近代学者会起到一些启蒙作用。”[115]杨宪邦等人则认为：“戴震对程朱学派‘理欲之辨’的批判是尖锐的、深刻的，其中包含了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但是，戴震也没有摆脱地主阶级的立场，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11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戴震哲学仍然属于中国古代哲学，戴震仍然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戴震哲学中包含有近代思维因素，但不占主导地位。

周兆茂从中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共同特点的新理论认识出发，对戴震哲学的启蒙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启蒙哲学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高扬理性主义精神，强烈批判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第二，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强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两个标准来看，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与近代哲学所提倡的反权威、反传统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但使用的武器是孔孟之道，并非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来看，都不能归入彻底反权威、反传统的近代启蒙思想范畴”。戴震终其一生，都对程朱的人格十分尊崇，因而其反传统反权威的精神是有限度的，而无法与李贽、傅山、颜元等人相提并论；戴震虽同情广大人民群众，但与封建统治者不即不离，具有种种“庸人”气息，“不仅与西方启蒙学者大相径庭，而且与何心隐、李贽、颜元、傅山等中国启蒙学者反对封建专制的立场也是无法比拟的”[117]。

对于上述低调的评价，学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如孙振东等认为，戴震是18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我国启蒙思想及运动的先驱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着光辉的历史地位，侯外庐等人对戴震的评价有些过低。戴震虽处于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在这一相对稳定之中也包含了剧烈变革的契机，其哲学思想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对阮元、焦循及以后的谭嗣同等的思想也有影响。孙氏认为戴震的思想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情况，这一观点中有拔高戴震思想启蒙意义的地方。[118]

第三种观点认为，戴震是18世纪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在其哲学中不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如杜国庠认为，戴震哲学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其本质属于进步的唯物主义，《疏证》是“近三百年的哲学杰作”。[119]这一观点，与20世纪前期冯友兰将戴震视为“清代道学的继续”，以及钱穆的相关观点颇相类似。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戴震哲学“不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因为“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主论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近代思想的启蒙的本质特征”，而“戴震对后儒的批判，使用的武器不是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无欲’之欲。……他未否定人治思想，也未否定无私观念，这决定了戴震缺乏近代启蒙的思想基础”。[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