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坐标上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体现又是在复杂的差异性利益结构的博弈和对话中实现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理解的思想之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的集中表现，根源在于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渐进改革路径逐步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

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所独特依赖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社会类型，特别重要。因为，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源于社会经济基础。所有对道路诉求的思想差异，都源于我们的社会类型。但是，究竟我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呢？

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西欧17、18世纪的“市民社会”，就是与市场经济关联的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一般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起点结构中，市民社会当然是缺失的。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现代化又一直沿着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因此，市民社会发展一直被打压。以往的农民模式、皇权新贵模式、孙中山模式和蒋介石模式等四种现代性进路之所以都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现代化，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农民模式虽然有（如太平天国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萌芽，但主要为农民式平均主义，与未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治国理政纲领相去甚远；新贵模式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了官僚资本主义（红顶商人）道路，先天地遏制了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发展，又无力解决传统皇权遗老与新法之间的根本冲突，立宪化为虚幻。“权钱合一”的高度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一直穿越孙中山模式到蒋介石模式，终于成为“三座大山”的核心。官僚资本主义“官”“商”一体，权倾朝野，成为与地主经济、买办经济相互勾结的中心环节，压迫农民和民族资本，形成专制独裁，阻碍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一个问题始终被反复追问：“农民革命”模式胜利后，没有强大市场经济、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能否实现现代化？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三座大山”，清除了中国现代化的五大障碍：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以实现农民解放，打倒“三座大山”以资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市民社会，打倒蒋家王朝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扫**封建和帝国主义文化以发展新文化。

但是，新中国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官僚资本主义产业，就掌握了国民经济的80%，可见比重之高、危害之大。“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仅仅用了七年。仅占10%的民族资本（550万民族资本和个体工商户资本）和相关的市民社会未经充分扩展就草草收场。问题就必然被提出：未经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农民革命”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然需要重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新中国起初的思考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一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几乎是通过国家力量剥夺农民来实现的；二是要早日消灭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最终结果，力图用完全的国家计划来完成现代化，提前消灭市场经济，流于空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经济改革重新催生民间资本繁荣，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民间资本才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繁荣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经济力量之一。随着民间资本的日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民社会”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远不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旧中国模式，在特定条件下在起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现代化催化剂作用。

因此，30多年中国改革所针对的，不仅是建国后28年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模式，而且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就走错了的中国百余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限制国家和政府权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重新走以市场为中心、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这才回到正确的现代化轨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收入分配差异在拉大，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结构明显发生了分解分化。那么，这是否等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指认的西欧17、18世纪的“市民社会”？显然，我们还真不能照抄照搬，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类型简单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画等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支撑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社会类型是独特的。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按照利益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社会成员利益相同的同质性社会，如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利益差别，更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未来社会被称之为“大同社会”。第二种是阶级对抗社会，利益对抗的阶级成为社会主轴，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类型都属此类。第三种是介乎于上述两种之间并与之接壤的社会类型，即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这一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在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上趋向于一致；也由于其他经济成分的长期共存，必然出现人们在产权持有、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以及相应的阶级、阶层利益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化和差异。由于前者，因而与阶级对抗社会相区别；由于后者，也与同质性社会相区别。因此，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具有自己独特鲜明的社会特征。关于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稍后还要做专章论述。[6]这里仅仅做一个初步阐释。

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在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随着人们的产权、就业、生活、组织、社会等多种因素多元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市民社会”。在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中，人民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的多元性、差异性，必然会有相应的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和生态表达。综合起来，就是对影响和决定他们各自命运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产生差异性、多元性的理解、诉求和期望，出现所谓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等思潮，因而不断引发道路之争。

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必然是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的社会类型。只要物质和精神生产力还未达到极大丰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之间矛盾还存在，那么，利益之争就不可避免，差异就不可避免，道路之争就不可避免。

民粹主义在现阶段就主张绝对平等，他们的代表总是哗众取宠地提出超越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承受能力的要求，以博取下层民众的掌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肯定最终要消灭一切利益差别，走向大同社会，但不是现在。用超越阶段的空想口号来蛊惑民众，企图现在就要消灭一切差别。他们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分蛋糕的道路，可以不劳而获、不产而平均占有资源的道路，这违背了历史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最终只能导致绝对的贫穷，从根本上动摇现代化事业的根基。

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反对任何超越市场的国家干预和分配正义。显然，这一主张根基处是市场取向背后的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市场起决定性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并不因此就否认政府再分配、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意义。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完全的市场规则道路、资本道路。其结果，必然是扩大收入分配差异，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越过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边界而滑向阶级对抗性社会。

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基础上无条件不断扩大民主，国家实现罗尔斯式的差异的分配正义原则，进而实现所谓基础的权利政治和自由民主。但是，没有生产正义就没有分配正义，没有统一秩序就没有权利的实现。没有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景，就没有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新保守主义则是既得利益代表。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改革和现代化是渐进式的。每一个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都要求绝对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他们维护自己利益格局、反对深化改革、反对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最好挡箭牌。的确，人民扩大参与民主的现代化事业、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权力结构，需要在稳定的秩序条件下实现，但是稳定秩序绝不能成为阻碍一切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障碍。新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深化改革和继续推进现代化变革事业的僵化道路。

可见，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都在自觉和不自觉、理性或感性地表达自己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见解，因而呈现多元性和差异性，争论本身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思想价值尽管有差异、多元和多样，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我们依然要构筑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人民如果一盘散沙就无法建设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筑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坚持共同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思想前提。当然，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成为共同思想基础条件依然深厚。其一，与阶级对抗社会不同，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上还趋于一致，在国家宪法制度层面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超越人民利益之间差异、多元，追求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根本代表，在合理支持人民争取眼前利益的同时代表未来，在尊重局部利益的同时代表整体和全局利益，在帮助各阶级、阶层、民族、地区和利益群体实现自己合理表层利益的同时引导和团结人民为根本利益而奋斗。因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构筑共同思想基础保障条件。

其二，尽管差异、多元的利益表达相互争论，但是各自都有局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民粹主义和新左派主张的公平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中心地位和民主政治，新保守主义强调政治稳定，都反映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当关注和重视的各个方面，因而都有成为科学综合对待的对象资格。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科学榨取了各种差异多元表达中的合理成分，将之综合为一个根本的目标和统一的道路。

其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协商民主，将思想差异、多元矛盾通过充分的协商民主来协调一致，达成共识。

其四，坚持用正确的善治原则来规治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这一善治原则，不是民粹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正义论，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唯市场交易正义论，不是新保守主义“现存就是合理”的秩序正义论，更不是新左派正义论，而是根据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经验，将“差异”与“公平”结合的“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含义：差异的必然性，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全社会都将存在着一定的生产、分配差异；收入差异来源的正当性，要坚决反腐败，杜绝和纠正因腐败而富、因违法而富、因权力垄断而富的现象；收入分配差异的限高，将基尼系数限定在合理范围；结构性公平，即广覆盖的基本公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社会保障）+比例公平（根据市场交易来获得的补充产品）；差异的历史性和可变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扩大基本公平、限制比例公平，逐步消灭差异、最终走向大同。

其五，坚持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合法化范围加以解决。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发展中的资本、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建设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市场、市民社会的核心就是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对资本在低于资本全球水平的民族国家依然起推动世界历史的“伟大文明作用”。我们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企业，都采取资本形态存在，它们构成市场的微观基础。市场是资本的宏观经济形式。市民社会虽然有若干阶级和阶层组成，但是资本存在肯定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本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本质上依然是对抗性的。资本在建设中依然有各种消极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历史二重性分析的辩证法来重新审视资本、审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好、利用好资本，又要用法治限制其消极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曾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可以不激化，可以用非对抗性方式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