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蔡元培是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戊戌时期曾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后弃官从事教育，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宣传民主思想。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和哲学，颇受康德、尼采哲学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统治，退出内阁。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兼容。1927年后曾历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1937年病逝于香港。

蔡元培在教育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领域内均有相当的研究和建树，其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既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也不同意盲目地反孔，他关于建立“公民道德”、实行世界观教育即“哲学的课程”、“以美育代宗教”、“思想自由之原则”和“兼容并存之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蔡元培的著作今编有《蔡元培全集》，这里所选诸篇均是有影响的文章。

1912年2月，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后，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先后刊载于《民立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全文不足五千字，但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蔡元培此时的教育思想与主张。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人本主义色彩，他反对封建教育，注重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主张学习西方，提倡平民教育、女子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提出了五项主张：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教育。同时，他将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乎政治”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这两大类教育要全面发展，不能偏废。富国强兵需要发展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须以道德作为根本。自由、平等、亲爱是公民道德的具体表现，这与儒家思想宣扬的义、仁、恕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此外，他主张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糅合在一起，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对于传统封建教育所倡导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蔡元培予以坚决否定，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相统一的，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因此，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

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他以教育总长的身份，提出“五育”的教育方针，向往脱离政治的超越现象世界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追求完全自由的教育理想，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立足本国需要，博采众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与西方先进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蕴含了现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是蔡元培第二次赴德国留学时所作，1912年发表于巴黎出版的《民德杂志》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1912年2月，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教育思想，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提出世界观教育，指出世界观是属于实体世界，是一种理想教育，而对世界观教育具体内容并未作详细的阐述。这年他第二次赴德国留学，写成“世界观与人生观”论文，详细发挥他提出的世界观教育的思想，从世界观的起源、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关系到树立世界观的必要性都作了阐述。7月，蔡元培的主张作为教育部的提案提交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审议，最终，会议表决，“五育”中的“世界观教育”未被通过。

蔡元培所提倡的世界观教育，是“超轶乎政治”的教育，必须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蔡元培肯定现象世界的文明和现世的幸福，认为世界有两面，一面是现象，一面是实体。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相对，属于因果律；而后者绝对，超轶乎因果律。他之所以提出世界观教育的主张，原因在于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用来区别民主教育与专制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观教育最能体现民国教育方针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兼采中西文化是世界观教育提出的一大影响因素。蔡元培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有着长期的西方游学经历，在他看来世界观教育思想蕴含着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精髓，真正的教育是超越国界、超越现实的，是自由和独立的。此外，世界观教育也是针对清朝末期所提倡的尊孔教育与西方宗教教育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而之所以世界观教育没有成为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则主要是世界观教育对于当时拯救中国的现实作用不大以及与当时的国民素质状况不符两个原因造成的。

“哲学与科学”一文于1919年1月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阐述哲学与科学关系之发展。文章认为，哲学与科学，同为有系统之学说。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科学偏重归纳法，因此也称之为自下而上之学；哲学偏重演绎法，因此也称之为自上而下之学。古代演绎法盛行，科学包于哲学之中。文章概陈中外哲学的萌芽与发展状况，对古代及近世中外哲学家及其观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蔡氏认为古代所谓哲学，“常兼今日之所谓科学而言之”。例如，柏拉图分哲学为三大类：辨学、物理、伦理。亚里士多德则将哲学分为理论与实际两大类，其中理论包括分析术、玄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近世如培根、特嘉尔等，亦承袭了这种分类法。除了哲学兼有科学外，又有亦哲学与科学为同义者，如霍布斯、洛克等。文章重点介绍了康德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看法。蔡元培指出，只是到了康德，哲学兼有科学或哲学与科学同义的看法才开始发生变化。他写道：“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评》，别人之认识为先天后天二类：先天者，出于固有，后天者，本于经验。前者为感想，而后者为分析法。前者构成玄学，而后者构成科学。于是哲学与科学，始有画然之界限。”在这里，蔡元培极力推崇康德，把他看作是解决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转折点。在这一方面应该看到，通过介绍康德的观点，他的目的是要把科学从中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五四前后，国人乃至知识界中，不仅科学知识谈不上普及，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本身也存在诸多无知和误解。蔡元培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解读与分界，表明他不仅有丰厚的国学功底，而且对西方文化亦十分熟悉。他的论述对于加深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是有重要帮助的。

“在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发表于1924年。当前蔡元培接到了北京大学的信函，信中说道：“本年四月，德国举行康德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敬请我公代表本校前往与会。兹汇上赴会川资四百元，请督收为荷。”此时的蔡元培身在英国伦敦，为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宜而奔走忙碌，4月15日，《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提出，蔡元培很可能在这之后就马上动身前往德国。蔡元培与周夫人先到达柏林，停留数日，参观了柏林大学和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处，再转到哥尼斯堡参加纪念会。大会前数日，蔡元培用德文撰写了演说词。4月21日，纪念会召开，蔡元培在会上用德语致词。演说词篇幅很短，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与会代表表示中国学界以及北京大学的参会。阅读演说词，我们不难发现蔡元培的这一目的。同时，在简短的致词中，蔡元培还就康德学说及其与中国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说。致词谈到了康德对于西学东渐，尤其是哲学思想向东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康德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蔡元培指出了中国现代哲学“经过经验批判的观察，对知识整体进行检查”和“确认将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置于伦理范畴的原则基础之上”两大基本特征。接着，他说道：“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在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迷惘的世界里，特别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它能使最完美的知识和至高的道德的时代潮流融合在一起，并使崇高的永恒真理的理想得以发扬。”他的这段话，虽是为了颂扬康德，但更主要的是他看重康德在哲学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及其理性精神对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篇言简意赅的致词将论述中心以康德哲学东渐为主，带入中国语境与思想传统，显示了中国学人的智慧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