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在上一次会议上介绍的镜子-阶段的概念，在法国学派中多少已经得到确立；不过我认为值得再一次引起你们的注意，尤其是今天，因为它阐明了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体验的“我”的构成。[2]这是一个引导我们反对直接来自“我思”（Cogito）的任何哲学的体验。

你们有些人也许还记得，我们是以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征开始的，这种特征由一个比较心理学的事实说明。人的童年，有一段时间（尽管很短），虽然在工具性智能上不如黑猩猩，却已经能够认出诸如他自己在镜子中的映像一类的东西。这种识别在《阿哈，真奇妙》（Aha-Erlebnis）的启示性模仿中显示出来，柯勒（K?hler）把它看做情景领悟（situational apperception）的表达，智力行为的一种基本的环节。

这种行为远远没有穷尽，正如同黑猩猩的情形一样；一旦镜像被掌握而且被发现是空的，孩童的这种行为马上产生一系列动作上的反响；在这些动作中，他顽皮地体验着镜像的虚运动与被反射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虚拟的情结（virtual complex）与它复制的现实的关系，包括孩子自己的身体，外貌或者甚至与他附近的事物。

我们自从鲍德温（Baldwin）时代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从6个月的时候开始就可以发生，而且它的重复常常迫使我们思考乳婴在镜子前面的惊人的情景。由于尚不会行走甚至站立，他被狭窄地限制在某种支撑物中，这可以是人或者人造物（在法国，我们称之为娃娃走椅），可是，他却能愉快地蹬动双腿翻越他支撑物的障碍，保持前倾姿势，从而使瞬间模样的镜像保持在他的凝视中。

对于我们，这种行为将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一直保留到18个月。该意义揭示了一个力比多的活力（libidinal dynamism），这不仅是个一直留到现在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这个本体论结构与我们对偏执狂知识的反思是一致的。

我们只需要将镜子—阶段理解为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这是在分析赋予这个术语的完整意义上的，即当主体设想某种映像时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这种映像对这种阶段—效果的预言，是通过使用分析理论中的意象（imago）这个老字眼得到暗示的。

小孩在其襁褓阶段运动无力，处于对大人的依赖性中，却能把他的镜中映像（mirror-image）喜洋洋地归属于自己，这好像在典型的情景中展示象征母体（symbolic matrix）。“我”被在其中以一种原始的形式扔了下来，还没等它在与他者认同的逻辑论证中被客观化，还没等语言将它在一般概念上作为主体的功能归还给它。

如果我们想把它归为一个熟悉的系统，也就是说，它还将成为继发（secondary）认同的根源，这种形式也许应该称作理想-我（Ideal-I）。[3]我们将力比多正常化的功能就放置在这些继发认同中。但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形式让自我的实例，在得到社会限定之前，处在一个虚构的方向上。这个方向对单独的个体而言将永远是不能逆转的，或者正相反，它将会无症状地（asymptotically）重返主体的形成过程，无论他必须用来将他与自己现实的不和化解为我的辩证综合取得了怎样的成功。

一、作为格式塔的身体

事实上，主体在幻想中借以预见其能力之成熟的身体的整个形态，是以格式塔的形式被赋予他的；这就是说，是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被赋予的。在这种外在性中，这种形式确实是用于组成的而非被组成的，但是尤其以一种固定它的、形成对比的尺寸和一种颠倒它的对称显现给他，这种尺寸和对称与主体觉得给予他活力的活动的骚乱相矛盾。因此，这种格式塔——其丰富性应该被认为是与人类相关联的，尽管其运动风格尚不可辨认——通过其现象的这两个方面，象征我的精神永恒，同时也预示它异化的结局。这个形式充满了种种对应，它们将我和人自己构想的雕像统一起来，将我与控制我的幻影，以及自动控制统一起来；在这种控制中，他所制造的世界，在一种含混的关系中，趋向于完成。

确实，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自己身体的意象呈现在幻觉或梦想中镜子的特性作出判断，无论它涉及其个别的特征，还是甚至是其弱点，或者其客体-投射（object-projection），或者如果我们在相似对应物（double）的现象——精神现实，虽然是不同种类的，在其中显现——中注意到镜子设备的作用，那么在涉及意象的地方，镜中映像往往好像是有形世界的门槛，而我们有特权在日常经验和符号功效的半影（penumbra of symbolic efficacity）[4]中大概一睹的正是这些意象隐藏的面孔。

一个格式塔应该具有在有机体中的塑型功能，这可以用一个生物实验加以证明，该实验本身与心理因果关系的观念格格不入，所以不能使自己用这些术语对其结果作出明确表达。不过它还是认识到，雌性鸽子性腺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必须看见同类的另外一个成员，无论什么性别都行；这种条件本身极为充分，因此，要想取得期望的结果，只需要将鸽子置放在一只镜子的反射范围之内就行了。同样，在迁移的蝗虫之中，要使得蝗虫在一代之中完成从独居到群居的过渡，可以在某个阶段，将一个同类形象的单纯的视觉行动放到它眼前，条件是这种视觉行动要靠风格上足以接近其种类的运动特征的运动提供动力。这样的事实按照同型识别（homeomorphic identification）的顺序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识别本身又以塑型的与性感的识别，落入更大的关于美的问题之中。

但是，模仿的事实如果被认为是异型识别的例证，也并不缺少启发意义，因为它们提出了生命有机体空间的重要性的问题。心理学的概念看来很难说不比将它们归纳为适应想象中的最高法则的荒谬的努力更适宜于说明这些问题。让我们仅仅回忆一下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ois）（他那时很年轻，刚刚与社会学学派教育决裂）是如何说明主体的，当时他用“传说中的精神衰弱”（legendary psychasthenia）的术语，将形体模仿归类为在其假想效果（derealizing effect）意义上的对空间的痴迷。

在将人的知识以偏执狂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辩证法中，我们自己已经说明，在涉及欲望之力量的范畴时，人类知识为什么比动物知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可是它又为什么是在那个超现实主义的不满在其中公然抨击的“缺少现实”的方向上确定的。这些反思使得我们，甚至在社会辩证法以前，就从镜子-阶段所展示的空间诱捕中，认识到器官缺陷对人在其自然现实中的影响——如果我们还能将任何意义附加在“自然”这个词上的话。

我们因而趋向于认为镜子-阶段的功能是意象之功能的一个特例，这个功能将要建立生物体与其现实——或者，如人们所说，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关系的意象。

然而，在人身上，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在子宫中就被一种生物体的开裂损害，这是一种原始的不和谐，通过新生儿在最初几个月的不适，肌肉运动失调的现象暴露出来。有关锥形身体构造上不完全的客观概念，以及同样地母性生物体的某些体液残余之在场，证实了我们已经将其作为人身上一个真实的、与生俱来的种的早熟的事实说明的观点。

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这是一个为胚胎学家充分认识的事实，他们使用的是产后胎期性状（foetalization）这一术语，它确定了所谓的中枢神经的高等系统，特别是皮质的优势，神经外科手术使得我们将皮质看做器官内的镜子。

这个进步是作为一个实践的辩证法而经历的。它决定性地将个体的构成投影进历史；镜子-阶段是一部戏剧，其内在的推动从力量不足冲向希望，为（被空间认同的**所控制的）主体制造出连续不断的幻影，从人形的碎片到我们称作整形外科对它们的整合，最终，到对一个异化的本体之盔甲的设想。我们将用其结构的刚度把主体精神发展的全过程印在上面。因此，冲出内在世界的包围圈进入外在世界，引起了对为自我开列的清单进行无尽的求积分。

二、碎片化的身体

当分析的运动在个体身上遭遇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瓦解时，这个碎片化的身体——我曾经将这个术语引进了我们参照的理论框架——往往有规律地呈现在梦中。然后它就会以脱节的肢体，或者在外观形态学中描绘的那些器官的形状出现，因体内倾轧长出翅膀，拿起武器——如同好幻想的哈伊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定格的画面，永远像他们在15世纪时一样，向着现代人想象的顶峰攀登。但是在器官层面，在界定了幻影解剖学的“脆弱化”（fragilization）的线条中，这个形状被显露到甚至可以触摸的地步，如同精神分裂症和歇斯底里的间歇性征兆中所展示的那样。

在相关的情况下，“我的形成”在梦中是由一个要塞，或者一座体育场象征的，其内部的表演场和围栏，被包围在沼泽和垃圾堆中，它被分为两个敌对的竞技场，主体在那里艰难地行走，寻找那目中无人的、极小的内部城堡。这种城堡在形状上（有时被并置在相同的场景），以惊人的方式象征本我（id）。同样，在精神层面，我们发现防御工事的结构得到了实现。关于它的隐喻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宛如产生于那些征兆自身一般，其目的是描述强迫性神经症的机制——逆向转化、孤独、重叠、取消和置换。

但是，如果我们仅依赖这些纯主观性的资料，从可能会使得我们从语言技巧中派生出来的经验状态中将这些资料分离出去，那么我们的理论事业将会依然受到这种指责，即把自己投射进入不可思议的绝对主体。这是我们不得不在现在的假设中寻找用于象征还原法的导向地图（the guiding grid）的原因所在，虽然这些假设是以积聚起来的客观资料为依据的。

根据安娜·弗洛伊德小姐（Miss Anna Freud）在其了不起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中的阐述，这种方法确立了自我保卫的一种遗传秩序，将歇斯底里的抑制及其再现置于（相对于一个常常表达的偏见）一个比强迫性神经症及其分离过程更加古老的阶段，而后者依次又先于偏执狂的异化（paranoiac alienation），它开始于镜中的我偏转为社会的我的时候。

镜子-阶段终结于其中的这个时刻，开始了从此将会把我与详细描述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辩证过程，其途径是认出同伴意象和原生嫉妒的戏剧（夏洛特·布勒学派在婴儿过渡论的现象中如此好地将它们放在突出位置上）。

正是这种环节在中介中借助他者的欲望决定性地动摇了整个人类知识；依靠与他者的竞争，用抽象的等同物构成了其客体；把我制成这样一种系统，每一个本能的攻击都会构成对它的威胁，即使这种攻击必须符合一种正常的成熟——这种成熟真正的正常化，在人身上，从此依赖于一种文化红娘，正如在性对象的情形下由俄狄浦斯情节所说明的那样。

根据这种观念，原初自恋这个术语——分析的学说用它指称以那种环节为特点的力比多投资——显示了其发明者们对语义的性潜伏状态的深刻感悟。但是它还说明了那种力比多与性的力比多动态的对抗；当这些力比多唤起破坏和死亡本能时，他们就试图对它们作出界定，以解释自恋的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之间的关系，这是它在与他者的任何关系中释放出来的攻击性，尽管是最乐善好施者的帮助的那一种。

三、存在主义

他们正要遭遇那种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当代的存在与虚无哲学的热情鼓吹。

但不幸的是，那种哲学仅仅是在意识自足的界限中把握否定性的，这种意识的自足，作为其前提之一，与自我的构成性的曲解相关联，而自我则是它付托自身的自主的幻想（the illusion of autonomy）。这种幻想的飞腾，尽管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吸收借鉴达到非同一般的程度，却在提供一个存在的精神分析的虚饰中达到了其顶峰。

在社会拒绝承认它除了功利主义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功能的历史性努力的**中，在个体对抗将这种努力推向顶峰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形式的痛苦挣扎之中，对存在主义的判断必须依据它所提供的、确实由它引起的关于主体的两难选择的陈述：在监狱的大墙内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宣称其真实性的自由，表达了一种纯意识的无能为力于把握局势的、对承担义务的要求；对性关系的窥阴癖—虐待狂的理想化；只有在自杀时才实现自我的人格；只有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能满足的对他者的意识。

这些命题遭到了我们所有经验的否定，因为它告诉我们不要认为自我是以感知-意识-系统为中心的，或者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一原则表达了科学主义的偏见对知识的辩证法的强烈敌意。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从表现自我在其所有结构中的特色的曲解功能开始，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对此作过引人注目的阐述。因为，如果否定（Verneinung）代表该功能的特许形式，其效果将会，在极大程度上，仍然是潜在的，只要它们还没有被命运层面反射的光线照亮，那正是展示本我的地方。

我们可以因此理解我的形成的惰性特征，在那儿发现神经症最宽泛的定义——甚至作为情境对主体的诱捕，这种情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癫狂的最一般的规则，不仅是精神病院高墙后面的癫狂，而且是用声音和愤怒把世人震聋的癫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于我们是心灵之**的学校，正如同精神分析量表的刻度。当我们计算它们对整个社区的威胁程度时，它为我们提供市民**减弱的迹象。

在这个自然与文明的结合部，现代人类学进行了如此不懈的扫描，只有精神分析认识到了这个难解的想象的奴隶状态，爱必须永远重新使之复原，或者终止。

对于这个任务，我们不依赖于任何利他的情感，因为我们暴露了隐藏在人类学者、理想主义者、卖弄学问者，甚至改革者行为下面的攻击性。

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求助中，精神分析可以陪伴病人到达“你是那”的心醉神秘的界限，在那里向他展示了他必死命运的密码，但是并不是单单凭着我们作为专业人员的力量将他带到了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一点上。

（方杰 译）

[1] 选自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原译者注：“I”用在这里以及全文中翻译拉康的“je”，比如在“le je”，“la fonction du je”中，等等。“Ego”译“le moi”并且用于标准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文献。

[3] 在整篇文章中，在其奇特的意义上，我们保留了我们曾采用的弗洛伊德的Idea-Ich的译法，而不作任何解释，除非在我们开始不继续这样做的情况下。

[4] 参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0章，伦敦，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