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着力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解读。这一范式的历史之维使思想史范式得以真正确立，而空间之维则使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得以出场。

解读者不是孤独的单一主体。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文献的，有众多不同视域的读者。差异甚至异质的读者之间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思想，以及文本思想所涉及的时代实践问题需要展开对话。与各种在场的思想展开批判性对话曾经是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今天，也应当合理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路径。对“回到马克思”以文本—文献学解读为主要路径所可能放弃对当代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的反思而回到故纸堆的“顽强崇古意识”的担忧，使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回到马克思”并没有达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而仅仅是复制阐释者自己在时代视域中对马克思的投射影像。因此，这一时代意识纠缠着阐释者的解释学灵魂。只有指认“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致力于消灭历史间距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并在当代实践和思想语境中创新发展，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当代思想体系展开对话，与当代中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话，特别是“中西马对话”，在对话中使马克思的思想“当代在场”，才能使这一灵魂得以安置，这成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范式。[28]

理解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话的核心环节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当代在场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已经退场的考古对象。马克思思想不是古董，研究原典、解释原典不能仅仅是“历史的兴趣”。不能像西方“马克思学”那样，以所谓“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做纯粹考古学研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仍然活的真理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应当将马克思哲学思想当作一种当代在场、活的思想资源、创新发展的理论。重要的不是去面对历史的过去，而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看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今天受到那些挑战，她的思想资源是否还具有“切中时代现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正如这一范式的海派代表之一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所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它超越了（并且第一个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只有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重大革命及其当代意义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估价。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同当代生活以及当代思想的最广泛的对话。马克思哲学有进入此等对话的承当，其当代意义将在对话中得以昭彰显著。”[29]

第二，对话的前提是要重新审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思潮的时代价值。“价值重估”需要解放思想，也因此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产物。它需要纠正我国学界以往存在的“左”的错误，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变革，那么，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所有主流学术思想都是“没落时代的没落思想”，是不再具有时代性和真理性的谬误集成。西方当代思潮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毒草可以做肥料”，仅供马克思主义做批判对象。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对实用主义实行大批判之后，“**”前国门封闭，所有对西方当代思潮的介绍几乎仅限于少数几本内部出版物，如由洪谦主编、商务印书馆内部出版、作为供学界批判用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1964）。没有了思想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也必然停止。改革开放以来，借开放之机，大量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碰撞。人们在对话和碰撞中发现，西方当代思潮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这一时代性或者当代在场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有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大多深刻地提出了时代问题；二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又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解答。因此，在总体上，虽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思潮的立场、框架总体上是错误的，但是这不妨碍它包含着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的真理因素。它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却是时代问题的表征。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实际上就是与之包含的时代本质和问题的对话，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西方思潮作为时代表征之间围绕时代问题展开的对话。对话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对话，相反，马克思主义创新地走向当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需要依靠对话，在对话中不断榨取有益的时代思想资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想家展开对话，进而扩展为与当代一切中西思想的对话，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的一种范式。

第三，对话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的关联性。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旨趣强调：只有在解答时代的系列重大问题中，只有在与各种当代在场的思想对话中，才能打磨出犀利的思想光芒，才能成为时代的思想。正像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是在批判地汲取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古典思想，以及与当时一切形形色色思潮批判地展开对话过程中才能创造性地出场一样，今日马克思主义，即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当代一切主要思潮对话过程中，激活自己的批判思想资源，磨砺锋芒，汲取一切思想合理因素，进而重新打造当代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出场和演化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对话前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结束，为单向性、政治化“大批判式”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新中国大陆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的指导地位，“内批梁漱溟、外批胡适之”，对中国学界有一定思想学术影响的胡适的实用主义、欧美语义学、罗素的逻辑经验主义等做单向度地思想大批判。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批判来肃清其在国内学界的思想影响。因为其批判的单向性（批判对象不在场）、政治性（主要不是在学术对话上展开的），因而难以构成真正的对话。这可以被称为对话前史阶段。第二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对话初始阶段。对话行动在改革开放之初拉开序幕。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30]在学界打破思想封闭环境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著作系统地、批判性地介绍和评价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为久处封闭环境的学界系统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初始的知识基础。虽然这一著作受到时代局限，在介绍每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后，仍然用简单粗糙的“文革式”语言来做一番形式化的批判和评价，但是，这一著作打开了外来思想之窗、直面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所起到的让国人睁眼看世界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一著作前后（连同1990年修订版）印了300多万册，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并培养了能够与西方思潮对话的整整一代新人。而后，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各种译著、包括编译论著纷纷问世，让在长期封闭环境中习惯于单向地自说自话的中国学界真正遭遇对话者，因而受到外来思想的极大冲击和严重挑战。就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而言，“马克思早期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人道主义与异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话题都成为中外学者之间的重要对话内容。由于当时的学界对陌生的西方思潮大多缺乏专业性的深入理解，学者们学识准备和理论修为的先天不足，亦受传统大批判方式影响，对话展开又为被动应战、仓促上阵、短兵相接，因此，虽然展开了多重视域的对话，也有许多优秀的论著问世，特别是陈先达、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等，但就总体而言，对话大多采取简单化批判方式，拒斥多于分析，批判甚于论辩，立场多于学识。这一遭遇性的对话，虽然对捍卫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象征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不过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宝贵经验教训。

第三阶段，深度对话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保守主义替代激进主义成为学界的主要思绪，“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随着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的纷纷回国，学界通过译丛大量、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名人名著，许多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海外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使学界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外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若干前沿动向。其中，学界关注的焦点，也逐步地前移到对后现代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的关心和关注。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院所的外研机构、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都成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后现代为主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多向度、多层面的对话，编写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著作。在经济学界，西方经济学的若干人物、著作、思想、原理深度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开始造成新的融合。

第四个阶段，全面自主对话阶段。21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世界眼光更加开阔，对国外学术前沿状况的了解更加系统深入，多品种、多系列化译介国外新思想、新人物、新学派的著作出版状况更加繁荣，国内外代表性学者之间的直接对话和交流更加普遍频繁，对话更加聚焦和深入，更切中问题要害，更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更规范和具有稳定风格，更及时和更有效。对话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驱动作用也更加直接和强劲。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译介和研究著作繁荣度前所未有，与之开展对话的广泛度、深入度、有效度前所未有，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驱动的强劲度前所未有。

对话行动扩展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时代，几乎所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门和领域的研究都必须要借助于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才能向前发展。究其原因，其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本质要求。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故步自封的宗派主义。相反，必须汲取人类文明一切最优秀成果，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创新、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与对话其他思想体系、榨取一切对话者的优秀思想成分这一行动分不开的。脱离了对话，自我封闭，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丧失生机和活力。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其源头来自国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更需要在不断引入、学习国外马克思主义并在与中国实际（实践和文化）结合中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前提。其三，对话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走向世界的必然行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发展，既要脚踏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实践，又要开放地展开对话，让各种思想充分对接、对话、撞击、交融。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其中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对话。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话具有其他范式所不具备的特点。第一，思想在场的多元性和多主体性。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等，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让一种思想和思想主体在场。教科书和原理的阐释方式更需要“一家之言”，即一种极力排除“杂音”和“众声喧哗”而达到话语的专断和“独白”状态。而对话则不同。它要使多元思想而非一种思想在场。思想的归属主体也因此是多元的。对话行动是多元思想和实践主体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第二，对话是思想之间的嬉戏、交锋，话语之间的砥砺、辩驳、交往，最终通过辨正而达到思想的清明，或者走向融通。多元在场思想之间不是散漫无机的存在，彼此必须要发生交往。第三，对话需要思域的开放性。教科书、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都强调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的自洽，而对话则让思想走向开放。边界的不确定、意义的指向不在场、思想逻辑的复调性，都是对话所特有的。第四，对话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对话对象学术思想的理解、推动理论创新。辩驳可以明理。对话可以增知。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人，每人都有一个苹果，那么，相互交换的结果依然是每人一个苹果。而如果每人都有一个智慧，那么交换的结果就至少会每人有两个智慧，甚至可能产生第三、第四个智慧。对话是思想的碰撞，也因此成为思想的制造机。无数的对话将产生无穷的思想。对话因而就会极大地激活、启迪和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创新功能强大而效果显著。首先，开放引发了对话，而对话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开放，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翻译、译介、出版、研究国外的当代学术著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而言，已不再限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所开创的、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含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潮和苏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广义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阵营），“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其中最主要代表包括以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由拉克劳和墨菲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及其学界表现形式“马克思学”。国别跨度也从传统的西欧北美扩展为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拉美、印度、越南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左派思潮。对话中产生的许多新话题、新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和质疑，都及时地通过交流而被中国学者所知晓。在中外对话中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新理解也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如针对全球生态灾难而由美国学者克莱顿提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教训汲取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对话领域则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部门。

其次，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大大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研究。研究正在多元布展。中国学界不仅继续深度研究“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对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等为代表的旧MEGA学术团队及当代俄罗斯学者群体的研究），而且继续深化对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存在主义学派等和各代表人物、思想、范畴、和专题的个案研究，还大力开展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列研究丛书不断涌现。个案研究的数据库也在建设和更新之中。国内研究界流行的术语中，“英美马克思主义学派”“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学派范畴，柯亨、齐泽克、卡弗、福斯特、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卡特尔、大卫·哈维、朗西埃、索贾、克莱顿等人物也开始为国内学者所知晓。总之，当今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在前沿信息上基本追平国外，而在对话广泛度上已经与国外大体相当，当然，在思想创造能力和对话深度上，还大多不在一个地平线上。对话范式对话范式也大大促进了全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全国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学科方向已经超过30个（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博士生导师有60多位，每年招收70名左右的博士生；而硕士点学科方向已经有110个，每年招收大约300名硕士生。学科和人才培养规模、层次，学术团队状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大大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主要西方思潮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文学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新闻学界，等等，几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出版了大量的、本专业领域内系统研究当代西方各种主流思潮的著作，都在本领域研究中展开了深度的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都相继推出综合的研究西方思潮的大型系列丛书。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2000年以后到2013年前后是持续走向一个高峰值。一批当代西方学术大师或著名人物也相继来中国演讲，参与中国对话。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Nation-Stat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为主题，做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德里达在2001年9月又来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三场公开演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杂志社、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进行了七场座谈会，演讲围绕“宽恕：不可宽恕与不受时限”“教授志业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全球化与死刑”展开，七场讲座座谈有三场主要围绕讲演内容展开，而另四场的题目分别是：“人文学科的未来（《读书》）”“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幽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南京大学）”“解构与本体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外学者聚焦主题展开系列对话。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邀请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南京大学邀请广松夫人、齐泽克、鲍德里亚、大卫·哈维等人，中国人民大学邀请莱文，苏州大学邀请了索贾等人，借机都展开专题对话。除此之外，国内各种对话论坛也持续举办。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话，复旦大学哲学系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对话，《中国社会科学》主办的已经召开了四届全国“中西马哲学对话”的高层论坛，武汉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思潮”对话论坛，南京大学定期举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高层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多次举办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财富哲学与资本批判”对话，苏州大学围绕“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空间正义”的国际学术对话，等等，如火如荼。此外，中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推出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有50多个。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课题聚焦的对话活动，既使中外学术界保持一个良好的相互了解的接触状态，将中国学者带到了世界学术的前沿，又为中国学界提高学术自信、从事自主理论创新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为未来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提供了最好的通道。对话使中国学者不仅深度掌握当代西方主流思潮的前沿动态和演化趋势，更充分地榨取了很高水准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养分，大大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话中榨取的思想营养和理论借鉴为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能力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创新指数是最高的，为0.431。逾40%的论著都涉及新人物、新著作、新概念、新思想或新理解。因为汲取国外新概念、新术语、新思想、新方法的缘故，所以相关研究论著中新东西出现的频率最高。高峰时期，每一个新人物、新思想、新著作的译介、评论和研究都会相应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响，或如一石投进平湖而引起涟漪，甚至像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不断刺激学界、吸引学者关注，进而成为一个时期引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风向标。当然，随着对话的常态化，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新出现的学术思潮的反应剧烈程度开始降温，出现某种程度的刺激疲劳和边际效应。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造就的文化学派也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耀眼的明星。因为他们掌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潮话语的新颖性和先导性，使这些学者总能在学术圈中得到人们应有的尊敬。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学派，原因之一是因为对话之初的对象恰好是西方人本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人类学和存在主义，以及由此影响而将研究聚焦为文化批判、异化扬弃、文明压抑解除等话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而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要从文化批判入手，聚焦文化批判问题展开对话。黑龙江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最早的学术风格。而后的对话虽然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但是文化研究仍然是其中的主线。文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对话的第一线，成为旗帜和标志。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与西方思潮的对话是跨文化对话，各自都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对对方思想的理解，如文化解释学所言都带有自己的文化之镜。因此，两种思想之间的对话，也是一种文化的对话。从这一意义上说，跨文化对话造就的景观，就是一批具有跨文化特征的学者群体的崛起。其中，复旦大学海派的学者群体包括如刘放桐、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邹诗鹏、张汝伦、王德峰、孙向晨、王金林、汪行福等人，他们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等西方思潮的研究和对话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杨金海、何增科、杨雪冬、陈家刚、冯雷、曹荣湘等人组成的群体，依托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这一平台，主要围绕追踪当代国际学术前沿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两个方面而展开深度对话和研究。他们在跟踪研究当代国际学术前沿方面，中心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协商民主译丛》《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等系列丛书，率先在国内引进和介绍了全球化、治理与善治、风险社会、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协商民主、第三条道路、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等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理论，这些理论已经或正在成为国内学术界广为接受的学术话语。这一群体在对话中创新理论如增量民主与增量改革、协商民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地方治理、政府创新、反腐败、生态文明、社会资本和风险社会等，成为全国影响卓著的学派。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领衔的群体将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也移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取得了一席之地。黑龙江大学的丁立群等人领衔团队着眼于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对苏东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翻译出版了大量著作，成为国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对话中的学术重镇。此外，以北京师范大学袁贵仁、杨耕，武汉大学顾海良、枚荣政，南开大学逄锦聚等人为代表，全国高校几乎都相继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思潮”的系列课程，都凝聚了各自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因而使这一学派的人数激增而蔚为大观。他们中的不少优秀学者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中思想最为活跃、眼界最为开阔、专业外语最为精通、创造力最为富有的族群。

当然，对话范式对话范式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张力。首先的问题是：对话是多元思想之间的话语交往行为，但是，话语并不是话语的真理尺度，思想也不是思想的评判标准。评判对话多方的真与伪的最终标准不在于对话，而在于实践。而实践并没有直接显现在对话之中，而仅仅是作为对话的底板默默地潜在对话背后。因此，要真正使对话成为追问真理的辩证法（使Dialogue变成Dialectics），就必须嵌入实践，而且是交往实践这一时代底板。

其次，对话如果求得共识，马克思主义要榨取对话者的合理思想资源，需要有一种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很可能重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覆辙，去重新构造若干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个流行的思潮嫁接，成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出现若干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所谓“以后（现代）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以绿（色）解马”等。这一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似新颖，实质上依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肢解。

再次，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初衷是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但是并不排除“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路径。两者虽然在研究的时间旨趣上是相反的，但是“两极相通”。文本—文献学解读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是当代读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思想的对话。我们与西方学者的每一重大对话，都需要引导我们去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才能借助于对话视域重新发现和理解原典中的新意义，从旧原典中读出时代新意义，这就是创新。与西方思潮对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不是类似于德里达索说的“声音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在场对话，而是一种与本人并不在场条件下的文本的对话。因此，文本—文献学解读方式依然是对话的前提方式。张一兵团队之所以能够顺畅地将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解读方式转移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而取得成功，也正因为两者的贯通性。

最后，对话也绝不能像后现代哲学家罗蒂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没有时代底板的对话，取得共识只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协调与合约，但不等于符合底板的真理。相反，对话的目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榨取对象的合理资源而总体地扬弃其形式，在时代实践底板支撑下达到现实的真理。为此，我们对话的眼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彼此对方的多元共在，而要穿越这一思想的多元共在结构而走向真实的现实、实践、时代，走向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