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长时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犹如他们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中和有关它们的插曲的背后揭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历史学家们拥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改造过的；另一种是传统的，即经济增长的模式，商品流通的定量分析，人口发展和减退的剖析，气象及气候变化的研究，社会学常数的测定，技术调整及其传播和保持的描述等。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那些传统分析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关联？什么是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能否确定某种整体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连贯？）如今已经被另一类型的问题所替代，即：应当将什么样的层次相互区分开来？应该建立何种类型的体系？对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体系应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标准？什么样的关系系统（等级、支配、重叠、单一决定、互为因果）是可以描述的？能建立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应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些被称为思想史、科学史、哲学史、思维史，还有文学史（它们的特殊性可暂时不管）的学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今天，人们正力图在人类思维长期的连续性中，在某一思想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的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位和性质多种多样。巴什拉（G.Bachelard）曾这样描述过“认识论的条条框框与界线”：它们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冈奎莱姆（G.Canguilhem）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其运用规律的历史。冈奎莱姆还对科学史的微观范畴和宏观范畴作了区分。在上述两个范畴中，事件及其后果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安排的：因此，一个发现、一种方法的制定，乃至一位学者的研究和失败并不具有同样的偶然性，而且也不可能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被用同一种方式描述出来，因为它们无论在哪一点上，被讲述的并不是同样的故事。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塞尔在数学领域中刚刚提出了这种现象的理论）。正像盖罗特（M.Guéroult）对系统的构造单位所分析的那样：把影响、传统、文化连续性作为描述的单位是不妥当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演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总之，最彻底的断裂，毋庸置疑，是那些由理论转换的研究所实现的割裂，即发生在这种理论转换的研究“使科学脱离它过去的意识形态并用这种把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方法建立某种科学”之时。除此之外，当然还应该补充一点：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

因此，如此的历史分析将要面临的——正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不再是：弄清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某种唯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并对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这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展开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历史的这种新形式正是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制定它自己的理论，即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以什么样的标准区分这些我们所涉及的单位：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文本？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即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次？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层次？

总而言之，思维的、认识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不无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

但愿这种交错倒置不至于引起错觉。我们不能只凭表面现象就想象一些历史学科是从连续过渡到不连续，而另一些则是从不连续的密集变为不间断的一致性的一统天下；不能以为在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的分析中，人们对整体的确定越来越敏感，而在思想和知识的分析中，却越来越关注差异问题；不能认为这两种重要的描述形式相互交叉起来却又互不相识。

其实，这些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只是在表面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请别误解：显而易见，自从历史这样的学科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了。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以及这种对于考证的强烈的批判性的担忧都指向同一目标，即在这些文献所叙述的事情的基础上——有时是只言片语——重建这曾经是文献的来源，而今天却远远地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文献过去一直被看做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的印迹虽已微乎其微，但还是有幸可以辨认出来的。然而，历史通过某种并非始于今日，但显然尚未完成的变化改变了它相对于文献的位置。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来说，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文本、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自身也许享有充分记忆优势的历史来说，文献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一个社会而言，历史是一种赋予它与之不能分离的众多的文献以某种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制定的方法。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便是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做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即在思想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事实上，后者就其传统形式而言，旨在确定事实之间或者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关系、循环确定关系、对立关系、表达关系）：体系已经建立，就得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邻界。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即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限，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由此产生了不仅要区分重要事件（及其一连串后果）和那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必要性，而且要区分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的事件类型的必要性（哪些是瞬间的，哪些是中等时间的，如技术传播或货币减少；哪些是属于慢节奏的，如人口的平衡，或者逐步调整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由此产生了使罕见的或者由重复事件构成的粗测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当代历史中长时段的出现不意味着向历史哲学、世界的洪荒时代或者向由各种文明的命运所规定的那些阶段的返归，它的出现是在方法论上慎重制定体系的结果。不过，在思想史、思维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即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维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体系的个体化，这些体系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一直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并且是某种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所不可化约的。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在历史分析中身兼三种职能：首先它构成历史学家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学家勉强从他所要研究的材料中接受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至少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假设，区分分析的可能层次，适用于每一层次的方法，以及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分析所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之不规则的瞬间。不连续性最后是研究工作不断进行阐明的概念（而不是在两个肯定形态之间把它当做一致的无差别的空白而被忽略），根据人们对它指定的范围和层次，连续性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功能：因为当我们在描述认识论的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者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时，我们所言及的不是同样的不连续性。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从障碍发展到用于实践中。它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予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即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这样的计划与下面的两个或三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即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和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其次，假设历史性之唯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着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情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单位（阶段或时期）连接起来，这些大单位在自身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的原则。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时提出疑问之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力图获得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多样性，如经济史的多样性与制度史的多样性相比，制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或者文学史的多样性相比；这也不是历史仅仅力图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中指出某些日期的巧合或某些形式和意义的类似。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体系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体系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还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2]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即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选择原则的建立（根据人们需要彻底研究的大量文献，依据统计学取样的方法进行选材或者试图提前确定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分等要求）；对分析层次和适合分析层次的成分的确定（在被研究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提出数字的指标；某些有关事件、机构、实践的——清晰的或暗含的——参照；被使用的词及其使用规则和这词的语义场，或者还有句子的形式结构和连接它们的连贯类型）；对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对材料作数量处理，根据某些可确定特征进行分解，人们正在研究这些特征的关联关系，解释性剖析，对重复性和分配的分析）；对于那些联结研究材料的整体和子整体的确定（区域、时期、单一过程）；对于那些可以标志某一整体的关系的确定（它们可以是数字的、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功能的、因果的、类比的关系，还可以是从能指到所指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以及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性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结构主义这个缩略词。然而这受多种条件限制：这些问题本身还远远不能包括整个历史方法论的范畴，它们只占据这个范畴中的一部分，而它们的重要性随着分析的范围和层次而变化；除去在一些相对局限的情况中，它们并不是从语言学或人种学引入的（根据今天通常的说法），而是产生于历史自身范畴中，——主要产生于经济史的范畴，有时产生于经济史所提出的问题。最后，它们绝对不允许谈论历史的结构化或者谈论一种要清除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对立”的企图：因为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们就在测定、描述和分析结构了，而他们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自问是否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过去了。将结构同变化对立起来既不适合于历史范畴的确定，无疑也不适合于结构方法的确定。

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然而，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维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而其他一些较晚出现的转变却受到青睐，——例如语言学的转变。犹似在这部人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编写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性、体系、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各种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人们将界限、变化、独立系统、限定体系——这些历史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变成理论，从中找出一般后果，乃至派生出可能的蕴涵，有着难言之隐。就好像我们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维时代中思考他人。

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如果说思维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又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并将它无限地引向它的未来的话，那么，思维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革命在这里从来就是意味着觉醒。

19世纪以来，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却起着一个恒定不变的作用，即反对一切偏移，拯救主体的主宰，挽救人类学与人文主义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这个主题反对由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历史分析——造成的偏移，19世纪末叶，这个主题导致了对全面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全面历史中，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归结于单一的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某种文明一致的类型。这个主题以对起源基础的研究来反对由尼采的谱系学造成的偏移，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并把整个思维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结起来，同维持这种目的论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最后，近时期当就主体的欲望的规律、语言形式、行动规则，或者神秘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的手法而言，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偏移了主体时，当这样的事情确实无疑时，即人被询问自己是什么时不能对自身的性欲和自身的无意识、自己语言的系统的形式或者自己想象的规律性进行阐述时，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为了发挥这一把历史生动的开放同结构的“静止”状态、“封闭”系统、必然的“共时性”对立起来的主题，很显然，应该首先在历史分析本身中否定对不连续性的概念的使用，对层次和界限的确定，对特殊体系的描述，对差异游戏的揭示等做法。因此，人们只好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因此，人们用超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因此，人们最终把新历史今天提出的整个方法论的问题的范畴弃置一旁，似乎这一范畴不值得同前者相提并论。因为如果不连续性、系统和转换、体系和界限等问题确实存在于历史的各个学科中（关于思想或者科学的学科不少于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学科）的话，那么，人们总能以某种合理性，将“变化”与“结构”，运动与循环调节或将人们不加思考所说的“历史”与“结构”对立起来。

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歌功颂德，——在起源研究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想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在生动的、连续的和开放的历史的主题中，是同一种保守功能在起作用。因此，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维、思想或者认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词，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体系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的永不失效的权力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但是不应被此所蒙骗：因为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的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体系、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整体化的运动，物质决定论的手法，实践的规则，无意识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人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人们曾把所有从前的宝贝都堆放在这种历史的古老的城堡中，人们相信它是牢固的，并把它神圣化，把它变成最新的人类学思想的场所，人们甚至相信能够在这里俘获那些曾经猛烈地攻打过它的人，并相信可以把他们变成城堡的警惕的守卫者。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堡却被历史学家们长期弃置一旁，他们离开城堡，另辟蹊径；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马克思或者尼采也不能保护人们委托给他们的东西。不能再指望他们来保护好这些特权，也不能指望他们再一次断言——上帝知道在今天的困境中，人们是否有这些需要——至少历史是活的，连续着的，断言历史对于回答问题的主体来说仍然是提供休息、确信、和解的高枕无忧的场所。

我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如人意。我们试图通过这项研究测量出一般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一些属于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受到质疑；我们还想通过这项研究试图在历史领域中解脱人类学的束缚；这项研究反过来揭示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上述这些任务，虽然已被零乱地勾画出来，但它们的整体联结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确定。现在是使它们一致起来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尝试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本书。

在开始前，提出几点注意之处以免任何误解。

——本书不是要把已经在其他分析领域中试验过的结构主义方法移植到历史领域中，特别是移植到认识史的领域中。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但愿这种转换连同它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方法、确定的概念和获得的结果不至于在某一方面与人们称为结构分析的东西格格不入，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这种分析在此要特别进行讨论的现象。

——本书不是要（也谈不上）使用文化整体性的范畴（如世界观、思想类型、时代的特殊精神）以便把结构分析的形式强加给历史，而不管它是否愿意。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

——在要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范围里，我们看到正趋于形成的理论连同业已完成的考察都处在一个双重关联中。这个理论试图以普通术语（但都作了大量的纠正和制定工作）提出一些方法。上述研究从半道上使用了这些方法，或者说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改造了这些方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以已取得的成果强化自己，以便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它自己发现的。对疯病和心理学的出现，对疾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对生命科学、语言和经济科学等所作的调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曾是盲目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已逐渐明朗起来。这不仅由于它们逐渐地明确它们的方法，还由于它们可能发现了——在这场人文主义和人类学的争论中——它的历史的可能性的所在点。

总之，这部书同在它以前完成的那几部书一样，没有参与——至少没有直接马上参与——关于（起源、历史、变化）结构的争论，而是参与了这样一个范畴，即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然而，毫无疑问，认为这里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这项研究不是对人们可以在《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或者《词与物》等书中所能读到的东西作重复和详细的描述。它在很多方面与它们不同，其中亦不乏一些修正和批判。总的来说，在《疯狂史》中对被认为“经验”的东西花费了过大的篇幅并且令人费解，它想指出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历史的匿名和一般的主体。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我多次试图使用结构分析，但使用这种分析可能会回避想提出来的问题的特殊性和考古学特有的层次。最后，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作明确的规定，致使人们认为我们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我为自己无力避免这些危险而忧心忡忡：我安慰自己说，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我的研究中，是因为我的研究应该从历史这些多样的方法和多种形式中超脱出来，采用自己的方法；其次，如果没有这些向我提出来的问题[3]，没有出现这些困难以及人们提出的疑义的话，我绝不可能如此清楚地看到这个不管我愿意与否从此已同我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于是，我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回头的方法来写这本书，因为，每时每刻，本书都在拉开距离，建立自己的方法，摸索着接近自己的界限，与它不想说的东西碰撞，并为确定自己的路线挖沟开路。每时每刻，这本书都在揭示可能的含混现象，拒绝研究本身的雷同，而且有言在先，即我既非此亦非彼。通常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认为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错了并不合适。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邻域的外在性确定一块特殊的地方；在于试图——而不是迫使别人沉默，称他们在说空话——确定这个作为我谈论起点的空白。这个空白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话语中慢慢地形成。

——您是不是对您所讲的没有把握？您是不是又要根据人们向你提出的问题改变观点，变换立场，说这些驳斥并没有针对性？您是不是准备重复说您从来就不是人们谴责的那样？您已经在安排退路，它可以使您在您的下一部书中再次出现，并像您现在做的这样嘲弄我们说：不，不，我并不在你们窥测我的地方，可我却在这里微笑着注视着你们。

——总而言之，你们想象一下我在写作时经受了多少艰辛，感受到多少乐趣，如果我——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布置了这样一座迷宫的话，你们还认为我会执著地埋头于这项研究，而我却要在这座迷宫中冒险，更改意图，为迷宫开凿地道，使迷宫远离它自身，找出它突出的部分，而这些突出部分又简化和扭曲着它的通道，我迷失在迷宫中，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无疑，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止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谢强 译）

[1] 选自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2] 是否应该对最后的闲逛者强调：一个“范围”（无疑是在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讲），形式上就是一种“体系中的体系”？无论如何，这全然不是人们为消除孩子们的失望而置于幻灯前的一幅小的固定图画，而在孩子们的年龄，他们当然更喜欢电影的生动。

[3] 尤其是，该文的最初部分以稍不同的形式对高等师范学校就“认识论循环”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另一方面，就某些发展的概要已对《精神》杂志的读者作了回答（196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