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根源分析和资本的历史批判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发现了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年马克思所宣告的“被剥夺”“被炸毁”“被敲响丧钟”的资本依然“持续在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逐利本性推动着资本可以将一切能够赢利的要素和形式资本化，因而具有不断创新、转换资本形态的变革功能。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具有产业内部创新、创新产业、拓展区域等形式，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占主导地位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消费品资本等。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造就了新的历史场景。这是历史场域的表象化结构，也是资本拜物教的景观社会。虽然资本一般本性和历史二重性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和历史场景转换毕竟造就了资本时代的形态和特征，有着种种不同于工业资本主导时代的特质和功能。我们既不能用低于历史水平的教条主义对待当代，否认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所造就的历史场景变化，也更不能跟着后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精髓。对于问题的解答归结为一点，就是需要有当代的资本批判理论，从而呼唤新的时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场。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研究四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丧钟敲响”的资本“持续在场”之谜。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0]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用最犀利的资本批判的笔触，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本的死亡和退场，这段影响了一个半世纪人类伟大历史进程的文字，仿佛仍保持着原初写作时鲜活的墨迹从沙沙作响的笔端流淌而出的在场状态。然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历史场域中出场、在场又退场；第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红旗曾迎风飘扬而又轰然倒下；相反，“资本的幽灵”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深刻危机之后，却“桃花依旧笑春风”，资本扩展成为全球性在场，不仅外壳仍在，腐而未朽，而且资本似乎仍在扮演“持续在场”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角色。

资本持续在场的神奇故事，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之谜。西方一切新自由主义都为之欣喜若狂，高舞意识形态的大旗而欢呼，“马克思主义结束了”“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日益增强的后工业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31]“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灰飞烟灭”了。福山甚至宣布资本人格成为“历史的终结”后的“最后的人”！面对挑战，全球一切左派则持续进行资本批判，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因为马克思对资本批判和掘墓方式严重过时，因此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和《马克思的后辈们》中如是说；时代与马克思的批判图式发生了脱节，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话语方式、解放图式与马克思彻底批判的解构精神发生脱节。因此，“马克思的幽灵学逻辑”[32]需要重新出场，必须要改弦更张。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惊呼“马克思的幽灵”复活，《资本论》甚至重新被热捧。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伊格尔顿伊格尔顿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以及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面对当下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当代意义。

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也无论“马克思的幽灵”是否被认为具有当代重大意义，一个问题依然是：资本外壳被炸毁了吗？答案是：资本外壳并不是没有被炸毁。工业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外壳被自己的内在矛盾所炸毁，进而换上了垄断资本主义外壳，而整个工业资本主导外壳又进一步被新的矛盾所炸毁，换上后工业资本主导的形态。资本主导形态和功能的每一次大转换，都标志着对原先形态外壳的炸毁。不炸毁旧的形态外壳，资本就不能持续在场，危机就无法过去。然而，资本外壳的每一次被炸毁，并不等于资本所有外壳被彻底摧毁。资本也的确持续在场，而且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释放创造历史进程的杠杆作用；但是资本并不是没有改变、没有毁灭地持续在场。相反，资本持续在场的前提，就是毁灭。资本的幽灵出场、在场、退场、再出场，以不断毁灭来结束旧的在场，而以不断重新出场来保持持续在场。

显然，资本作为以往历史的生产方式发展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具有极大地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因而在它每一种外壳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和发展能量没有完全释放之前，是不会退场和被炸毁的；而新的资本外壳在孕育它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是不会出场的。资本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每一个外壳都将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被内在矛盾所炸毁，直到最终被炸毁。资本从来只能提出历史性的、能够完全解决的变换外壳的任务。资本仿佛是一个靠不断榨干躯壳能量而又不断需要寻找新的鲜活躯壳的逐利幽灵。但是，一个问题依然存在：资本依靠什么能够炸毁旧的外壳、转换新形态并持续实现自己的本性在场？

那么，资本具有不随旧的外壳炸毁而被炸毁的本性能力，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外壳躯体而重获新生的能力，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深度研究、科学解答的重大问题。所谓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就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就不断地、拼命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空间、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是资本“趋利避害”本性决定的必然行动。只要创新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资本就义无反顾地去探索实施；只要创新能够摆脱（暂时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局，资本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创新是资本的内在动力。资本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常规形态中都会因为内在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转化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既相对生产过剩的矛盾；生产企业内部计划性与市场的盲目性之间的矛盾）而被炸毁，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拯救，才能持续在场。换言之，资本的持续在场，只有通过毁灭和创新，才能“凤凰涅槃”式地实现。

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具有创新革命的本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变革。如资本如何用大工业来代替工场手工业；如何由延长雇佣劳动者的绝对劳动时间而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到用不断改进技术的手段，“将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用先进大机器进行生产，缩短生产时间和降低成本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就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过程。马克思也分析了由产业资本家直接包揽生产和流通全过程到资本领域职能的相对分化，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各司其职，这也是资本总体结构的创新。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为了扩大生产、造就集中垄断，从实体资本到银行资本、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创新转换。[34]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在这一切创新形态中的表象形式（如银行资本G—G′）和本质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本性，而且也具体分析了当时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几乎所有形式和方式。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大工业为主导形态的资本结构和资本矛盾，准确地预见到大工业资本即将崩溃、外壳被炸毁的前景。马克思也准确深度地分析了资本一般本性和历史的双重功能，为对于当代资本批判提供了一般原则。然而，马克思对于后工业社会资本的若干新的趋势，尚难以涉及。因此，对于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撰写当代《资本论》：解答如何看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以及对于资本的历史命运的影响问题。

第二个问题：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基本路径和场域转换问题。

我们不仅要深度研究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根源、本性，更要研究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基本路径。为了追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创新资本创新路径主要包括：第一，如熊彼特所说：在原产业领域内的创新。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生产流程再造、管理创新、销售模式和市场开拓方式创新等要素创新。当资本在原来的生产技术、原来的设备设施、原来的管理、原来的产品、原来的销售模式和市场不能满足资本追逐更多利润需要并造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资本就必然强制性地在产业内部实现各种创新活动，以新要素和新方式来力图摆脱危机，实现超额利润。第二，如列宁、卢森堡、哈维所说：新空间拓展（领域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的必然产物。当资本在原有一国或一个地区市场空间中受到限制、资本再也无法扩大获利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实上就是一种实现资本拓展创新的物质力量和空间形式。第三，产业领域创新。资本抓住任何一个可能使资本焕发青春活力、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的要素，上升为主导产业要素，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本结构和资本形态，构造新的资本社会，于是就实现了资本社会形态的创新。资本“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资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可以将一切要素资本化；可以将一切能够带来最大剩余价值的要素变成产业的主导形态。

资本的主导形态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工业资本，经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而转向金融资本，进而再转向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展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消费品资本等，一路飙升，不断变革，转变形态。与一般产业内部技术创新不同，资本主导产业的每一次大更迭，不仅是经济结构表象的变革，而且几乎都伴随着历史场景的转换。

从出场学角度来看，资本主导产业转换过程，既是历史场域的变革过程，也是历史场景的转换过程。历史场域是历史多元主体（出场者）和客体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深层结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从工业主导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向后工业主导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转变，首先是“历史场域”即历史的深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发生五大转变。第一，产业经济基础或主导产业从工业制造业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第二，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统治结构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元结构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两元结构转变。第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内在张力从一体化向多元化、碎片化过渡；第四，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单纯的物质力量向物质和文化双重控制、特别重视文化、科技、人才等软实力的控制方式转变，“科技鸿沟”“知识产权鸿沟”“人才鸿沟”等成为重要的控制杠杆；第五，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如从“新教伦理”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转变。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在改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存在方式的同时就改变了历史的深层结构，造就了新的历史场域。

新的历史场域变化对应生成新的历史场景。历史场景是历史场域的表象结构，也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存在的物像图景。资本主导产业变化，造就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场景：生产的相对过剩，使消费成为引导生产的主导因素，因此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由消费主导生产、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消费社会”；创造消费往往需要符号与文化引导，品牌营销将符号和文化成为决定物质生产的因素，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似乎取代了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似乎不再是一个被物质生产决定的上层建筑因素；相反，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成为这一时代的轴心要素。借助“文化产业”似乎文化成为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一切关系的颠倒，正像马克思曾经分析的“照相机内物理成像的颠倒”一样，成为异化的图景。其实，历史的本质正好相反。消费之所以成为主导的原因，恰好不能由消费本身来彻底说明，而要由生产来说明。符号和文化地位的凸显也恰好不能由符号和文化本身来说明，而要由物质生产对文化符号的决定关系来阐释。因此，拜物教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却更加彻底。

历史场景的形成当然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基本要素是作为主导产业的资本。这成为这一时代的轴心。第二个基本要素是轴心资本生长出的纵横两轴，构成一个历史坐标。第三个基本要素是坐标作为基本骨架，而由坐标与历史表象内容的结合，构成历史图景或历史场景。工业资本时代，工业资本成为时代轴心，对应生长出商业资本（流通资本）和货币资本，后两者是为了实现工业资本的统治而必然存在的两轴。商业资本（包括商品资本）是构建市场空间的资本轴；而货币资本是纵向的资本轴。两者的存在原初都是为了实现工业资本生产的需要而诞生的。然而，当轴心资本一旦发生改变，如工业资本遭遇大危机，被货币资本和银行资本所控制时，其主导地位和轴心地位就逐步丧失，金融资本就取代单纯的工业资本成为主导因素和轴心资本。相应地，生长出新的纵横两轴，进而形成由金融资本造就的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场景。今天，由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轴心资本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换，因而，对应地，在各自轴心资本支配下，纵横两轴资本发生相关改变，使历史场景同步、同态、同构地发生改变。历史场景由旧至新，发生不断转换。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成为轴心资本，必然造就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由此可见，历史场景的变化，本质上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产物。

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造就的新形态和新功能将差异性地使资本重新出场。也就是说，任何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出场的资本形态，都不可能不改变资本的某些特性和功能，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同质性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资本的特征和功能，而是要将不断重新出场的资本看作差异性出场的存在物。当代资本并不是当年资本的简单复制。我们对当代资本的批判，因此就不可能完全照搬当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模式和具体结论，而是需要根据当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特征和功能，重写《资本论》。一切不顾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用低于历史水平的理论观点批判当代资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然而，《资本论》所解剖的资本逐利的一般本性、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论》对于资本的历史作用的双重性分析依然是有效的。无论资本如何创新，如何重新出场，如何采用新的装扮和形态，其基本本性和基本矛盾、双重历史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依然是对的。一切后马克思主义企图用抛弃马克思或“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来对资本进行重新批判，企图用远离马克思方式解构资本的方式是错误的。结论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应当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本性、基本矛盾和双重历史作用的原则，深度探索当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形态和功能，书写资本批判的当代话语。

第三个问题：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问题。

关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研究更为复杂而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资本问题。

如何重新看待当代创新中的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曾经过早地宣布资本的退场，拒绝承认资本的创新作用，将马克思关于“资本外壳炸毁”的结论当作中国今天的现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在一个总体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低于当代创新资本生产方式的国家，重新认识资本仍然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并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代资本形态，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一。

“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完全否弃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依然是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都采取了资本发展的形态。国有资本虽然本质上是公有财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资本化形式，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要、科学经营、科学管理，也有利于在我国制度条件下把握整个资本发展的大方向。我国引进全球著名外资企业，绝非说一句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外国资本今天又“夹着皮包回来了”那么简单。虽然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长达百余年屈辱的“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但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客观上需要一个“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希望引进全球先进的生产技术、市场模式和管理模式，就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对于国内淘汰落后的产能、增强自主生产力量有相当大的助力作用。发展民资，就是增强民族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同时增强民族经济的实力，总体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水平。根据产业发展趋势，中国正在经历重化工、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时代。资本的有机构成（或资本与劳动投入比）迅速提高，资本集约投资使资本的占有率急剧攀升，资本的空间集聚造就迅速城镇化；资本的经济资源配置需要市场化与国际化来实现。借助这些资本形式的逐步完善，物质生产力也随之而大幅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资本的幽灵始终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资本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始终仅仅追求自己的目的。当资本的逐利本性暂时与致富人民的目标一致时，资本成为繁荣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社会的历史力量，发挥伟大的文明作用。相反，如果两者不一致，资本就会损害后者利益，将整个社会拖向符合自己目标的方向，发挥着“另类牵引”的作用。资本由于滋生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最终会对社会发生着越来越多的消极作用。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市场作用，除了无休止地扩大再生产、创新产品和产业之外，也在不断造就两极分化。在资本目的牵引下，社会初次收入分配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性。资本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贫困的积累两极化趋势自发地发生，如果没有外在的正义制度加以控制和修正，那么这一趋势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尽管福利国家、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缓和劳资矛盾，特别是经济状况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但是一旦世界性大危机爆发，经济紧缩，矛盾和冲突立即就会重现。而且，福利国家导致的政府债务日积月累，总要导致政府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表明这一福利国家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危机的根源。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强力推动城市化进程。资本的城镇化过程就是在资本不断榨取土地和建筑等空间资源的过程。资本不断进行空间资源优化配置，将产业经济变成区域经济，将房地产作为最大的消费品资本而炒作获利，不断榨取农民和城市弱势居民的土地空间权益，资本占据城市最中心地带、繁华地带和“环境美丽”地带，打造“美丽城市”，而将被拆迁居民尽量排挤到城市边缘，用空间差异化形式鲜明地表达空间生产的两极分化现象。于是，“为富人造房子”的资本宣言在全国的实践产生了各大城市流光溢彩的CBD（商业中心）、集中连片的产业区、生态良好的“富人区”造就的城镇“天堂”，然而与脏乱差的边缘“棚户区”呈鲜明对比。无房贫困户与地产大亨之间利益形成尖锐对立，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被严重践踏，群体事件暴发频繁。资本促使迅速扩张的城镇化侵吞大量土地，造就千万失地农民既失地、失业又失家，酿成严重社会冲突。我们希望将一个由资本造就越来越多的尖锐社会矛盾的社会加以和谐治理、千方百计地稳定社会秩序，希望发展可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目标，然而资本造就的全面物化、人与物关系异化越来越严重，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社会差异、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我们治理大工业资本对环境生态的“粗暴”破坏，甚至只有通过资本转换产业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依然通过资本内部的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做到。

“生态文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科学发展，然而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知识的资本化，使创新经济的本质也变成资本的创新路径。资本或合法地“俘获”政府公共政策红利，或公开要求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甚至非法地利用腐败官员创造条件让资本更好地发展。资本将获利理念尽力侵袭到政府和社会一切可能的细胞中。资本要求法律和意识形态为之辩护，保障资本的合法地位和价值优先。在“脱贫致富”的大众美好价值追求背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已经在深度腐蚀我们的社会机体。可见，我们在充分利用和榨取资本的历史作用，然而资本也在充分利用和榨取我们的所有社会资源；我们利用资本发展了民族的经济和生产力，造就了经济奇迹和社会繁荣，然而资本也日益造就了“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资本的复杂局面，“与狼共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既要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又要防止资本消极腐败作用可能严重侵蚀党和国家机体这一复杂局面的严峻考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我们始终面对究竟是有效驾驭资本还是被资本另类牵引的道路博弈甚至战争。

面对当代资本的双重历史作用，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至少存在着“左”与右的思潮摇摆。对资本消极腐败作用的深度忧患导致力图在现阶段就彻底消灭资本、追求绝对公平正义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左”的思潮，它根本不能科学理解资本作为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其历史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它所追求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愿望缺乏实现的物质历史条件。它也不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辩证法。它不能深度理解“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民粹主义虽然代表了一种下层民众对于资本的憎恨情绪和仇视心态，然而究其社会根源，本质上是在被资本消灭的过程中那些中间阶层和过渡阶层的意识形态。对资本积极历史作用的片面弘扬产生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资本偏好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宣扬资本的积极作用和合法权利，而全然不顾资本存在的消极腐败作用。它要求用资本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引领中国的未来。它宣称资本在场的永恒合理性，而不知道资本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由于它的贪婪本性和基本矛盾，必然要退场。因此，我们既不能空想在现阶段就消灭资本，更不能让资本不加限制地完全占领我们的社会。我们既要承认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来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又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手段驾驭资本并不断警惕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要善于利用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去驾驭资本、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然而，资本的消极作用方式是弥漫和渗透式的，它穿透和存留在一切微观领域。因此，与资本的博弈需要全方位展开。具体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限制资本消极腐败作用，就是要实施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资本作用下的市场自发造就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使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物质收入和利益诉求发生越来越大的差异，中国已经进入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既不同于利益完全一致的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利益对抗和冲突的阶级社会，而是人民大众在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上趋向于一致然而在局部利益、集团利益、眼前利益等方面又出现各种差异的社会。差异的利益纷争需要一个合理合法的原则去协调平衡。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然而，这一公平正义既不能是同一性政治，全盘抹杀现阶段所有成员的物质利益差异；也不能是对抗性政治，将所有的差异都当成一种阶级对抗矛盾来处理；甚至更不能用后现代的“差异的政治”那样简单承认差异的利益。限制资本造成的两极分化需要“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来加以矫正。“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当然要客观地承认分配收入社会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必须要通过收入分配差异限高、设置“基本公平+比例公平”和促进差异向公平的历史流动来限制资本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消极作用。矫正资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和弱势居民地产的无端盘剥和居住权益的两极分化，必须要通过严禁强拆民房、切实保障居民的保障房和廉租房、打击房地产投机、保障失地农民合理转化为城镇居民等一系列“空间的正义”政策来加以实现。

在社会建设层面，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参与社区建设和扶贫帮困，建立“五道保障”，缓和由于资本消极作用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建设和谐社会。解决资本所造就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大力转变资本产业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而毫无疑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限制资本意识形态和金钱价值观弥漫的根本办法之一。

第四个问题：如何让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成为深描当代思想图谱的时代坐标。

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不仅仅是新历史构境的根本原因，更是形成当代思想图谱的大地。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深度把握思想图谱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进而建立科学辨识、界分和说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思想图景和现实坐标，准确定位和深描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构境和当代思想图谱三者之间在出场学意义上的内在关联。

考察从资本轴心到思想出场的过程，首先必须要打破思想、文本独立在场、绝对在场、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假象，穿透思想表象深入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揭示思想图谱对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历史语境的深度依赖性，研究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历史语境何以成为某种思想，让思想出场。今天，思想的出场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内在辩证法的必然行动。既然历史语境是创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往实践结构，包括实体规范结构、意义结构和辩证结构，那么，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就必然成为相互差异或对立的思想谱系的共同根源。

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规范结构的价值认同成为林林总总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与劳动的交往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立场总是站在资本权力一边，按照资本的利益阐释资本充分自由原则的合理性。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需要成为历史的规范结构，获得占据历史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因而必然要产生某种论证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合法性的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总是片面夸大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对于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将之视为绝对在场、永恒在场的存在，因而成为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无条件辩护者。当然，无论是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传统资本也有反思，也深刻地揭露传统工业资本主导范式造成危机的弊端，然而，这一反思和揭露绝不可能得出否定资本一般本性的科学结论。新保守主义则更强调资本主导的市场和政治秩序，“更好”地防范危机。他们反思传统资本危机的弊端，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资本、改良资本、创新“更合理”的资本，用所谓“自觉地资本主义”替代传统盲目的资本主义；用后工业的资本来替代工业主导型的资本。这一思想既要与一切批判资本的左派思想相区别，也要与原初资本传统思想相区别。

对资本采取批判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有左派思想的共同点。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看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能地拒斥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积极成果，丝毫不理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所带来的资本特性、形态、结构、历史功能的深刻变化，不承认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能造就新的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能够暂时摆脱传统资本危机、开拓新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空间，因此，他们虽然正确地坚守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原则立场，但是对资本批判是低于历史水平的批判。他们有批判的意志，但是缺少科学批判的能力。

后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历史表象和历史场景做直观批判的资本批判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激进的资本批判理论。我们决不应该将后马克思主义简单等同于“反马克思主义”并与新自由主义画等号。二是采取后现代思想、话语和策略，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的历史场景变化有十分深刻的敏感性和趋向性，后现代时代感十分鲜明。三是从历史场景的表象直观出发，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与新历史语境完全“脱节”，因此需要借助后现代视域，超越马克思，重构当代资本批判理论。德里达企望用“解构”来重塑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用“幽灵学”来复活马克思的“某种精神”。丹尼尔·贝尔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找出“后工业社会”第三种社会图式来取代第一卷的“阶级斗争”模式。鲍德里亚指责马克思的“生产主义逻辑”，以对“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象征交换”的重建来替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图式。利奥塔批判马克思以矛盾二元对立的“总体性”和“元叙事”辩证理性方法，认为正是这一理性造就了资本社会的科学合法化和社会制度权力体系。因此，认为反对资本社会，就应当主张“向总体性开战”，成为“差异和歧见”的见证人。拉克劳和墨菲力图摆脱马克思原初同质性话语和一元论的阐释框架，认为实践理论、主体理论、阶级理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都过时了，需要用一种差异性或异质性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人群，如绿色运动、女权主义、和平运动、族性政治、同性恋运动群体重新“嫁接”起来，成为“人民”，成为一种新的反资本的“激进主义民主”力量，等等。他们理论十足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历史场景的直观性，恰好跌入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历史场景的“拜物教”陷阱，没有深刻理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构境的历史场景与历史场域之间的关系景象恰好是颠倒的。他们批判的问题和批判武器都来自时代，但是囿于直观反映，使之成为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物化意识”。

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就是要承继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方法和精神，既要深度分析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造就的历史场景的时代特性，更要深度穿透这一历史场景而达到历史场域，将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关联地考察。要深度揭示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历史场域与历史场景之间的相关性、颠倒性和反讽性的辩证关系，重新深度反思资本的结构、特性和历史功能，回答一切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教条的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无法科学回答的问题，重写《资本论》。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要通过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深度揭示历史语境的本真结构，进而对当代思想图谱的发生学根源、相互关系和理论边界的科学理解和方法论自觉，建立科学辨识、界分和评判思想图谱和理论星丛的坐标。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不仅是与时俱进的逻辑，也是东西方空间转换生成的逻辑。思想图谱不仅是全球的，更是中国的。尽管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是统一的，然而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对于空间差异的东西方的影响和作用却是不同的。当发达国家站在后工业社会知识霸权巅峰而将落后产业转移到东方时，东方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大规模的转移。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造就“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极化的全球布展，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遭遇差异的出场语境。统一的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在全球分布为“发达语境”和“发展语境”等多元差异的历史场景。差异的历史场景和历史语境必然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差异的实践旨趣、理论故事、话语体系。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差异语境的表达。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当代出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处理本土特色的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问题。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最大创新点，就在于重新发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在推动低于全球资本发展最高水平的国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依然不脱获利本性，必定具有根本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腐朽，在起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具有强大的、本质性的、历史的消极作用。外壳被炸毁、剥夺者要被剥夺、丧钟敲响的历史命运始终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使命，就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其他优势有效地驾驭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而又不被资本所“另类牵引”。要审慎辩证地对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与狼共舞。由于中国的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在场，全盘否定资本积极作用的民粹主义和全面维护资本逻辑的新自由主义肯定会长期存在并展开激烈对话。由于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中国的思想图谱一定不会是全球思想图谱的空间平移，而必定具有自己的特色。然而在出场学视域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的一切活的思想资源、有生命价值的理论都能在这一关键平台上得到合理的解释。

[1] 参见路透社：《卡尔·马克思被金融危机中的欧洲热捧》，2008年10月16日。

[2] ［英］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6] 陈先达：《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7] 黄枬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3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 陈先达：《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9]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1]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13] 参见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 ［英］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6日。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

[28] 参见刘鹤获孙冶方奖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载《比较》2012年第5期。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269页。

[31] ［英］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2]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34] 参见宋炳元、张兴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的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理论探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