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运动被称作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这场运动为哲学研究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从一开始，它就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结为结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运用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①。这些特征描述都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确为当代哲学带来了崭新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塑造了当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却是引起众多争议且无定论的问题。本文将根据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论述，通过分析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变化，试图从当代哲学的总体特征上揭示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哲学如何走进了历史

起初，分析哲学运动就被看作是非历史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都曾声称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完全决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分析哲学的确体现出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分析哲学运动的非历史解释受到达米特等人的挑战。在1993年出版的《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达米特明确提出要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意义。①该书掀起了西方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强烈关注，围绕分析哲学运动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它与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哲学家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国哲学家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全面反映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史的最新认识，被看作任何从事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人都需要了解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由比尼主编并已出版20本的“分析哲学史丛书”更是全面探究了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思想演变和重要主题，为当代哲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个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表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了历史。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哲学已经成为过去，而是表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的视野，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反思正在成为西方哲学家的话题。在这里，分析哲学“走进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挖掘了分析哲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才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学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从而理解分析哲学问题的重要价值；其二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揭示这两者之间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由此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哲学的性质，但我们似乎越来越感觉到，在当今的哲学语境中，分析哲学已经不再被看作一种历史的运动，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哲学方法，而是一种真正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寻求明晰性，让我们的表达具有逻辑性，让我们的讨论更具说服力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更加确定地理解哲学在处理一切问题中的作用。

的确，历史地看，分析哲学运动经历了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创立阶段，走过了牛津哲学的辉煌时期，得到了在美国哲学中占据主流的历史地位，如今又成为当今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分析哲学家们不断尝试着从逻辑到语言再到心灵的研究历程，竭力说明分析的方法如何能够作用于不同的对象。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也走过了物理主义、现象主义、自然主义的不同道路，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在分析哲学那里从来就被看作哲学研究的预设前提。所有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理应被看作特有的哲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正是这种方法为哲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在经历了百年历史后的今天，我们反省分析哲学的历史会发现，这种哲学真正留给我们的遗产并非仅仅是分析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看待这种方法的态度，或者是回归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精神，是如何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清晰路径。

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分析方法不断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标志，哲学家们的确把分析方法与分析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用“分析的时代”来确定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题。然而，我认为，分析哲学所提倡的方法更应当在“治疗”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只有把哲学看作一种思想的疾病加以治疗，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意义。有趣的是，当代哲学家们在讨论分析哲学的时候，主要采取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出于历史的兴趣，从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考察分析方法的具体使用；一种是对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思想方法之间差别的兴趣，特别是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研究中寻找分析方法如何可以适用于解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这两种态度都表明了“分析哲学”在当今哲学家们心目中的意义：它并非是可以用于谈论的历史故事，也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研究工具，而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或许，“理智治疗”就是这样一种态度的最好体现。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清晰表达思想的方式。例如，比尼在《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中就把这样的方式表达为论证、清晰性和严格性，指出弗雷格的逻辑是哲学论证的典范，清晰性是哲学思考和写作的最重要优点之一。这种严格性和清晰性也同样表现在胡塞尔

(E.G.A.Husserl)对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的批判中，因为胡塞尔也强调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比尼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把这些完全归于分析哲学的特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分析哲学的确比以往任何一种哲学更为强调这些方式。①当我们以历史的方式和方法论的方式谈论分析哲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比它们更能说明分析哲学特征的方式，这就是思想上的民主和论证上的完美。前者体现了一切能够在哲学上讨论的话题都可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包括了传统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且包括了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问题。后者则宣布了哲学上的理想追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理想，分析哲学家们不断追问思想的论证如何能够以更为严格的方式加以细化，所以，分析哲学总是给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然而，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活动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先验根据，这就是他们对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的先天确证。对此，奥地利哲学家斯塔德勒就明确指出，在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我们总能看到哲学家们如何摧毁对理论构造的传统理解，他们由此认为，理论可以表达为一种使用规则的观察语言。②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断言：“我们必须先天地回答有关基本命题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基本命题的独特的逻辑形式，那么我们对它们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不存在一种由诸基本命题的诸形式构成的等级系统。我们只能预言我们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东西。”(TLP,5.55-5.556)这些表明，至少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在提出他们的哲学主张和逻辑分析时，心中已经有了对逻辑性质的先验理解，这就是要从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先天性出发，由此分析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否符合先天的逻辑形式和规则。如果从哲学性质理解的前提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分析哲学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哲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即把哲学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理性与世界关系的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今的分析哲学可以走进历史的必然性。

二、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

然而，看到了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理解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这种历史的必然仅仅说明了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没有直接反映分析哲学的历史特征。这里所谓的“历史特征”,主要是指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包括了分析哲学运动在当今世界中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我们从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概括。

进入21世纪后，当代分析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蒯因的学生、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弗莱斯达尔(Dagfinn Fφllesdal)认为，分析哲学不再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用来支持对话和宽容的一种力量，它的明显标志是运用论证和辩明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正是根据对分析哲学方法的理解，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重新做出了分析，并由此对当代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给出了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理解。

无论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达米特还是后起哲学新秀布兰顿，他们都把分析哲学看作与传统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哲学，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获取当代哲学发展的灵感。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完整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历程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这种研究在21世纪显示了更强盛的势头，哲学家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注重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重新理解，如罗克莫尔的《黑格尔、唯心论和分析哲学》、瑞丁(P.Redding)的《分析哲学与回到黑格尔思想》以及索瑞尔(T.Sorell)和罗杰尔(A.J.Roger)的《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等。这些著作都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视角重新阐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说明用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理解传统哲学并能够更好地说明它们的思想。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康德、黑格尔以及中世纪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当代分析哲学重要问题的历史根源，由此说明分析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如李斯(V.D.Risi)的《几何学和单子论：莱布尼茨的拓扑学和空间哲学》、米勒(J.Miller)的《早期近代心灵哲学的话题》等。

所有这些表明，对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哲学家们产生这种历史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分析哲学运动虽然起端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历史，因此，分析哲学的批判已经被看作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正常情形，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本身究竟是何种关系。其二，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有了很大不同，但由于分析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论证的方法始终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对自身问题的讨论完全符合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式，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同的。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

这里所谓的“现代延续”,不是指分析哲学直接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式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在更广的意义上，更是对传统哲学的扩展和延伸。这种扩张和延伸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了西方传统哲学家们对哲学本性的理解

虽然除了早期分析哲学家之外分析哲学家们很少专门讨论哲学的性质，但哲学家们对经验问题、语言问题、逻辑问题的讨论却处处体现出他们对哲学性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正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深化和拓展。这在斯特劳森、达米特以及布兰顿等人的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根据斯特劳森的理解，哲学应当是一种分析活动，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对一般的概念结构给出系统的说明。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概念的具体运用有了大量的实践理解，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实践的理论说明。虽然我们的实践表明其背后存在某种理论根据，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这种理论根据的寻求和建构。所以，斯特劳森认为，分析哲学的工作就是要寻找和建构实践背后的理论根据，由此更好地说明我们的一切实践是何以产生的。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斯特劳森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哲学性质的更深理解，即把哲学看作一种对我们所具有的概念结构的形而上学描述。他说：“形而上学长期以来往往是修正的，而很少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的实际结构，……它旨在揭示我们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能够比更有限的、局部的概念探究更具合理性，因而在方法上也有某种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语词实际用法的细致考察是哲学上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确定方法。”①斯特劳森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被看作是分析哲学运动中形而上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但他实际上是想用这种形而上学重新解释哲学的性质和功能。

对达米特来说，哲学工作是通过分析思想表达的语言完成的，或者说，对意义和思想的分析构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达米特强调，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研究，但这种研究并非是简单地通过语言分析完成的，而是要仔细地考察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通过语言研究思想，这在早期分析哲学中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哲学理想，而在当代哲学中却已经变成了一种哲学研究的现实。由于思想活动都是通过语言表达，而分析语言就是分析思想。①当哲学家们把语言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时，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关注语言的表面语言现象，或者语言的实际使用细节，而是把语言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他们更关心的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就把当代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即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家的研究明确区分开来，后者正是讨论语言的构成方式，并以科学的方法确立语言使用的原则。无论是斯特劳森还是达米特，他们都更加关注语言背后的思想，试图通过分析语言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内容。斯特劳森的方式是通过分析概念的先天结构，而达米特的方式则是通过对意义理论的构成方式理解语言背后的思想。这些都表明，当代哲学的哲学研究方式以语言分析为主要特征。

当然，在对哲学性质的理解上，早期分析哲学家给出了许多与传统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解。通常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分析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的决裂。但如果仔细考察早期分析哲学的哲学观，我们会发现它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在深层上存在根本的一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被理解为指出哲学的无用性质，无论是在《逻辑哲学论》还是在《哲学研究》中，他似乎都在提倡一种如此独特的哲学观。然而，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其实是继承着古希腊的思想传统，即强调哲学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作用，特别是把哲学看作是对生活的最好解释。维也纳学派并没有把哲学看作不同于科学的事业，他们更重视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哲学的性质，而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力图说明的哲学性质。

2.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首先，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是21世纪分析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领域。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不少哲学家关注意识活动的性质，但从认知的角度讨论意识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却是在当代认知科学形成和发展之后的事情。围绕意识活动性质以及身体活动与意识活动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心灵哲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意识(特别是感受质qualia)和意向性对于当代自然主义的心灵哲学而言是最为困难的两个问题。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布伦坦诺(F.C.Brentano)关于意识与心理意向性关系的思想，受到心灵哲学家们的重视。如果意识可以还原为意向性或者通过意向性得到解释，如果能够成功地将意向性自然化，意识的自然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近几年产生较大影响的意向论的提出，正是哲学家们通过意向性解释意识所做的一种尝试。此外，在对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中，澳大利亚神经生物学家贝内特(M.R.Bennett)和英国哲学家哈克于2003年出版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在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难题做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评。作者指出，关于心脑关系的概念混淆影响了神经科学家所开展的研究的可理解性，包括他们对问题、结果的描述和解释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①

其次，语言哲学在20世纪分析哲学运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被达米特和塞尔等人称作“第一哲学”或“主要的哲学”。进入21世纪后，虽然哲学家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心灵哲学研究领域，但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仍然涌现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维语义学”以及对指称和意义问题的研究。“二维语义学”是查默斯(D.J.Chalm-ers)等人提出的解释语义概念的实在性的理论，而围绕这个理论形成的争论则被看作是持反描述论的革命者与持描述论的反革命者之间的较量。语词和它所指称的对象是怎样联系起来的?这始终是语言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哲学史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弗雷格主义和反弗雷格主义。弗雷格主义者认为，每一正确的表达式都有其意义和指称，意义提供了识别指称的标准，也就是说，语词和它指称的对象是依靠思想对语词意义的认知或掌握被调解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内在主义，因为意义是以思想的表象模式存在的，并且依赖于主体的内在要素。反弗雷格主义者认为，语词和对象之间没有称为“意义”的调解物，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它们的联系依赖于外在的因果链条，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外在主义。近年来，关于语境论(Contextualism)与语义的最低纲领论(Semantic Minimalism,或译反语境主义)的讨论也引起了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这场争论不仅局限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范围，而且渗透到了诸如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再次，心灵哲学研究是目前分析哲学领域中最为热烈的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介绍关于“无心人”的讨论。在心灵哲学中，“无心人”(Zombie)是人们设想出来的与人在物理和功能的方面没有区别但是却没有意识的生物体。“无心人”的可能性通常被看作是对物理主义的挑战：在直觉上，“无心人”是可能的，而且许多人将这种可能性看作是形而上学可能性。但是，如果“无心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么物理主义就是错的。霍桑(J.P.Hawthorne)和布兰顿-米切尔(D.Braddon-Mitchell)曾经对这一反物理主义的论证做出回应。①他们提出，物理主义者可以通过采取一种关于现象概念的特定看法而将无心人直觉容纳进来。这种特定看法是，表达现象性质的现象概念有一种条件结构：如果世界中包含非物理状态，我们的现象概念就指称这些非物理状态；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状态(如果世界完全是物理的),那么,现象概念就指称物理状态。阿尔特(T.Alter)则表明，霍桑和布兰顿-米切尔的策略是失败的，他们的主要论证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条件分析与“无心人”直觉不相容：那种直觉的可能性本身就提示着他们两个人的分析是错误的。②霍威尔(R.Howell)对杰克逊(F.Jackson)的知识论证(Knowledge Argument)做了新的解读。杰克逊为副现象主义(epiphenomenalism)所做的知识论证表明，就关于颜色的视觉经验而言，物理信息是不完全的，感受质等心理现象不是大脑中发生的物理过程或物理现象。尽管关于知识论证人们曾经做出各种不同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即当一个人得到一种经验时，他一定有某种认知上的收获。霍威尔提出，杰克逊的知识论证不应当被看作是反物理主义的论证，而应当被看作是关于客观理论之不完全性的论证。他指出，知识论证实际上表明的是客观理论不能提供关于世界的完全的理解。在这种解读之下，客观的二元论和客观的物理主义都为知识论证所拒斥了。霍威尔认为，应当探讨一种“主观物理主义”的观点。①

最后，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复兴。他们开始重新评价上个世纪初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反对态度，试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位置。这部分的工作主要围绕对具体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如欧文(G.E.L.Owen)对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研究，科廷汉姆(J.Cottingham)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皮平(R.B.Pippin)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研究等。②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英美哲学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重视。哲学家们也开始注重把现代哲学的发展放到形而上学讨论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现代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胡塞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引发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当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讨论，试图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诠释当代哲学的发展，由此说明当代哲学与整个哲学传统的联系。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当今英美哲学家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方式。同时，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整理和专题研究，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重新诠释，如存在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因果问题、时空问题以及自由意志问题等，还有一些新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阐发，如可能世界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等，比如英瓦根(P.V.Inwagen)和齐默尔曼(D.W.Zimmerman)主编的《形而上学：大问题》,塞德尔(T.Sider)、霍桑和齐默尔曼等人编的《当代形而上学争端》等著作。①

当然，进入21世纪后，西方哲学家们在分析哲学内讨论了大量问题，以上领域中的问题仅仅是他们所讨论问题的一小部分。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

3.寻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共识

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趋向之一就是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发展中所面临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促进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愿意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发表了著作和文章，认真地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胡塞尔、福柯(M.Foucault)和哈贝马斯(J.Habermas)。同样，在法国和德国也有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问题很感兴趣，创立了新的分析哲学期刊和学会。近20年来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不满足于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欧洲大陆哲学的内容，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达米特、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克里奇利、英国里丁大学的格伦丁宁(S.Glendinning)。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寻求沟通这两个传统之间的途径，如达米特就主张回到二者分裂之前来寻求它们融合和互动的可能性和方式。也有一些英国哲学家开始研究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福柯、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而且一些学者不愿称自己的研究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他们不愿再使用这样的标签，而宁愿称自己只是在做哲学研究，而不是欧洲大陆的或分析的，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当然，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他们认为二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互动，已经无法或很难将某种研究只归类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如牛津的马尔霍尔(S.Mulhall)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被称为欧洲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同样，克里奇利也在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分析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思想，如福柯、列维纳斯等。在美国，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罗蒂的哲学中。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阐发他的“后哲学文化”的观点。虽然罗蒂的观点在美国学院派哲学主流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美国的一般学术界和思想界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对罗蒂思想的批评和讨论，引发了英美哲学家对哲学的性质和作用的重新思考。还有一些美国哲学家对欧洲大陆哲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出版了一些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譬如斯泰坦(H.Staten)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惠勒(S.C.Wheeler)的《分析哲学的解构》等。由于罗蒂等人的工作，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当代英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哲学视角，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一种哲学话语的霸权，就是说，对一切问题的讨论都可以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中，譬如有哲学家把蒯因之后的分析哲学就称作“后分析哲学”[威斯特等人编辑的《后分析哲学》(1989)一书],把以欧洲大陆哲学的视野解释的科学哲学称作“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如巴比奇等人编辑的《欧洲大陆和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哲学》(1995)]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确立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他在195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所罗门(R.C.Solo-

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含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美籍哲学家莫汉蒂(J.N.Mohanty),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对阐明现象学哲学起源的贡献》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他们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填补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从事此类研究的哲学家有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W.Stegmuller)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志趣相投；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入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则将其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从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的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诠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诠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诠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诠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诠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并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家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诠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诠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诠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不仅在诠释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欧洲大陆成立“诠释学和科学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rmeneuticsand Science),该学会最初只是由一些专门研究诠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联合组成的学术团体，但很快吸引众多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参加。该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诠释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目的是用诠释学的方法处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讨论无疑推进了分析哲学家与诠释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

三、分析哲学运动的现实意义

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完整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对分析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才能真正看清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和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哲学本身也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回溯，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逻辑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深厚的思想脉络，而分析哲学运动的性质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考察才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

从哲学性质上看，分析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近代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对语言和意义的考察正是对思想本身的逻辑研究；对真理和理解的解释直接反映了近代哲学追问思想客观性的要求；对科学性质的说明则在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近代哲学家们对思想逻辑的本质诉求。可以说，当代分析哲学的兴起恰好是哲学家们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思辨的反叛，也是对从笛卡儿到休谟的西方近代哲学推崇理性、追寻自然的传统的回归。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具有天然的思想联系。通过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自身的独特性质。

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已经渗入当代哲学研究的众多方面，经历了“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性精神始终贯穿于分析哲学方法，因而与当代科学最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运动必然把科学与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推进了当代哲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在当代哲学中，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领域或是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清晰性的要求始终被放到思想讨论的首位。对哲学家们来说，只有建立在意义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哲学的讨论才会是富有成效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分析哲学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在英美哲学中才具有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而是被看作一切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这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包含的对思想清晰性的追求始终是胡塞尔哲学讨论的基础，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分析方法的运用并非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达上，而是反映在他们阐述自己思想的逻辑之中。

其次，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重新确定了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从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影响重新认识哲学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从科学的角度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他们自觉意识到科学研究方法对哲学改造具有关键性作用，由此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科学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不仅来自其自身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本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身心问题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认知、语言、心灵、智能、信息等早已成为当代哲学和科学共同讨论的领域。

四、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分析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双向重叠”关系：一方面，哲学学科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历史正是分析哲学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当代中国哲学见证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程；另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从其肇始就被引入中国哲学界，甚至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同分析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而早期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则基本上是以分析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由此构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更是明确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也是用概念分析的方式解释了中国哲学概念的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是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特别是没有逻辑分析的方法，就不会有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分析哲学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逻辑起点。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较量和对话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没有完全形成正比关系，但中国哲学却始终从西方哲学那里得到重要的思想资源，并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批判而逐渐发展壮大。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I.M.A.F.X.Comte)和密尔(J.S.Mill)开始，到第二代实证主义者马赫，再到第三代实证主义者维也纳学派，中国哲学界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耳熟能详，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思想和对待这些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哲学发展基本上是在汲取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要思想，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卡尔·波普尔，从早期科学哲学到库恩(T.S.Kuhn)、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从日常语言学派到蒯因、普特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反复出现，有的哲学家思想甚至一时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和概念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再次，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文化和哲学愈加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西方哲学家们更多地通过对话和交流同中国哲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纷纷与中国哲学家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合作，如在中国和英美等国联合举行国际会议，共同出版双语学术文集，共同主办“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共同进行项目合作研究等。这些都将直接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以世界各国哲学的互动为前提，特别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反映必须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所理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家们要以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思想表达方式客观呈现自己的思想。把内在的思想转化为客观的呈现，这就需要中国哲学界更多地运用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的思想资料，并以客观的方式与西方哲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

最后，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实现分析哲学话语的本土化转换。通过与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交流和对话，中国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讨论当代分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并与西方哲学家们共同回答对当代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老一辈当代中国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胡适和冯友兰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处理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哲学资源，张岱年又以概念分析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范畴的演变，这些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家们理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要资料来源。随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直接交流愈加频繁和常态化，当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也会逐渐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并成为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向作用更加证明了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分析哲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析哲学运动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