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论本体论的视域来理解“实践”，就是要强调，“实践”所意指的乃是人“本源性”（在此，“本源性”不是指时间上的始末，也非逻辑上的先后，而是指存在论层面的基础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是人独特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实践”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内在相关的生存论本体论概念。

“实践”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可从如下最基本的几个方面清楚地显示出来：

1.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看，实践活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感性活动，体现和构成了人与世界本体性的原初关系，拥有着优先于人与世界的抽象认知关系的基础性地位。

人与世界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之间并非如传统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然后再通过认知的途径来寻求统一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生存实践中本源性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绝没有一个叫作“人”的现成存在者同另一个叫作“世界”的现在者“比肩并列”，然后再通过概念和知性逻辑把两个现成存在者“粘连”起来那样一回事。在生存实践活动中，人并非如传统形而上学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面向整个世界的理性的静观者和凝视者，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者。无论是就其始源关系，还是就发展关系来说，人都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因而他绝非脱离世界、与世界“绝缘”的现成存在者。与此同时，“世界”并非如传统形而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而是一种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缘整体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直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处于对人的关系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活动参与、创造的“属人世界”。在此意义上“世界是属于人”的，它是从事着生存实践活动的人的基本规定。人具有“属世界性”，世界具有“属人性”，人与世界是一种通过生存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相互构成、相互生发的一体性关系。

人与世界的这种本源性关系，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的存在物。**、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6]。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7]；另一方面，“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8]。这些论述里的前“一方面”所表明的是：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人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后“一方面”则表明，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不是如费尔巴哈似的“静态的直观”意义上的感性，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自然感性存在物，而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的否定者，自然又属于人。人属于自然，同时自然也属于人；人既依赖着自然，又否定着自然；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具有超越自然的本性。而使人与自然的这种矛盾关系实现内在统一的便是人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活动。它既是造成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对立、发展其间矛盾性的一种分化世界的活动，又是消除主观性和客观性各自的片面性，使二者达到更高统一性的活动；既体现着自然的本原作用，又体现着人的能动作用的活动；既使自然从属于人，又使人从属于自然；既使人向自然生成，又使自然向人生成。人与世界就在这种感性实践活动中最为本源地关联在一起，并在这种活动中，使人与世界结合为一种动态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人和世界的这种一体性关系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本源性的社会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共在”才能得以实现，或者说，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的实现必须以人与人的社会的一体性的“类”关系作为中介，“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于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马克思说道，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马克思还说道：“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0]这里所谓“自身的类”“普遍的”“自由的”，所强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本源性的社会关系，强调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人的存在，或者说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本质。

可见，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一种把人、自然、他人三者否定性地连为一体的活动，它使人既处于与自然的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又处于与他人的一体性的统一关系之中。“三位一体”，共同组建成人“在世”的生存论结构。很显然，与传统形而上学先把人和世界知性地分裂开来，然后再通过抽象理智和知性逻辑来沟通二者的关系相比，这种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拥有存在论上的首要的优先地位，理智认识和知性逻辑只有植根于感性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其合理性，而不是相反。

2.从“世界”之为“世界”的角度看，实践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人生存于其中的本源性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奥秘”和深层根据。

如何理解“世界”，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在于它是一个知性把握的现成对象和“存在者整体”，而是因为它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世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缘发构成”的“生活世界”。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讲，“‘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11]。

理解人的世界，有着特殊的困难。如果说在人之前，整个世界是一个完全的、由自然关系所统治的、按照自然规律循环不已的单一性世界，那么，由于人的生命的产生，“世界”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人产生之前的洪荒宇宙，而是由人的活动参与创造而成的、已经“二次生成”的世界；它已不再是单一的自然关系所统治的世界，而成了一个以人为目的的、为人而存在的、渗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充满着多重矛盾关系的属人世界；它不再仅由自然因果规律起作用，还由一种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关的应然规律，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不再处于机械的循环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地生成流变和发展之中；它更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必然王国，而是一种不断扩大的自由天地。一句话，人的世界已不再是无生气的死寂世界，而具有了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性质。如何理解人的世界的这种矛盾性、丰富性和生成性的性质，始终是哲学史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世界的这种“生命”特性，根源于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源性生命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人来源于自然，就此而言，人属于世界，但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把人的生命力量对象化，把自然界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把自然关系变换为“属人关系”，从而使整个世界“活化”起来并拥有了生命的光辉。在此意义上，世界又是属于人的。实践活动把“人属于世界”和“世界属于人”这两个方面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并由此生成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2]在此意义上，人现实的生活世界完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构造”或“组建”而成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建构者和最终根据。离开实践活动谈人的世界，等于把人的世界下降到与“无人身”的自然世界完全齐一的水平，从而抹杀了其属人的性质。可见，实践活动是一种赋予世界以生命意义的生命活动，它是构成这个有生气、有活力、有意义的世界的最终根据和奥秘所在。

具体而言，若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则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将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不是死寂的、与人无关的、铁板一块的“死的世界”，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个“活生生”的世界。

对于动物而言，自然界就是它们的“现实的”世界，是它们天然的乐园。但对人而言，与人无关的自然只具有潜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生成对人而言的“现实的”世界。人通过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在自然的“向人的生成中”创造“属人的世界”，这是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实现从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化、不断扩大属人世界范围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人独有的生活世界不是一个从来就有的自在世界，而是由实践活动所开拓和创造的一个动态的属人的“活的世界”。

其次，它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单向度世界，而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丰富多元的复杂世界。

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多重矛盾性及丰富多元性是由人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多元矛盾性质所决定的。正如前面再三强调的，人的生命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实践活动是一种包含多重矛盾关系的能动活动，由这样的生命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具有多重矛盾性与丰富多元性的世界。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自然性与人文性、目的性与因果性、经验性与超验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多重矛盾关系的交汇点。由此，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也必然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多元世界。它既不像自然世界那样纯粹，在那里大自然的力量是唯一的主宰；也不像极端超越的理想世界那样的单一，在这里意志的力量是最高的权威，它可以凭着目的和应然性去安排一切。它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于人的，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观念性。那些两极对立的多重矛盾因素与力量在此两两相通，实现了否定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多元开放的、丰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

最后，“现实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实体统一性世界”，而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处于持续创造生成之中的“活动统一性世界”。

“实体统一性世界”是由某种孤立的实体所统治的世界。在此世界中，某一终极的实体是一切现象背后支配着一切现象的绝对存在，它超越时间、人类而存在，同时构成世界最终的解释原则。整个世界都是以这一实体为中心，按照这一实体的原则而存在、组织和运转的。把人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实体统一性世界”是一切传统形而上学的共同特性，它们或者以物质，或者以精神，或者以上帝，或者以自然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企图从这些实体性存在出发，寻找到能够以一驭万、一劳永逸的，掌握世界最高真理的“秘钥”。很显然，这种“实体统一性世界”必然是一个封闭的、僵死的世界，是一个由无所不在的单一、排他的实体原则支配的世界。它犹如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把丰富多彩的人的生活世界简化为一种一元性的存在，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和一切需要，统统服从于唯一“实体”的安排。这样的世界，完全可以称为“敌视人的世界”。

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与上述“实体统一性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它追求的不是世界的单极统一性，或者说它寻求的不再是终极实体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和创造过程的统一性。任何具体的实践活动诚然都是以主观性或客观性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这并不意味可以把它们当作孤立的“实体”加以确定。在实践活动中，精神的因素或物质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客观的因素，经验的因素或超验的因素等，都失去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地位，都不能作为孤立的实体性存在来加以确定。我们承诺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客观性，但“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3]“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4]，尚未进入实践活动的自然界只具有潜在的性质。同样，处于实践活动之外的精神、“我思”、自我等，由于尚未在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本质力量，因而其存在不具备真正的现实性。只有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经验因素与超验因素等进入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才能扬弃其潜在性而获得现实性品格。

哲学历来把追求世界的最高统一性原理作为自己的一个重大使命。传统形而上学所热衷的是运用认知理性，去追求世界的“实体统一性”，永恒在场、绝对同一、普遍性的超感性实体被视为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和根据。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种以实体化方式所实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所导致的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和瓦解。“实践观点”同样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但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不同，它所追求的不是抽象的实体统一性，而是一种“生存活动”的统一性——在感性实践活动这一人的本源性生存活动中，人与世界同时在场并敞开，在一种开放的、相互构成的境域中，所形成的世界既不是实体化的科学世界，也不是同样实体化的神学世界，而是丰富、矛盾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

3.从“人的存在”角度看，实践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意指它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人是世间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展现自身的存在过程的，这是人的生命存在区别于动物最本源性的分界点，因而也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奥秘”和深层根据。

人与动物之间的分别，按照马克斯·舍勒的观点，是关系到“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便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动物这一“属”加上“理性”这一“种”所形成的存在者，“理性”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对人的理解实质上是把人当作“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15]，因而与理解物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别。舍勒说得更清楚，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自然延伸”[16]，它在表面上把人看得很高，其实是人的贬值和人的价值的颠覆。

马克思同样认为，确定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找到某种特殊的、动物不具备的理性等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领会到人是一种具有“生存”性质的特殊存在者，而后者只是“现成的存在者”。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7]，“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8]。他还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9]所有这些论述，都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只有人的特殊的“生存”本性和“生命活动的性质”，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尺度。人是什么，是与他的生产相一致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能“生产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动物这样一种“现成存在者”所不具备的，因而也就最深刻地构成了“人猿相区别”的本源分界。

以人的“生存”特性和“生命活动的性质”为尺度，人与动物的如下重要区别才得以呈现出来：

（1）动物的生命活动是封闭的和被动的，而人的生命活动是开放的、能动的和自由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0]。

（2）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狭隘的、片面的和单一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全面的和丰富的：“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其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

（3）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依赖性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性的。动物自身的自然物种规定使之只能屈从于生命的本能，依赖外界环境而生存，这意味着动物的行为完全由它的生命本能所支配，它不可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为自己开创一个新的天地。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对象”，只能是“非对象性”的存在。“它只是亢奋地生活，与它的周围世界融为一体，并象蜗牛一样，走到哪里就把壳背到哪里，动物也把它的周围世界作为结构背到它的所到之处。动物没有能力把一个‘周围世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置于远离自己的地方，并把它名词化为‘世界’；也同样没有能力把受情绪和冲动限制的‘抵抗’中心转化为‘对象’。”[22]与此不同，人则通过实践活动把生命变成了“自我规定”的自由存在，使生命摆脱了自然的绝对控制和主宰，可以说，“人就是那个其行为无限‘面向世界’的未知者”[23]。

所有这些区别，根源于人与动物在“生命活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人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来表现自身所特有的“生存”特性和“生命活动性质”，这使人突破了动物生命封闭、片面、狭隘和单一等特性，而具有了自由、自觉、开放、全面和丰富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实践活动是为人所“特有”的，使人与动物的生命得以区别开来的生命活动方式。

（4）从基本的理论旨趣来看，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还因为实践活动所深蕴的生存眷注：实践活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自由”是实践活动最根本的精神旨归，“自由”与“实践”乃是互相阐释和互相规定的。因此，不是关于世界的“最高知识”和“终极解释”，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生命自由，成了实践活动的最高旨趣。

根据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等人的考察，作为总体性范畴的“实践”与作为纯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有着重大区别。前者是“praxis”，后者则是“practice”。“practice”是一个无价值指向的中立性概念，而“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性范畴，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它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24]，“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改造世界、实现其特殊的潜能、满足其他人的需要的存在。对人来说，实践是一种根本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会受到阻碍。个人的实际存在和潜在本质之间的这种差异，即实有与应有之间的差异，就是异化。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道路”[25]。应该说，马尔科维奇等人对“实践”所做的这种规定是富有洞察力的。[26]

“自由”，就是“由自”，即“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只有当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生活的“理由”的时候，他才能说是“自由”的。对自由的理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自由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27]。那么，人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实现自由的现实途径和方式是什么？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点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是通过精神的“自己乖离自己”“自我二元化自己”，最后“自己复归自己”所实现的。马克思拒斥黑格尔这种纯精神的自恋而吸取其对自由的深沉意向，把黑格尔的精神自由转化为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认为只有通过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精神的活动，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人的自我规定、自我主宰的生命活动。动物的存在完全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宰和规定，因此它自己不可能是自己的“理由”。因此，对动物谈论“自由”是毫无意义的。与此不同，人的生命则能通过实践活动超越外在的异在力量的束缚，使现存一切不断被“革命化”，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成为“人”。因此，人自己就是自身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自然不是由人主宰的，因为实践活动既内在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神”也不是人的主宰，因为实践活动使人得以确证自己的此岸力量。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对此，马克思曾概括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是实践活动的本性。正是它，使得人的“自由”真正成为可能。

可见，实践活动是一种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活动，追求和创造生命的自由，构成了实践活动的重大旨趣。

（5）从生存实践活动与认知性的理论活动这一基本关系的角度来看，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还因为它实现了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关系的颠倒，颠覆了“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把人现实的生存意义、生命质量的提升、生命意义的充实和生命内涵的丰富真正置于最为优先的基础地位。

“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最早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其根本的思想冲动是“看”或“凝视”。正如格里斯所说的，“看”是古希腊“思”的主要意象。[28]海德格尔同样指出，静思和行动的分离，是西方传统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当哲学家谈到存在时，他们喜欢名词更甚于动词，喜欢动名词更甚于动词的不定式”[29]。所谓“看”和“凝视”，所谓“静思的态度”，都是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元分立为基础、以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把世界当成一个客观对象来予以把握的思想传统。它所追求的是世界的终极解释和最高知识，因而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论的传统。

很显然，照此思路，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理论的态度高于实践的态度，逻辑的立场优先于生存的立场，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它看来，纯粹的、静观的理论生活具有如下“优越性”：

一是绝对性。哲学理论代表着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绝对真理”，具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性质。

二是神圣性。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与真理同在，因而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

三是封闭性。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因此它自足完备，无须外求。

在现代哲学的观点看来，上述“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颠倒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并因此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所以，“从逻各斯转向肉身，是现代哲学的又一决定性转向，其意义甚至大于哲学的科学化，这就是舍勒指出的本能造反逻各斯的现代哲学思想运动”[30]。

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马克思充当了向“在场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首先策动进攻的先驱，而推动着马克思完成这一理论叛逆的重要理论支撑则是实践原则。马克思洞察到：在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这二者关系中，生存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首要的、优先的地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尖锐地批判那些把理论的生活当成“唯一的人的生活”的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32]；他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33]。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脱离人的现实生存而崇拜“概念神话”的人们：“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34]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逻辑必须植根于并遵循实践的逻辑，名词的眼光必须从属于动词的眼光，这样才能确证自己的现实性。与生活实践相比，一切理论体系都不是自足的，而是有“缺口”的，同时它必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派生性。理论只有奠基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生存境遇，才能确证其价值。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绝对性的理论，等于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不适用，因而是毫无意义的。

二是世俗性。理论不是高居于生活之上的神圣之物，相反，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世俗化了”[35]。也就是说，哲学不是透明纯净的水晶宫里的面壁思辨，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尘世生活之中。

三是开放性。相对于永恒变动、无比复杂的生活实践，任何理论都不能把现实生活的所有真理一网打尽，因而都是不完备、不充分的。一切把世界和人的现实生活限制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都不过是理性的幻觉和僭妄。只有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开放自身，创造性地更新其内容和形式，理论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可见，马克思立足于自觉的生活实践观点，彻底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放弃了从原则和教条出发来强制性地规范生活实践的企图，把理论从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第一次实现了“理论的解放”，并因而实现了“实践的解放”[36]。“生存实践优先”的原则，构成了马克思所独具的、区别于一切传统哲学的理论境界。正因如此，我们才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哲学史的第一个“自觉的理论”，或者说，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达到“理论本性的自觉”。

颠倒逻辑与生存、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其根源就在于把人的现实生存、生命价值，以及现实生活置于相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马克思相信，人的现实生存和追求生命自由，以及生命幸福的生活实践都具有超越理论思辨的绝对优先性，理论唯有服从生存实践，创造性地向生存实践开放，为它提供积极的思想支持，才能确证自己的“现实性”和存在价值。理论从属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切勿为了理论教条而牺牲现实生命，就是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世界之为世界”“人的存在”“理论的最基本旨趣”以及“生存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关系”五个基本方面论证了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意蕴。这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方面，从不同角度表明：只有从生存论本体论视域出发，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才能避免从经验常识和纯粹认识论的观点来理解“实践”，并因此遮蔽“实践”观点所固有的生存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