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构建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诠释学的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的基础地位。本节讨论并介绍了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以及当代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先驱者之一P.A.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埃杰科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阐明其自然科学的多重诠释观，通过与社会建构论的对照和批判，指明诠释学概念和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尽管科学诠释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分析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势必会对其发展做出莫大的贡献。第二部分则着重介绍了希兰的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希兰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性，引入现象学“生活世界”观念，注重主体与客观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其科学哲学思想融入了现象学与诠释学的诸多因素，形成了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并促成了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诠释学转向”。

(一)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玛丽·海西(Mary Hesse)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照定义，在双重诠释争论的基础上阐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解释”(interpretation)的不同阶段，并从科学教育的角度，将传统诠释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之书演变为自然之书与科学之书两种域面；二是通过对当代介入科学理解的两种重要思潮——诠释学和建构论的比较，指出两者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相互借鉴并朝向共同的方向发展，但建构论混淆了实验室生产过程与实验操作经验，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则在运用于理解科学研究中要更为优越。

1.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阶段

海西在1980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重建》中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了比照，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如同人类学家试着理解远古时代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并做出解释，物理学家则尝试着理解众多自然现象并做出解释。解释作为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待解释的问题上，吉登斯(A.Giddens)与哈贝马斯曾有过双重解释的争论。尽管两人观点存有分歧，但却都并不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因素。

吉登斯认为“就像存在于其他意义结构类型中的冲突一样，在科学中，范例的调解或理论规划的广泛不一致都是诠释学的对象。但社会学不像自然科学，它所处理的是一个前解释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意义的创造和再生产都是力图分析人类社会的冲突。这正是社会科学存在着多重解释的原因”①。因为早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就已出现了理解问题。

哈贝马斯则认为，尽管依靠范式对数据进行理论描述需要第一阶段

(stage 1)的解释，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解释首先与观察者所直接使用的语言相关。这种前理论知识不是作为客体而直接使用的。所以，社会科学中解释行为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对于所有科学来讲，都存在一个依赖语言学习的解释的初级阶段(stage 0)。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客观得到的语言。

埃杰没有否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他反思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双重诠释的观点及之间的分歧，并列出了科学诠释学中三个阶段的解释：

(1)初级阶段(stage 0):阅读“自然之书”与履行日常科学实践的数据获得初级阶段。

(2)第一阶段(stage1):是解释数据、构建吻合数据的理论构建阶段。

(3)第二阶段(stage 2):以他种方式解释高阶理论。

首先，埃杰认为，人类学家对待传统时，他们对先前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他们在进入到场景的同时，就会找到前解释的世界和语言。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某人想参与到一项前沿科学或特殊学科的研究中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充分了解该项学科的常用术语及专业性概念，包括掌握其科学模型与研究成果。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任何人都归入到初学者的行列。每当面对新的研究领域时，科学家经常发现没有自己更专业的说明性语言，研究现象的出现也必须依靠语言来解说，从而达到对该现象的把握。

现象与语言同作为客体密不可分，语言作为交流中介首先应该被当作客体来对待。埃杰认为除了把语言作为认识主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双重诠释的观点之外，哈贝马斯的双重结构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人作为主体进入了科学研究，因为有参与者的意愿。当研究者进入研究领域之前，他必须具有“主观意向”,通过不断的努力而成为“局内人”(go n-ative)——这可以用具身化理论来做出诠释，通过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发展历史、常用术语的学习而掌握基础信息。埃杰借用迈克尔·波兰尼那个著名的例子对其进行了简单阐述：医学专业学生在有经验的医生的教诲下，领会了X片中影像的含义。之后，这个学生便拥有了独自阅读X光片的技能，这种技能成为他自身的经验应用到今后的X光片的判断中去。这样，他掌握的医学知识的意义才真正地显露出来。以概念的意义为例：在他作为初学者的学习中，医学概念作为客体，它本身的意义对于主体来说是晦涩难懂的，类似读者对一句话的每一个词单独进行分析一样，他不会把握整个句子的意义。只有减少对概念本身的关注度，使其从关注中心转移之后，概念的意义才发挥出来。

其次，埃杰关于“科学之书”的论证表现了他的多重诠释的观点。即科学文化领域构成了“科学之书”的一部分，这在语言的学习之前已经进入到研习者的研究之中了。埃杰将传统“自然之书”扩展到了“两本书”①。一本是对“自然之书”的阅读。例如医生通过辅助设备亲自检查身体结构并直接获得X光片；另外一本是“科学之书”(book of science),比如医学者根据以往经验与学识所著的论文与著作——这与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极为相似，它记录着理论、实验报告、问题与解决方式等内容，是“客观思想内容、特别是科学思想和诗歌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②。自然之书面向“真实的”对象；科学之书面对的是科学语言描述下的自然，它包含着科学家自身。对科学修辞学的关注也体现出科学之书理应得到更多的分析，分析不仅局限于科学之书是如何形成的，而应该关注“科学的文献”③。科学的研究工作可以是一个实验、一种规则、一个模型或理论，它构成了科学之书的某个章节，科学家不可能完全展示科学研究活动的所有部分，因为它涉及科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科学家“撰写的”科学之书有着自身特殊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之下，它不能穷尽所有科学研究活动的条件与环境。①埃杰认为科学的诠释学所要面对的是科学之书而不再是自然之书，诠释学中的解释行为建立在科学之书的构成而非阅读之上。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通过研究而产生，并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再通过传授者的社会化普及，最终被研习者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传授者承担着传播、复述的任务，研习者成了科学认知产物的受益者。之后，他们又成了相关科学的“局外人”介入到该项科学本体中。②

2.社会建构论的协商思想

社会建构论观点中有科学诠释学因素的体现，尽管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都强调科学研究中建构的作用，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仍不容小觑。埃杰以对比的方式论述其科学诠释学思想，一方面展示了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关联与差异；另一方面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在推进知识的社会性研究的过程中，否定了自然界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人工环境和非自然因素在知识生产中的绝对作用。认为知识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③社会建构论者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作为先声：在库恩看来，社会共识(con-sensus)决定了“自然”而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共识。①据此，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协商”(negotiation)理论。

“协商”(又称协定、磋商)原指人们为达成一致而进行的正式谈判。通常被认为是指不同团体为获得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目的而达成的一致。协商在社会建构论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将所有活动都与社会兴趣关联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同化了不同种类的活动，并将其全部冠以“社会的”标签。社会建构论的代表柯林斯(H.Collins)所强调的协商的受益者，包括了科学家群体及广泛的社会集团。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构造，科学争论的‘逻辑’才能得到支持。几乎没有科学家真正深入观察过争论过程中的其他观点——都是协定”②。

社会建构论者引以为荣的成功协商的范例之一是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出的：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建造吨位更大、作战能力更强的战舰却时常在海上迷路。原因是传统的磁性罗盘由于处在四周都是钢铁的环境里而失去指南效果。斯佩里(E.Sperry)建议海军放弃磁性罗盘而改用陀螺罗盘。他在美国海军的资金资助下，成功地改进了陀螺罗盘并应用于海军战舰。美国海军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的能力，斯佩里的陀螺罗盘也成为轮船与飞机的重要仪器之一。

此外，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任何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协商，即便在数学与逻辑中也不例外。大卫·布鲁尔(D.Bloor)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便对数学与逻辑学中的协商做了论述。当一般性概括出现与随后出现的一反例冲突的时候，就必须经过协商重新定义或者对其加以限制条件。例如，拓扑学的多面体欧拉公式：P是一个多面体，V是多面体的顶点个数，F是多面体的面数，E是多面体的棱数，X(P)是多面体的欧拉示性数，则满足V+F-E=X(P),当且仅当在简单多面体中，X(P)为2,如果多面体同胚于一个接有h个环柄的球面，那么X(P)=2-2h。欧拉示性数是拓扑不变量，多面体的定义就是在这样的协商中完成的。这种协商局限于对多面体欧拉公式使用的恰当性的争论，通过协商过程完善欧拉多面体公式的适用条件。

“协商”理论在英美国家获得的广泛认可已经不言而喻，而埃杰真正关注的是“协商”理论如何应对科学工作中的分歧、处理理论之间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科学诠释学中对类似的情况如何做出阐释。与社会建构主义所使用的“协商”一词不同，在上述多面体定义的例子中，科学诠释学用“对话”来替代“协商”,用以阐明前理解的存在及数学家与传统的遭遇及数学家们之间相互的交流。

除此之外，在太阳中微子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也显露出其弱点。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就开始测量抵达地球的中微子，然而有关结果仅为根据太阳活动理论算出的几分之一，探测结果与理论不符意味着当前的太阳活动理论或中微子理论至少有一个存在问题。那么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理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只要通过协商来协调、平衡结果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

首先，社会建构论者过分强调实验本身是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过程，实验结果是协商出的结果。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巴赫恰勒曾说服戴维斯加入到太阳中微子的研究是一种协商，这种协商是针对太阳中微子研究的实验结果的，而在戴维斯加入到实验研究中之后，听取他人建议研究中微子而进行的协商是针对实验过程的，科学实验的结果与复杂的实验过程是两码事，社会建构论将这两种性质的协商混为一谈。

其次，虽然“科学活动中存在着‘磋商’这种社会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而可能是由科学家认识战略失误导致的”①。并且由于社会建构论者刻意强调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制约，使他们意识不到科学家长时间不间断的努力、探测与观察设备改进、新数据的获得等非社会因素对科学研究本身所形成的影响。

埃杰对社会建构论“协商”理论普适性的扩张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在复杂实验中，协商的作用仅限于科学家之间的配合与协作，整个实验的操演——包括实作的程序与实验结果——则不能依靠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理论。虽然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关联及对此情景的深刻理解”②。但协商理论把任何活动都与社会因素牵系在一起并冠以“社会”之名，则过分地强调了非科学因素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使人们把协商的结果当作唯一的、客观性的科学解释，使“真相变得模糊，把科学神秘化”③,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错综复杂的科学进程的绊脚石。

3.“实验者回归”与“诠释学循环”

让我们返回埃杰列举的太阳中微子研究的例子中。人们把中微子作为承载着信息的中介，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设备与对这些粒子的前期研究所得出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中微子有的时候是作为研究客体进入到研究过程。这样就陷入了一种循环：要想了解太阳核心必须通过中微子，但是要了解中微子，似乎必须要研究太阳核心——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太阳产生的中微子及解开中微子是否转化成为其他物质之谜。这就是处在主体的所有前理解与客体的回馈之间，并且可以影响主体前理解的循环，反之亦然。①

社会建构论将此过程描述为“实验者的回归”。在其《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通过对韦伯引力波探测的实验的思考，提出“实验者的回归”(the experimenter's regress)概念，即“一个原始实验是否成立取决于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r是否为真需要通过重复实验的检验者用适当的仪器来加以检验，而检验者的能力和仪器的适当性需要用其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来衡量，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检验的测量结果是否是真的，r'是否为真取决于r是否被相信为真……如此无限回归循环”②。正如柯林斯在跟踪引力波实验时所发现的那样：科学家要探测引力波，首先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就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就得看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结果；然而，结果是否正确又要取决于引力波是否存在。③

夏平(S.Shapin)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对实验者重复实验实作的分析再度诠释了实验者的回归。中微子研究过程按照这种方式可以表述为实验客体与仪器设备之间的互存关系。即为了获得实验的正确数据，我们必须适当地使用仪器、操作得当；为了检验是否正确使用仪器并操作得当，就需要根据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数据。那么,那些持传统科学观的人主张用可重复性实验来确定科学知识的观点，就得不到有效的结果。无论是柯林斯还是夏平都认为，只有依靠社会协商机制等非科学因素进入到整个过程中，才会打破这种回归。

希兰从科学诠释学维度进行了分析。由于涉及仪器(或设备)使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他提出“具身”理论，即人们融入环境或“参与”世界的方式，来讨论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他认为，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身关系，即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就包含在这种关系中，它融入了人们的身体经验中。现代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家对具身的依赖，具身已经成为科学家存在的方式。埃杰接受了这种理论并举例说：就像宇航员一样，他们需要穿着特殊制作的航天服，这种独特的服饰可以帮助宇航员从容地在异己的环境中继续他的研究或活动，它已经成为宇航员身体的一部分，是肢体的一种拓展。航天服是人工技术的体现，它经受各种条件与环境下的测试、并根据使用者的反馈来提升。但是航天服的穿着与使用是一个学习过程，那么,自然科学是否是诠释学的则深入到学习过程本身是否属于科学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与学习对象相关联，这里涉及主体/客体的划界问题。装备完毕的宇航员是属于主体还是属于客体模糊不清。于此我们联想到，当我们谈及科学的语言、实验的设备与仪器的操作时，是针对研究者本身还是整个研究过程呢?如果说航天服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在外界环境下进行科研的条件的话，就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航天服本身已经“具身”到我们的科研过程中。比如说，登月航天服要适应月球引力、压力、辐射及月球温度变化，在整个科研过程中，航天服首先是作为客体进入研究过程的核心，一旦研制成功并装备到航天员身上形成一种具身关系时，便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忽略掉了。①

埃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仪器(或设备)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这样，主体被明显地扩大了。而只有产生争论或出现质疑的时候，这些仪器才作为认识客体而重新拾获被独立对待的权利。它被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同时，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作为一个实体被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结果就是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一些客体纳入到主体的工具范围之内，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往往被人们忽略。

除此之外，实验中的众多仪器的读数是作为“中间数据”而存在的，例如温度计、记录指针、计时器等等人们常见的仪器，尽管它们在实验中都取得了对实验有意义的数据读数，但却因为“它们并不构成被最终使用在文章里的可见显示”②,而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辅助数据，失去了其作为客观事物的必然属性。

所以，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界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日常实验者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移动。仍旧以太阳中微子研究为例，埃杰把主体、客体的多元划分以图7.1①方式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已经被多元划分所取代。不同的观察设备进入到主体成为观察主体的一部分，形成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改善了的设备不断地进行观察，拓展观察主体而不断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实验者的回归”观点，持科学诠释学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回归”或“循环”必定存在，因为理论和实验是诠释世界最科学的方式，这种循环证明了前见所在。太阳中微子的整个研究过程被当作科学家与传统(理论)或是历史之间的对话。当理论与实验数据吻合的时候，旧的循环被打破，但是作为存在意义基础上的诠释学循环却仍在继续。当某个新假设出现且无法用原有理论论证的时候，会出现新的对话过程。直到科学家找到这种下一个突破点之前，这种由核物理到太阳模型再到中微子理论之间的循环必将一直存在下去。

埃杰把这种前科学与传统之间的互涉认作诠释学研究科学的重点。无论面对任何诘难，诠释学始终关注前理解问题。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的表述方式中，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是完全等价的，它们只应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哈密尔顿函数。狄拉克提出并由费曼建立了路径积分的第三种表述——它使用了经典力学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建立路径积分的过程中，费曼必须充分了解狄拉克关于量子力学中拉格朗日函数的思想，并设想其是正确的，通过从拉格朗日函数推导出薛定谔方程的办法，来佐证路径积分的方式适合对作用量原理的表述以及对量子力学的诠释。所以，“科学工作总是得益于前有、前见与前概念的把握”①。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看，即“预设了关于初始检验条件的陈述，这种理论假设是不可以用来预测实验结果的。这些初始条件的确定反过来又依赖于受理论支持的类似规律的法则，这些法则的证据也同样取决于不断扩大的理论假设”②。虽然在对科学的描述上，社会建构论者使用与诠释学循环相平行的词汇，且他们的观点也对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埃杰仍然主张，在中微子研究例子里，通过对社会建构论与现象学词汇并行比较，还是坚持使用诠释学词汇更适合一些，在自然科学描述中，它更具有前瞻性。③

概而言之，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是以科学教育中的诠释学分析为筑基、通过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关于解释自然科学现象所使用不同方式的对比建立起来的。他告诫人们必须清楚地知晓社会建构论与科学诠释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包括某些社会建构论观点对科学的误读给科学诠释学研究带来的困扰，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诠释学解读科学所存在的弱点，以及如何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相辅相成。埃杰致力于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研究，在二者关乎解释、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以此视作自己毕生的事业。除此之外，博学、睿智的埃杰成功地将诠释学从人文社会研究触及到了自然科学研究，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观点中科学诠释学维度的思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诠释学哲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与后经验主义——例如库恩等人关于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与后经验主义观点的融合，弱化了后经验主义者在理想化的客观真理上对科学诠释学的攻讦。由此，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开阔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推进了诠释学向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发，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如他所言，对科学本身来说，任何探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诠释学接近科学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科学与其传统间的交互作用。

(二)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希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角度出发阐述生活世界，借鉴了海德格尔的经验的诠释描述理论，强调了实践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下面，我们以希兰诠释学科学哲学为理路，从科学概念、研究方法与科学实验等方面，揭示出诠释学之于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解的意义。

1.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

第一，自然科学的现象学维度

19世纪末，柏格森与狄尔泰推进了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哲学由此面临的任务成为在作为生命体悟的体验中，通过“自身思义”去揭示科学的客观主义背后的生命关联。胡塞尔对欧洲近代科学危机的分析与对“我们的生活世界”的阐明，力图用超验现象学的视角来取代当代科学对客观生活世界的说明。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知觉被给予的、能够被直观的经验且可以被经验到的自然，是“在我们的具体世界中不断作为实际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世界”,而科学家称之为“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其实是一个“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①,是理念和理想化的世界。之后的海德格尔认为要完成对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使显露其原初所是，就必须使用诠释的方式。

希兰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思想就渊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他把对自然科学的现象学解读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生活世界”是属于人类理解的哲学“领域”,以人与人、人与环境在文化关系条件背景下相互交流的具体行为为特征。生活世界中的人类个体接受了某种语言、文化、群落等一系列事物，这些事物赋予生活世界之意义、结构与目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尽管生活世界不是由个体创造或选择的。生活世界应该说是一种展现人类在历史条件下实际日常实践中的理解或存在，由于它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方式具体一一枚举，所以它既不是对日常生活简单陈述与说明，也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型和理论，是充斥着具有目的性社会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映射。①这种生活世界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外部条件。

即以16、17世纪的科学为例，当时的科学研究活动并不关心人类本身的实践兴趣，而更多关注的是造物主的智慧，那个时代的科学著述通常都以第一人称写就。牛顿和波义耳就明确表示他们的科学研究由神学问题开始，开普勒与吉尔伯特的很多研究也是用生活语言来描述的(直到19世纪初期，科学著述才具有了现代的模式，更倾向于基于研究过程本身来进行客观的科学报道)。②在希兰看来，伽利略科学探索的努力是对上帝之书——自然的注解。我们之所以对伽利略当时所经验的东西一无所知，是因为我们与他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下，我们被“抛置”于另外一种历史进行之中，所经验着的生活世界已经有别于伽利略的生活世界。为了跳出前科学时代“理想化”的理念世界，我们有且仅有一种办法，那便是借助于历史的条件性来理解和获得认知。因为我们所处的自然“不是科学家所独有的，而是所有体验着的公众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③。

第二，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

从诠释学的意义上来看，对文本意义的寻求、理解与重构，是为了“避免误解”而更好的体会作者本意。海德格尔从更深刻的角度提出了前理解的存在——即我思之所思的“事情本身”的诠释学前理解维度。希兰在阐明他的科学诠释学的观点上沿袭了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后期的诠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分析旨在为说明性理论指明一个新的意会方向，剖析说明性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特别是指出逻辑经验主义与诠释学在科学的说明性目的上和在宏观的知识的角度上如何关涉，意在将历史性、文化、传统等这些在理论与说明的分析中缺失的因素引入科学哲学。希兰指出，说明性理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预见作用，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层面。在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诠释学是与英美分析哲学所谓“科学”的说明性方法相对而言的。我们既不能说人文科学应完全理解为是诠释性的，也不能把自然科学完全归入说明性。以历史计量学为例，它就是依靠经济理论研究计量对象，通过经济理论指导间接计量中数据转化与换算的问题，是一门将经济学、统计学或计算机学等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或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实际上，希兰已经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中已经有明显的说明性趋向。①

由此，在对待科学知识与意义的寻求中，希兰认为意义是人类理解的产物，属于公众领域的概念。生活世界首先是意义流传的载体，意义依靠语言、文化与知识相互交流形成，通过语言或类似语言的媒介传承下来，并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历史间性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意义中客观性因素的渗入不经意间充斥和改造人们的生活经验，并且影响着我们对流传下来的事物的理解与诠释。在以意义为主导的主体性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类学是类似的。①他认为，意义是由行为、理论与语言所构成的，理论意义形成抽象的概念，行为构成文化或实践的部分。诠释学方法是一个过程，是当前条件下的研究者试着给先前事件构造现代意义的过程。公众经验的意义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现，也是公众的经验表现。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怎么样进行经验，客体总是与人类生活文化息息相关。

以著名的伦敦塔灵异事件为例。在进入伦敦塔的一些参观者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幻听幻觉。在人们当下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文化渗入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描述。环境因素在描述者的描述过程中至关重要，这里不仅包括建筑结构、地理位置、磁场、寒冷气流、昏暗及变换的光线的客观因素，而且特别是受描述者知识背景、文化历史的熏染相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熟知英国历史的参观者更容易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而做出判断。这是当时所产生的较为“科学”的论断，而近年来，更多的建筑学家与物理学家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伦敦塔的建筑用料为坚硬的大理石，这种石料极容易产生次声波，当人们处于次声波干扰的环境下，也极容易做出错误的主观判断。这就为这种现象赋予了科学事实，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更加“科学”和容易使人接受。

第三，隐喻的力量

希兰认识到了隐喻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希兰最初赞同海森堡用数学方式来诠释量子力学，认为要比玻尔(Bohr)用波和粒子互补的图景隐喻方式要“科学”的多①。因此他倾向于排斥用隐喻的方式描述科学现象。但后来希兰认识到科学发现的过程是诠释学的，隐喻在发现的过程中必不可少，并开始关注科学研究发现过程中隐喻的作用。②从科学观察开始，囿于人类认知、文化水平、实验设备、宗教及社会背景的限制，初始的科学概念大多使用隐喻的方式做出，许多科学发现的成果和理论的说明与推广，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隐喻的方式，来向公众传达科学理论所要表达的意义。诠释学的方法所要做的就是将隐含在文字(文本)中的意义“读出”。正如利科所言，意义的变化(需要借助于语境的充分帮助)影响了语词。我们能够把语词描述为一种“隐喻的用法”或“无文字的意义”一样，语词始终是特殊的语境所赋予的“突然出现的意义”的载体。③隐喻的意义是在语词中体现出来的，而发生的背景是在语境关联的动作之下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而且指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方式。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同样，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往往也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获得公众的理解。隐喻的意义是通过一定的背景才得以读出，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科学正是通过这种“翻译”获得普遍性与社会意义。

2.科学研究过程与诠释学分析

希兰对生活世界、科学的意义与诠释、测量与数据、科学技术的论证，开拓了科学研究过程的诠释学分析。我们据此从诠释学视角来理解当代科学研究过程。

首先，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基础和目标。科学事实不是客观给出的，有其起源与发展的过程。它通常都由历史条件下的人类语言与文化所决定，所蕴含的意义体现在语言中的社会实体，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公众社会经验来尽可能地了解意义的各个方面。科学事实具有一般化的思维模式和外部扩张，形成一个非个体化的思维系统。思维模式化的产品经过社会强化被公众所接受的结果就是科学事实的形成过程。①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每一发展阶段上，人们总认为已经拥有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和已经排除了“错误”的理论，②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无法预知未来。正如希兰所指出的，“科学一直处于文化的诠释学保护伞之下，它有着自身的历史、交流与灵活性，仅凭借理论的解释是不能够完全领会的”③。

其次，科学概念的界定与变更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概念是意义的载体，是认识主体对一个认识对象的界定，确定事物在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是使事物得以彰显的认识行为。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词性、含义和语法功能。在新旧科学变换时期，涌现了各种新概念，人类对于认识的概念界定发生了许多变化。如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界定“行星”,据此定义将冥王星排除在太阳系行星系列之外。可见，概念的界定体现出部分的意向性。又如英国数学家贝叶斯提出将未知参数的先验信息与样本信息综合，根据贝叶斯定理得出后验信息并推断未知参数。这里的先验信息一般认为来源于经验和历史材料。

最后，科学实验绝非完全客观，而是部分创造的。神经生理学家克里斯在对实验现象结果的客观性进行研究时指出，整个实验过程是在“执行与操控”之中的，要想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种执行与操控的优先性。在科学实验当中，无论是准备实验设备还是选择研究对象，都是要尽量确保实验过程的正确有效性。但这个准备过程中既没有数据采集、观察与测量，也没有可验证的假设。科学观察包括实验仪器(设备)的采选与使用具有主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将其称之为“制造出来的客观性”①。科学实验与实践离不开实验者所处的外围环境与设备使用，特别是新科学理论的产生，往往不能忽视在此之前众多的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支撑。

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主观因素不能完全被忽略。自然科学实验中，仪器数据的读取依赖于一定的“设备语境”。比如在微观领域，科学理论就具有多种理解方式，数据的采集会受客观性之外的因素影响，人们经常会做出与宏观领域相悖的理论假设与推定。这方面，新概念的应用往往通过隐喻或修辞的方式向公众进行诠释，以便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概念的形成与意义，可见语言在科学观察与科学实验中的动态因素作用不能忽视。所以，人们对实验中的随机性的描述总是不完备的，自然科学并不能完全依靠实验数据和理性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