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思想家、史学家。

梁启超于光绪十五年（1889）举于乡。后师事康有为。1895年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倡言变法维新，并称“康梁”。1896年在上海主办《时务报》，系统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897年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1898年被光绪帝召见，奉旨以六品衔办译书局事。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平等、爱国、利民、勇敢进取等思想，对当时中国年青一代产生广泛影响。辛亥革命后，以立宪派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18年欧战结束，出国游历，写下《欧游心影录》。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学。

梁启超早年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变”是天下古今之“公理”，国家的治法是非变不可的，“变亦变，不变亦变”。这种议论，为变法维新提出了重要理论根据，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思想还受传统“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影响，认为只有“心”才是实有的。他把进化论应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形成了他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方面，一生著作甚丰，自1902年起，凡七次结集刊行。目前通行的是他去世后不久由中华书局印行的《饮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这里节选其中的“新民说”、“儒家哲学”，以反映当时民权思想的兴起及中国学人试图重振中国传统思想之端倪。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开始发生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梁启超认识到：“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因此，从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最后，梁启超将这些文章以“新民说”为总标题，提出了自己对国民改造的见解。

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戊戌变法前有了新的飞跃。他自己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开始广泛接触、介绍西方思想学说，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均有涉猎。受西学影响，梁启超的思想也日益激进，认为只有粉碎专制政体，才是社会走上进步的正途。梁启超认为，数十年来的变革之所以未能收到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未曾关注“新民之道”。因而，梁启超认为，要对国家的政治面貌进行变革，必须从更新国民人格入手，培养“新民”。梁启超所谓的新民，有双重意蕴：一是对民众做启蒙工作，破除封建社会的奴性，做到“维新吾民”；二是做具有自由自尊意识的独立人格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型国民。那么，如何做到“新民”呢？梁启超认为，“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强调“新”，并非要尽弃其旧，而是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新民说”对经过“采补”与“淬厉”的新民进行了多方的阐述，简而言之，即没有奴性、自由独立、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的新人。梁启超强调，塑造新民最大的障碍在于“心奴”，“辱莫大于心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除心奴，倡新民，一破一立，培养新型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于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引领了呼吁破除国民奴性的社会思潮，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学哲学”是梁启超对儒家哲学所作的一部深入浅出的讲演录。他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梁启超的儒家哲学理论是在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其中，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以及梁启超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持守与维护是其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但此时的梁启超，却显得非常冷静与清醒。他承认新文化思潮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对于儒家思想，他也认识到：“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因此主张对儒家哲学重新考察。这与梁启超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与体认是密不可分的。“儒家哲学”包含了梁启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梁启超根据儒家哲学自身的特点对儒家哲学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诠释。梁启超指出，“哲学”一词源自西方，本义为求知识的学问，以求知为出发点与归宿。而中国哲学则以研究人尤其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为中心，双方有着巨大差异。西方哲学专注人与物的关系，而中国哲学侧重人与人的关系。儒家哲学的主旨在于修己安人，修己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是内圣的功夫；安人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的功夫。修己与安人是密不可分、不能割裂的。除此之外，“儒家哲学”还对儒家哲学的范围、儒家哲学的核心问题、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脉络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梁启超认为，只有智仁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是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因此儒家哲学的范围要比西方哲学大得多。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哲学重在力行，讲究实效，这是其核心问题。而对其研究方法，梁启超也将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和宗派研究法三种方法进行了探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总的来说，“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儒家学说的力作，他对儒家哲学的剖析与论证，极大地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主体精神，也是对新文化运动过分否定传统文化做法的一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