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这已经成为科学哲学家的基本共识，因为“科学哲学的远大前程在于它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以批判的精神指出一种语言构架的容纳能力，并为建构新的语言构架提供方法论原则和指明方向”[15]。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这一思想的最好演绎。库恩同样认识到了语言之于科学的重要性。不过，跟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同，库恩的科学语言观念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反辉格主义的科学史编纂学（anti-Whiggish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激励，因此，他从语言的动态使用层面上出发，来看待语言在理论评价、科学革命描述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用来解决“范式”观念所引致的诸多困境。这样一种借助于语言层面的策略，具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

首先，利奥塔的科学知识语用学，为库恩解决科学知识合法化提供了方法策略。

库恩的标志性的“范式”观念以及用伴随科学革命的范式转变来解释科学的发展，不同范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术语，它们在逻辑上不可通约。也就是说，后出现的理论并不比先前的理论有任何进步，也不比前者更加靠近真理，或者说科学并没有合适的方法能够接近或进入真理。由此，就对业已形成并享受了崇高社会地位的科学及其知识主张产生了公众质疑，即如何来衡量科学拥有的特殊权威，又是什么使得科学知识主张变得合法化呢？正是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背景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新的关注点。

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知识语用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关于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利奥塔看到，随着科学在人类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成功表现，科学愈来愈显示出极端的统治者的地位，但是科学并不是知识的全体，它不得不去面对自身这种地位的合法化问题，而这并不是科学本身能够解决的，需要从整个语言规则和话语情景的变化上来解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科学知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论说”，它并没有超越叙事知识的地方或比叙事知识拥有更多的必然性，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特性已经不再适合于后现代的情景了，它必须寻求新的辩护基础。在利奥塔看来，这就需要在科学知识语用学的基点上来进行。因为一切科学知识和叙述都是通过交流和传播进行的，从而表现为讲话者、听者和指称物之间所架构起的语言游戏，而且，科学知识的辩护是一种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理论和实际在一个社会的传媒要素构成中。语词明显开始拥有了新的重要性”[16]。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科学知识的神话实际上已经在信息社会的不同的语言游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变成了局部决定论的碎片，科学知识表现出的形态“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

因此，对于科学知识合法化，利奥塔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但因为“科学无法像思辨性的语言所假设的那样，科学无法使自己为自身合法化”，只能“在对语言游戏规则的考释研究中，总结出一条合法化的路向，不再依赖于具体操作的效能来实施合法化”。[17]这种语言层面上的策略，无疑为库恩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解决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

其次，康德的本体—现象世界的区别，为库恩解决不可通约性论题提供了理论根基。

库恩范式所引发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本质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1）问题（problem）和标准（standard）的变化。科学革命前后由不同的范式所“辖制”，因此，每一个范式都有属于自己关注的问题以及判别的标准。范式不同造成了问题和标准的变化，这导致了不可通约。（2）意义（meaning）的变化。不同范式下的两个理论，它们的转换主要表现为，科学术语的意义在替代理论的转变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新理论出现了。（3）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变化。不同的范式利用不同的内在关系构造并分割成了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不可通约性论题的上述三个部分之间，最核心的就是第三个，因为前两个实际上就包含在后一个当中。应当看出，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部分地承继了康德对本体—现象世界的划分。其后，当不可通约性论题受到广泛质疑的时候，库恩开始注意到，不同范式下的“世界”，具有康德意义上的“本体世界（noumenal world）”和“现象世界”的区别。本体世界独立于范式而存在，科学革命前后，它保持着一贯性。变化着的是由范式所构成的现象世界。正如库恩自己所言，“所有的差别和变化都建立在本体世界之上，它是某种永恒的、确定的和稳定的事物。如同康德的物自体，是不能言说、无法描述和不可讨论的”[18]，但是，本体世界的稳定性是变化着的现象世界的一切之源，它满足了诸多现象及其构成的世界。

那么，本体世界跟现象世界，或者说普遍的概念范畴跟经验事物之间如何进行联结呢？康德同样为库恩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作为语言工具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正如康德所指出：“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简单地就是一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并且我们能够形成这门科学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他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它属于语言的事情。”[19]为了探询经验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因而它将实际地成为一种语法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按照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一样，经验是范畴这种先验语法对自然现象加以拼写的结果。概念图式是能够既符合先天的语形规则，又能够与直观对象相关联，从而获得语义意义的唯一有效认知表征方式，是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的创造意义的手段。

由此，语言层面上的概念图式的存在，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因为既然通过概念图就能够保证意义的连贯性，那么，因为科学革命前后，本体世界仍然是不变的，是前后范式或理论由以形成的基础，从而科学共同体之间仍然有交流的共同基础。通常的不可通约，即交流的失败或者理论的变化，只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上。通过概念图式这一通道，就可以使得现象世界中交流的失败，部分地在本体世界那里得到克服。

第三，沃尔夫的“假说”，为库恩在后期理论中整体采用语言策略提供了思想信念。

如果说利奥塔的科学知识语用学和康德的本体—现象世界的区别，还只是为库恩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的话，那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B.Whorf）的“莎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与其老师莎丕尔[Ed.Sapir]共同提出），则让库恩在后期理论的构建中，整体转向了语言层面。可以说，“沃尔夫假说”关于“语言先于思想”的著名论述，不仅改变了“思想先于语言”的传统论断，同时也促成了库恩的语言学转向。

“沃尔夫假说”涉及了对人类之语言、思维、实在、科学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基本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1）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这是沃尔夫假说相对较弱的方面。沃尔夫认为，语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更是构建现实的基石。沃尔夫指出，“每种语言的背景系统（即语法），不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生产工具，而且确切地说，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个体心理活动、个体分析现象、个体综合思想资料的纲领和指南。除非人的语言背景是一样的，或是经过某些方法取得一致，否则就算让人们接触了同样的自然现象，他们也不会对宇宙取得统一的看法”[20]。这就是说，语言影响到了人的思维、世界观和感性认识。使用不同的语言，会对经验进行不同的分类和组织，从而描绘出了不同的世界图景。

（2）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这是沃尔夫假说相对较强的方面。在此意义上，沃尔夫进一步指出，语言不仅能影响思想、经验和世界观，而且能对它们进行控制和支配，个体完全生存在语言所织就的牢不可破的牢笼中，思想仅仅是语言的傀儡，“我们用各种概念将自然进行切割并组织起来，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切割和组织取决于约定，即我们所在的整个语言共同体约定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并将它编码固定于我们的语言形式之中。当然，这一约定是隐性的，并无明文规定，但它的条款却有着绝对的约束力；如果我们不遵守它所规定的语料的编排和分类方式，就根本无法开口讲话”[21]。因此，人类不是按照本质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而是把语言的范畴强加于对象之上，以语言的分类来代替事物的分类。

这样一来，语言为人类思维和外部自然界提供了沟通的路径，而且思想观念和对象事物的关系完全受语言的制约，进而影响了科学的形成。沃尔夫指出，当代西方语境下的科学世界观，正是基于西方特有的语言语法而形成的，语言影响了科学的产生，所谓的科学思想，正是西方印欧语言的产物。

由此，库恩和沃尔夫具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都主张语言构造了思想和经验，都认为应该依靠语言来对世界进行分类，从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同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的科学。可以说，这是造成库恩语言学转向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