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建立如何汲取全球思想精华并创造中国特色？第二，这一创新的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思想资源来源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建构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要凸显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能凭空地理论想象，更需要在实践检验中批判地消化汲取一切传统和当代的优秀的思想资源。在汲取相关思想资源中，我们不仅需要汲取西方的，而且要汲取东方的；不仅要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更要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治理体系的思想地图上，我们的理论坐标应当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思想触角应当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我们需要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能有源头活水；我们需要全方位对话，因为只有全方位对话，才能保持我们的思想之光如无影灯般，因思想资源来自各异的角度而无影遮蔽。对话对象来自古今中外，我们需要全球视野；我们在话语中需要坚守立场，因而我们的思想有中国特色。

中国新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当然不仅是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产物，更是复杂现代化变量的回应性产物。前现代的传统中国治理方式、西方的各阶段治理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治理思想都可以对应地找到发挥作用的机理。

西方围绕治理问题有一系列的理论。我们需要厘清一条西方的思想资源的思路：从早期的启蒙现代性关于国家分权治理的思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的思想，到马克斯·韦伯“精密机器论”的社会管理的经典现代性理论，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论，到后现代的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再到多元主义政治学与法团主义政治学、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政治学之争，应当有林林总总的思潮和理论需要我们全面梳理。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需要积极借鉴西方的理论史的合理思想，也需要与西方思想家全面对话。但是，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绝不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简单跨界平移。

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有很丰富的内容，需要做全面梳理。作为第一代现代化批判理论家，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市场的关系的理论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原初思想资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许多涉及全面社会治理的思想，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度打开马克思的治理思想宝库，不能数典忘祖，不能源头失语，不能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来源追踪上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贡献虚无化，用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凯恩斯、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迪尔凯姆、罗西瑙等来覆盖马克思。我们也不能完全拘泥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话语框架，或简单照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上，马克思的治理思想需要有一个领域“再发现”、思想“再认识”和话语“再阐释”的过程。

建设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绝不能忽略中国传统的治理理论。“治世”是千年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主要思绪，治理是几乎所有历代思想家的主要话题。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等思想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是否要治世，而在于如何治世。汗牛充栋的古籍文献典藏着极其丰厚的有关治世的思想资源。内容从一己之治、一家之治、地方之治、国家之治到天下之治，无不囊括。无论是《史记》《汉书》《四库全书》等史书，还是《论语》《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资政的书，甚至地方府县志，都包含了深厚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可以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几千年来都是围绕治理而展开的。儒家的“修齐治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由微观政治学（修身，灵魂对于身体的控制术）而扩展为宏观（治国平天下）政治学的有关如何达到“天下大治”的治理理论。道家则是一种由本体论（道）之治论出发发展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治论体系。同样，对于中国的历代治论，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视阈来“再发现”。全面梳理总结五千年中国治论遗产，不仅有助于丰富世界治论，为中华民族文明崛起平添一个角度的话语权，而且更为中国当代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找到自己的根。由传统根基处出发，虽然达到今天需要有现代化的变革和转换，但是，这一传统一定是自主创新理论最为宝贵的资源。

因此，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需要在思想资源上采取“一体两翼一体两翼”的格局。即在时代实践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掘当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加以时代化、中国化发展；又要广泛汲取中外思想资源，展开最广泛的对话，从而建立创新的、时代的、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我们需要将其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纵横坐标上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探索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开拓，总是在这一体系中成为重要支点和理论之网的主要纽结，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的历史地位。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就是如此。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其历史地位和理论创新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原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出场形态。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逻辑，取决于实践中问题凸显的逻辑。只有在今天，改革创新新阶段凸显的问题需要转换发展方式和改革方式，从改革初期“走一步看一步”转进自觉谋划、顶层设计和全面规治新阶段，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课题与思想才能够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创新理论。而这一新理论概念的提出，又是阶段性战略转换的时代标志，为今后改革发展的顺利展开提供了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提出和阐释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尝试，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理论创新，必将有重要地位。

第二，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是对西方治理理论、中国治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改造，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世界治理理论成果的积极继承、创新发展和全面提升，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由“中国新现代性”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必定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要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与世界治理理论具有融通和对话的能力，在世界治理理论图谱中要占有创新的地位。

第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是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强国、社科兴国与打造自己民族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标志，是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又一重要环节。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世界走向中国，中国打开国门看世界，先进的世界思想价值文化不断被引入中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积极的世界思想资源。未来30年，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将不再被西方世界所认为的是“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的国家，而是继续在物质文明扩展全球的同时，着力打造理论创新大国的形象。有资格影响和重塑未来世界秩序的国家不仅依靠硬实力，也依靠、甚至更依靠思想创新的软实力。全球话语权背后有物质力量的支持，更有思想力量的支撑。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世界难题。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问题需要解决，也都孜孜以求地探索创新理论，各国尽管国情不同，但是相互之间也有思想资源的相互借鉴和融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是中国与世界在现代性平台上加强沟通对话、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快速发展中的第一大国，在未来世界的治理领域的版图中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位置，来自中国理论的元素必将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2] ［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英］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5页。

[4]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