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科学阐述，赋予大众化更加重要的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明确的要求。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然而，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时长期存在着三个偏向：第一，“大众化”研究与“中国化”反思相互脱节，不理解“大众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根本实现方式。第二，将“大众化”等同于“化大众”，将大众化的思想主体仅仅封闭为少数专家和权威传播者，而造成对大众本身才是真正历史主体、思想主体的“自我遗忘”。第三，将大众化的行为仅仅等同于“通俗化”，沿着“大众哲学”的路径满足于“面对面”地用理论教化群众。因此，从出场学视域观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首先需要提出三个相关追问：第一，出场语境追问：究竟“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属于何种关联？第二，出场者追问：我们需要辨识出场主体的文化身份，谁“应当”是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或者主体？是大众本身或者是高于大众之上的“赫尔默斯”（权威传播者）？第三，出场行为、路径或形态追问：“大众化”是否等于“化大众”？大众化路径选择的关键是否意味着仅仅在于寻找一种用大众话语来表达和传播理论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仅仅需要专家们“面对面”地产出某种通俗形态的“大众哲学”“大众理论”？
大众化需要用“理论掌握群众”，但不能将“大众化”完全等同于“化大众”。唯物史观对“大众化”含义的深层反思表明：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因此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从自己的实践出发，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发展和幸福的利益，基于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思想的出场者，大众理论不过是人民大众表明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而“化大众”的主体则是学术专家和理论权威，甚至是高高在上、从云端将真理撒播人间的精神贵族；化大众的行为是专家行为而不是大众行为。大众成为被化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出场者。从“化大众”到真正的“大众化”，不仅需要历史观的转变，更需要历史语境本身的变迁。如何确立人民大众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地位，选择恰当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大众形态，无疑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反复凸显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予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大众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本质指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大众化？
长期以来，学界理解大众化的常见倾向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当作两个平行命题、只是外在地讨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这一视域中，“中国化”似乎就等同于“中国话”，即指涉任何把德文、俄文等外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成“中国话”的行动过程。而“大众化”就是“大众话”，即指认将理论色彩的“中国话”进一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话”。按照这一逻辑，“大众话”当然是“中国话”，但是“中国话”却未必需要“大众话”。“大众话”充其量被当作“中国话”在非精英阶层传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与精英话语共同构成“中国话”的两种基本形态。这把两者当作平行存在、只是外在地关联与耦合的理解实际地割裂和遮蔽了两者之间内在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对此，我们需要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发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两者之间的本质关联。
如前所说：“中国化”与“大众化”从原初出场就是一体化的。与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矛盾，或面临一个康德式的精神分裂：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来源于西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就是先天）呢，或是真正发生于后天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当两者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究竟谁是真理的评判者？[6]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就必然转变为两个话语主体之间的关系：究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主体是传播者权威呢，还是广大的工农大众？
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源头在国外，传播的载体则需要理论文本和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的“普罗米修斯”，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和“大众哲学”，照亮着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然而，传播行动在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中很快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这一“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逻辑，对应地产生四个重要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权威化。这不仅指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而且也包括能够读懂（用德语、俄语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先贤，因为他们最接近文本，就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赫尔默斯”（知识传播者）。当经典作家“不在场”时，传播者就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可以唯一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主体。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和主要任务就是“化大众”——将深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或者进一步翻译成大众话语，把真理广布于群众之中。在他们面前，大众成为学生、读者，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三是文本理论的先验性。对于大众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理论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他们实践之前“普遍真理”就已载于文本、先验在场，问题只在于应用。四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工人阶级的圣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汇集，在空间上可以自由地跨界平移。赫尔默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普遍真理”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当国外教条与中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之时，传播者断然否认理论、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条件性，根本否认理论对出场语境所具有的根本依赖性，因此一旦语境发生变化，这些文本理论就应当随着历史性条件而修正，甚至重新出场。他们总是认为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7]。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实践却屡屡表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只能产生于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70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因此，当文本理论与中国实践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需要修正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仅限于西欧”语境的许多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思想理论，不能被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而必须要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接受实践检验，或者说，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重新出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
按照这一实践解释学的逻辑，也对应地产生了四个鲜明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转换。只有作为中国的革命实践主体的大众，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思想主体，是他们而不是所谓少数权威，在为自己的解放的斗争实践中艰苦地积累着实践经验，一点一滴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思想主体、文化身份的根本颠覆：大众从原先的“读者”“听众”等客体转变为思想创造的主体。二是标准的转换。真理不再存在于任何先验在场的思想中，而是首先存在于后天的实践生活中。实践，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外来文本、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可能是真理。三是行为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是文本思想对大众的简单传播、扩散过程，而是变成大众用自己的血的代价在不断积累真理、检验真理，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阐释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出场的真正的创始人。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实践、大众、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和非神圣性，即世俗化和非教条化，大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自由地创造着和撒播着自己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为他们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头脑，成为实践智慧。他们绝不是任何理论被动的接受容器，一堆没有思想能力、只能追求眼前利益的“物质存在”，或者只能产生“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低俗感性存在物。在他们面前，任何理论，包括知识界对他们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概括，都必须最终接受他们的检验。
两种解释学模式采取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路径，从而在中国语境中分别推崇两类思想的主体：一是权威传播者，二是实践大众。那么，两种解释学模式、两个逻辑究竟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结合论”只是暂时地调和甚至掩盖了这一认识论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仍然要用《实践论》“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8]观点来解决。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认识的唯一源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由“本本主义”即“文本中心论”解释学所产生的权威传播者主体的所谓主导路线，虽然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范式。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大众，才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改变中国物质历史的实践主体，也是改变中国精神历史的思想主体。一切理论的源泉来源于他们，只有通过他们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必然归结为大众化，这就是确立大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发展幸福而不断地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在创造和发展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差异性地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大众根据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创造的。传播力图消灭空间语境的差异、主体理解的“自我遗忘”的差异性，都在大众那里一一得以恢复。一切对他们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的真理性仍然要接受他们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中国化决不简单地等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为中国话语，也不等于用“大众哲学”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体形态。承认大众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旨，必然地与“本本主义”和“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模式及其“权威传播者”中心论相互对立，那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结论。
第二个问题：既然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必然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大众与权威传播者各自的出场者政治身份与文化逻辑是什么？
如果说，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在呼唤大众化的相关出场，那么，我们必然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究竟是权威传播者或者是大众本身？
权威传播者曾经是话语的主导者。在相对意义上，他们的出场和在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所未有的新事实，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主体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第一媒介就是依靠各位早期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面向大众的权威传播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大众本身存在的出场方式所使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工业资本—劳动”在“西方—东方”统治结构的构境中，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比本土资产阶级，甚至比本土知识分子都更早地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的进入者。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是被西方资本最先打碎原初的纯粹传统社会结构、将一批传统族群外在地造就而成的。他们的出场，是外国资本最先输入的产物，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不仅向东方输出商品生产和资本，而且输出文化和思想。全球统治结构不仅建立在物质控制体系上，也建立在精神控制体系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其中就包括对殖民地思想的控制。然而，早期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工业和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濒临绝境的小农经济而言，是具有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封闭的中国大门的同时就在实现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资本的侵略扩张的残酷本性和开拓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同在，滴血贪婪和改变世界的伟业并存。西洋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己的资产阶级文明。而此时，被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羁绊束缚下的新兴本土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能力超越传统，甚至没有能力理解和识别西洋文明，更不可能自发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真正的历史出场者无论从阶级形态或从思想自觉来说都还处在从旧族群向新大众蜕变的初级阶段。“大众”还不能真正具有历史的本真内容和阶级形态，无论就“心脏”或者是“头脑”即思想来说依然是演变成长中的群体。汪洋大海式的旧式小农被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封建势力变成了破产的无产者，但是还没有被锻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而要上升为这样的阶级大众，则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和阶级运动对躯体的锻制，更需要思想在灵魂深处的自觉催化。新的出场者既是历史的锻造者，也被历史所锻造。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却可以借助于知识渠道最先获得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盗马克思主义之星星火种广播于中国大地。因此，权威传播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历史地凸显出来。对于未觉悟、未知者的中国大众，先驱者的知识优势转化为一种传播的权威优势。这一传播不仅在知识层次上造就新文化运动，而且在灵魂上塑造本土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完成理性的自觉，上升为一个阶级，即历史的新出场者。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开端和先锋是知识分子，是权威传播者。没有他们，中国本土阶级的成长和觉悟不会如此迅速。
但是，传播者显然具有先天的缺陷。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他们几乎本能地成为“本本主义”话语的忠实族群。他们的方式专注于文本解读，言或必称希腊，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主要限于书本。受千年“精神贵族—下等苦力”二分传统羁绊的束缚，他们往往是“弱不禁风”，成为“素手纤纤”、穿着长衫的白面书生，只长于精神劳作而短于体力实践，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对中国社会若明若暗。因此，他们天生是书本的奴隶，缺乏亲身实践的经验。解释世界，口中虽有千言；改变世界，胸中难有良策。一旦理论与实践发生严重的对立，他们会本能地站在理论和文本一边而拒斥实践。这一文本至上的知识态度，在早期传播者身上烙下了天然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印记。
因此，早期的权威传播者只是在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大众尚未成为历史主体前的“代位出场者”。他们的先于大众的觉悟和传播行动虽然撬动了历史实践变革的大门，但还不是真正的实践主体本身。他们的文化身份依然属于前实践的一群。“唤醒民众”并不等于大众的真正出场。而只有大众作为一个历史的新出场者即不仅成为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而且作为理论主体辉煌出场，才真正掀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序幕。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第三个问题是：“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出场者的行为方式究竟有何区别和关联？
权威传播者在中国面向大众的传播行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而是“化大众”。所谓“化大众”，主要指把书本（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在理论与大众之间架桥沟通、用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化大众”的出场形态就是指望能够出产一批用通俗话语表达、解答大众问题、为大众所理解和所喜闻乐见的理论。这一行动方式是必要的，没有这一阶段和方式，就没有真正的“大众化”。“化大众”作为“大众化”的必要前提和阶段，至少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塑造本土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灵魂。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大工业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较充分显现的历史语境中出场。当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时候，东方还没有从传统社会襁褓中挣脱出来，现代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还处在流散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仍然受到传统族群社会形态的严重束缚，尚无能力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创造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因此，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连同批判的否定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会在后发展国域内广泛传播。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一段名言来作为“化大众”的合法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尽管马克思这一话语逻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哲学改变世界”“理论的解放”的旧哲学意味，但即便如此，也很有意义。传播行动之所以发挥“化大众”作用，是因为它将成为唤醒阶级意识、催生思想自觉、塑造现代无产阶级大众的精神武器，具有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第二，权威传播者在面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和大众化进程，同时也促使权威传播者转变立场，坚定为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崇高信念，创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创立的政党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成为将理论通过运动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在改变世界的共同事业和交往实践中使流散大众转变、上升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即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历史事业中的主体。因此，“化大众”是推动历史的必要杠杆和必要阶段。
第三，每当理论脱离大众的需要、利益和愿望，封闭自己而孤芳自赏之时，要求理论重新为了群众、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化大众”呼声可以部分地遏制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唤起知识分子的良心，引导知识界和理论界成为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增强向民之心和为民之情，更多地关注民生，解答大众疑难，更好地引导大众。
然而，尽管“化大众”开启了“大众化”的序幕，但绝不能就因此而完全等同于大众化。如前所述，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文化主体身份、真理标准和历史地位等的原则差别。作为理论主体的文化身份差别而言，“化大众”的行为主体是理论的所有者或传播者，而群众则是被理论所欲掌握的对象。“化大众”之化的行为逻辑依然是“理论掌握群众”的逻辑，这依然是权威传播者的至上逻辑，而不是大众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创造者、出场者的逻辑。理论显然是先在、先验于大众的某种存在。如果它不是大众创造的，那么创造者显然在大众之外，甚至在大众之上，是高于大众的精神权威。理论依然是先于大众、高于大众、主宰大众的精神力量。在这里，历史创造者和精神创造者之间依然是二元分裂的在场，而且是精神创造者依然优先于、位高于历史创造者。这一逻辑与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改变世界”的逻辑相一致而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逻辑背道而驰。如果将大众仅仅看作历史的物质创造者，而依然把理论的创造地位封闭在大众之外的某种权威，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摆脱旧历史观而向前走一步。
作为真理标准和理论功能的历史差别而言，由于各自的优势造就路径依赖：权威传播者优势在于书本，其行动逻辑偏好文本中心论；而大众则是实践主体，因而本能地坚持实践检验。前者作为历史先驱者，后者才真正变成改变世界的历史创造者。“唤起民众”是希望民众真正成为自觉地担当改变历史的出场主体而不是相反。
“化大众”的目的恰好在于开启真正的“大众化”的序幕。什么时候大众真正成为精神、理论创造的主体，“大众化”进程才真正开始。群众不仅成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更成为精神世界的创造者，大众化即人民大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才真正获得了完整的意义。问题在于：当大众已经在实践中不断成为主体的时候，权威传播者依然将“化大众”的方式固化，把宣教当作自己在场的唯一行为，总是喜欢充当“为民做主”“替民做主”的教师爷角色，总是满足于“面对面”地教导大众的快感，总是要求大众放弃思想而盲从权威传播者的“灌输论”解释。“本本主义”、文本中心论和教条主义就此盛行。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就是大众自己实践的精神产物，就是大众自己思想的升华。大众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强烈的理论创造的冲动。他们每日每时都在用自己的“大众话”不断地再创造出自己的思想、精神、理论，这些话语相对于权威传播者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他者话语”。结果总是出现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权威传播者囿于文本中心论和“化大众”行为方式而走向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大众总是基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否决教条僵化的理论，创造新鲜活泼的经验和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因此，“化大众”和“大众化”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常发生断裂和冲突的两种范式。
假如我们懂得了“化大众”不过是为了更快地导入“大众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必要阶段，假如我们理解两者的有机衔接恰好表现了一个类似列宁曾经指出的“认识论圆圈”，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把圆圈的某个片段当作永恒的切线，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大大降低。如果我们科学地设定“化大众”历史作用的恰当边界，也许我们就可以适时地开启“大众化”的真正进程。但是这一切不过仅仅是假设。我们依然听到许许多多的“权威传播者”以“靶子论”方式面对大众，希望让公众像靶子一样在宣教中应声而倒；还有更多的“面对面”的理论权威话语制造和“大众哲学”计划在设计和实施。其实，两种范式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话语权之争。就理论、思想、精神来说，究竟应当由谁在说话？谁应当是话语的主体承担者？谁能够有资格评判和抉择思想话语？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更深层次上，需要批判地自我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化命题总是被置换为化大众行动？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造者即大众角色总是被遮蔽？或被放置在听众对象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深度分析造就社会言说结构背后的历史结构。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前现代国家，缺少文化、缺少知识的大众没有自己的言说地位和能力，始终希望让权威传播者“为民做主”做代言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资本工业化的早期，资本强化着“苦力—脑力”二元结构，因此“心脏”呼唤外脑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为必然，那么，今日的中国正在成为快速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国家，大众正在成长为新的历史出场者，他们需要自己成为新的历史声音的言说主体。这是一个新旧历史结构的大转换时代。传播大众正在被大众传播所取代，网络民主正在不断培育和生长出新的言说大众。在各种新媒体不断开拓言说空间的年代，不断崛起新的言说大众，他们与传统的权威传播者之间的影响力正在发生地位的改变。力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移。在不断增加的言说空间和平台上，大众话语、大众理论呈现爆炸性地增长。数亿网民等新媒体大众之间海量信息交流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自训班。知识化大众群体正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脑力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少数精英的专权岗位而是普及化的工作。无数大众的头脑正在被解放。基于自己实践、基于本土经验、知识素养良好、理论创造能力很强的新大众正在迅速崛起。
面对面的交流，权威传播者再也没有绝对权威可言。在大众相当专业的实践和经验面前，一切过去被奉为神圣的权威都要接受大众的评判，甚至批判。“有机知识分子”正在融入大众，大众在学习型社会中正在成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学习、理解、研究、创造、交流和检验理论的时代主体。如此语境，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能再拘泥于“化大众”的老套路、老形式，而是要认真地思考如何充分地让新言说大众来自主地创造理论，并让大众又好又快地分享，在快速便捷、海量发生的精神交往中通过双向重构来不断提升每一个人与整个大众的理论能力。权威传播者将越来越融入大众，成为大众中言说者之一。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大众不断可以分享、评判的无数思想资源之一。理论创造者构成了相互交辉的星丛而不再是大地必须围绕的哥白尼式的太阳中心。需要不断总结和概括大众的理论创新成果，但是任何成果都不过是这一现代精神交往机制制造的无数认识圆圈中的某一片段。大众成为理论创造的主体，而大众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将成为今天的时代精神结构的主体部分。当然，在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与文化矛盾普遍存在的地平线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将是大众交往实践和精神交往的认同结果而不是先验在场。各种思想的冲突、矛盾和对话，都将在这一机制中发生作用。除了对抗的意识形态，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将在包容性发展、文化统一战线与和谐文化建设中得到解决。
因此，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大众、新语境，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威传播者”的“化大众”阶段，而是要勇于超越旧阶段、摆脱旧形式，创造一切条件让新时代的大众真正出场，他们应当成为自由思想、创新理论的主体，他们将充满活力和智慧地创新创造中国当代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理论出场方式和阐述方式不同，所谓大众化，就是将理论的主体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阐述方式还原于大众，将理论创新的动力还原于大众。努力营造大众学习型社会氛围，努力培育大众的理论自觉和创新素养，不断促进大众创新经验、创新理论的水平。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出场方式和形态呈现新的差异。这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含义。
第四个问题：群众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体形态，在当代中国实施的新特点和新形态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提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和必然旨归。大众化不是依靠理论专家用通俗话语“化大众”，而是将实践和理论的创造主体归还大众，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时期，群众路线都是我们党的性质与奋斗宗旨的根本所系，都是生命之根、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无论革命党或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而常犯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创造群众路线时代化任务、路径、方法和形态。由于每个时代人民的含义与群众的状况不同，根本利益指向不同，基本愿望和特殊期盼不同，因此，群众路线所面临的主题内涵、功能任务、实现路径和主要形态都需要与时俱进。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封闭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同质性走向差异性，党面临的实践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能否根据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要求与时俱进地创造群众路线的新方法、新形态，发挥新的历史功能，是对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我们既不能因为语境改变而根本否定群众路线，脱离群众并最终被历史抛弃，更不能照抄照搬革命年代群众路线的旧形式、旧路径和旧方法。
人民群众的地位高低，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更是衡量政党性质的分水岭。由群众中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构成的政党，作为群众利益的根本代表和领导者，只是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工具，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身份只是群众的重要一员，与人民群众是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一体化生命共同体。身份、思想、理论、情感、行动、宗旨、存在方式、作风都应当是大众的或为了大众的，心为民所思，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路线就是党的生命线、力量之基和宗旨之源。因此，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只有组成政党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解救自己摆脱苦难，成为党有权威领导群众实现根本任务的合法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的主要纲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期盼生活富足、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文明、生态良好，就成为执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发展的主要依据。
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群众路线首先是政党本体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党是群众主体性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实践工具。没有群众求翻身解放、求发展幸福的根本利益需求，就不需要政党。党如果脱离群众，就消灭了自己的存在根据。党一旦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冒充历史主体和出场者，就一定失败。党一旦超出群众委托的历史任务和基本权限而自以为是地行使无限权力并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一定会退场甚至灭亡。党一定要学会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之间代表和主体、受托和委托的关系，始终牢记群众赋予党的使命和自己的奋斗宗旨，绝不能超越群众委托去追求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更不能追求脱离群众的政党或个人私自利益，党的各级机关和成员应当始终在人民群众全程监督下为民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先进思想，来源于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经验，又高于经验。党的思想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是因为群众的实践推动和发展的结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保持党和群众思想血肉相连关系的基本要求。群众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党的基本性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解放和幸福。群众路线是党的组织路线。通过正确而广泛地民主程序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转化为党各级机构和成员的严格的组织规范。党的组织纪律必须要实现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背离群众、损害党和群众利益。群众路线也是党的作风。党为人民服务是根本价值观，需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情相连，扎根群众为民解困。任何腐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作风都是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党的作风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根本行为方式与行动风格。人民群众对党从认知到认同到衷心拥护、坚决支持，往往是从感佩党的优良作风开始的。反之，国民党统治的垮台、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倒台，都是从脱离群众、党内外弥漫着极端腐败的风气开始的。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体旨归，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内容，是党的全部路线的根本依据。自觉实现好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事业才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反之，则必然失败退场。
防止脱离群众，一直是党关切甚深的大问题。近百年来，党从创立之日起发展到今天，始终对这一危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都把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当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头等大事来抓，狠刹脱离群众、腐败堕落之风，狠抓勤政廉政，花大力气兴调查研究之风，力促领导干部下基层、访群众，密切干群关系。然而，相比于革命战争年代，执政党、特别是在市场化、开放化条件下的执政党，更容易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这成为党面临执政考验、市场化考验、开放考验的主要内容之一。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根源。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一切吃穿用均要依靠群众的自觉奉献，一切兵员都靠群众子弟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地自愿参加革命来补充。如果党和军队不为群众流血牺牲、不拼命维护群众利益、不为群众办事、不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就得不到群众支持，党和军队就一天也不能生存。没有薪金制和等级制，党内军内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难。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享乐在后，先锋模范作用实实在在，党政军之间、军民之间团结如一人。因此，党和军队全体官兵都每时每刻真切感性地认识到军民、党群之间的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军队打仗走村过户，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宿街头不扰群众，宁忍饥寒不破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明作风、铁的纪律维护着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只有这样的党和军队才能赢得天下。然而，执政党有了国家政权，主要靠国家和地方税收来支撑党、国家和军队的开销，从经济来源上切断了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与老百姓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大多数机关部门的官员失去了“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的直接感受，久而久之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极易疏远。加之等级制、待遇制的实施，使一批领导干部生活享受多了，地位高了，计较自己的待遇多了，从感情和行动上很容易养成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追求个人享乐的不良作风。
第二，政治根源。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国家政权资源，“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欢迎不欢迎”就成为判定党生死存亡的标准。党只有严格按照群众的根本要求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发现问题、立刻纠正，才能取得胜利。凡属大的政治错误，无不以革命的大失败为代价。革命战争年代，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你死我活、残酷拼杀的战场上，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意味着冒更大的生命风险、身上留下更多的伤疤，对党忠诚、群众公认、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成为提拔领导干部的普遍标准。然而，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使党群关系遭遇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剪裁。国家作为“利维坦”，按照恩格斯的解释，“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旧版译为脱离——引者注）的力量，就是国家”[10]。
与市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之上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力量，“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1]。这种脱离表现在党群关系上，也日益将原来一体化的血肉相连的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至少在国家强制权力设置的形式结构上加以分裂，形成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再与城乡二元结构结合，机关搬进大城市、人员进驻高楼深院，无论是在空间和结构上都处于分裂状态。按照国家行政程序，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上传，就要经过若干科层机构，层层筛选，真话越来越难上传。如果国家机关数量日益增多、人员再日趋膨胀，那么领导干部必然陷入被机关包围隔离的状态，难听到群众真话，难了解基层下情，难联系人民群众，难及时处理事务。各级领导如果不自觉克服这一由于国家本身造就的二元结构，主动联系群众向下扎根，重新恢复党群的密切关系，那么按照国家行政逻辑，党和群众就始终处在分裂的二元结构中。很容易使领导干部忘记群众、脱离群众。如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再不正确地理解“党管干部”、片面强调“对上负责”，缺少真正的群众民主推荐、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那么各级干部脱离群众之风就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第三，社会根源。革命战争年代，党、军队和群众都是一体化的，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党和党领导的军队很多就分散在群众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带头人。党、军队和群众同在一个社会生命共同体中，没有社会的分化，不分彼此、生命共担。党和地方政权组织精兵简政，与群众没有隔阂，许多政权就借设在群众家里，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心同德，真心交流，坦**沟通，战时同打仗，地头就办公。党主要长期坚持在经济相对贫弱地区和山沟地区，总是与最贫苦农民和下层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难，如鱼得水，旧社会结构的分化对于党来说没有太大影响。而党进城执政以后，搞经济建设，要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触，尽量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多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侵入到党内来。市场化、开放化条件下，社会分层日趋迅速，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生活方式、要求都会进入党内，造成影响。此外，党员干部进城后，随着在客观上生活方式待遇的改善，远离了贫苦地区和贫苦人群，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感情。由于国家治理主要是脑力劳动，长期脱离体力劳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与劳动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艰苦行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沟通。
第四，文化根源。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流血牺牲，不靠金钱待遇靠理想信念，靠爱国的满腔热情、为民族解放的一腔热血。文化的主流是奉献和牺牲文化，是崇高的随时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价值观。而在执政党时期，在为人民群众谋富裕、促进全社会“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物欲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一种价值观。
虽然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然而要标本兼治地解决脱离群众的重大课题，仍需要深度反思一系列问题。其中，需要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在反对脱离群众的斗争中存在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新特点、新形式、新路径。
只要有党的生命体存在，只要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群众路线的“持续在场”就是根本的和必然的政治行动。然而，由于历史场域的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群众路线的内容、特点、形式的“持续在场”就不是一成不变地同质性在场，而是差异性地不断出场。群众路线需要根据历史场域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差异性出场来实现“持续在场”。这就是群众路线差异出场的辩证法。
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就对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能否保持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和艰苦奋斗优良作风，能否继续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保持高度警觉。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到防止党和军队“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进京赶考”说，要求出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都表明第一代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认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既要反“左”，即不顾时代特点地沿用传统革命战争年代的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方式、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问题；也要警惕“右”，即否定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要看到：群众路线的内容、特点、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都是与时俱进的。今天，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历史的间距”造就了群众路线独特的当代意义。我们既要坚持群众路线一贯的基本原则，又要随时随地根据时代和环境变化来创新出场路径。即是说，对群众路线需要有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与时俱进地当代阐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在执政环境、市场环境、开放环境下，党的群众路线必然有新的时代要求、时代内容、时代形式和实现路径。
就世情而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从四个方面形成了群众问题的新格局。第一，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转换，和平发展的新主题取代了革命和战争的传统主题，人民群众期盼从求生存求解放转变为求富裕求发展求现代化。第二，民意表达方式从经典现代性和科层制度时代的一元的国家（代议制）间接民主转换为多元化的直接民主（社会治理）和间接民主的结合，使执政党与群众意愿表达的关系形式更加多元、差异、有效。第三，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出现，使单向信息传播模式转向多元、平等、差异化、平面化交叉传播模式，网民自媒体使网络民意更加直接、迅速、有效地传播信息，电子民主的民意表达和网上监督官员更加直接，社会“意见领袖”和“公众知识分子”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第四，国家、地区间影响日趋紧密，党群关系、政民关系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被全球社会关注。西方利用开放社会环境经常利用别国政府和民众关系利益冲突大做文章，使社会群体事件在国内外各种势力推波助澜下往往变成颠覆政权的导火索。因此，以网络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既为改善党群关系提供了新平台、新环境，更提出了新主题、新任务和新要求。
就国情而言，从革命战争年代进展到建设、改革、发展年代，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群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群关系从此有了国家这一中介和平台。一方面，人民群众主要任务不再是推翻旧的国家政权，而是翻身做了新的国家主人，需要通过最广泛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监督党和政府，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党领导群众需要借助国家形式来行使行政关系，党群关系大多表现为各级政府与人民委托与被委托、领导与执行的关系。国家的人民民主从此成为群众路线的主要存在方式。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成为新时代党与群众保持密切合法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的存在，为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强势政府”的力量可以更好地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为群众集中办大事、办好事、办实事，造福于民、切实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人民的意志；但是“官僚制”行政系统确实也在形式上隔离了国家与社会，如果不以民主政治约束，必将疏远党群关系。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国力国威大大增强，群众的期盼从求生存求解放转变为求发展求富裕求幸福。如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新阶段的主题。
第三，由于中国仍处在，并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人均收入处在世界后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位没有变。中国人口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现象越发严重，群众的分层化要求日显突出。到2015年年底，按照世界银行颁布人均每天1.9美元标准，仍然有5500万人需要脱贫，不少困难群众仍然希望党和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切实改变作风，深入他们中间，扶贫帮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就党情而言，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历史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更好地巩固执政之基，党不仅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要尽可能广泛地扩大群众基础，将所有属于拥护、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作为人民范畴来加以团结，而且要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执政党在市场和资本合法环境下既要坚定依靠自己的阶级基础，也要学会与狼共舞。执政党始终受到资本、市场、执政、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等各种深刻挑战和严峻考验。大凡经不起考验的，如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就必然在严重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过程中退场。
就民情而言，第一，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实现后，求富裕、求发展、求幸福的愿望成为主要期盼。人民需要通过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通过人民民主来选举自己合意的各级政府，有效监督党和政府为人民办事。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第二，进入市场化和开放性环境后，同质性社会转变为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人民群众中间的阶级、阶层也分层化，利益也差异化。这一社会既不同于利益完全一致的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社会，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整体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分层利益、表面利益上又存在着日趋扩大的差异甚至分化，虽然这些矛盾的背后有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不会采取激烈对抗性冲突形式。这些差异和矛盾的多元经济表达（利益分配诉求）、政治表达（各种民主要求）、社会表达（阶级分层身份要求）和文化表达（各种价值观和思潮），都是具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人民群众在上述层次上也遭遇意见分散、分歧甚至分裂的状况。除了在全局、整体、根本和长远利益问题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同质性话语已经很难有一个同质性的答案。因此，党如何审时度势，在牢牢把握人民的根本意愿、全局利益、整体利益大局的同时，能够有效协调群众的利益差异，公平公正地处理各方关系，兼顾各方利益，带领全国人民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成为能否执好政一个关键。
历史场域的深刻变化，需要对当代群众路线的主题内容、根本任务、主要特点、实现路径和形式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当代阐释。
新的历史场域召唤新的出场主体。当代群众路线的主题内容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过程中凸显、保证、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既是民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一切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更是建设事业的主体、建设成果享受的主体。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好新时期群众路线。对于执政党而言，当代群众路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民务实清廉”。“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执政党越是在市场化、开放性条件下，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绝大多数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执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执政的基本价值观；把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作为执政的根本法宝。把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始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务实”即坚持实事求是，大兴务实之风。重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把解决群众生活最紧迫的重大困难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幸福满意。“清廉”即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其成员，都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和价值观。抵住**，挡住干扰，经受住考验。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当代群众路线的出场路径就是教育、制度和纪律惩处三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坚持把群众路线教育放在首位，转变作风，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大兴调研之风，多做求真务实之事。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实施群众路线的制度保证。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民主监督制度、群众意愿表达制度、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制度、廉洁奉公制度等。建立和完善惩治干部脱离群众的各项法纪规定，用更严格的戒律来保持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当代群众路线的出场方式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民主条件下，用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来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