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必然始于考察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实际上，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我们不选择从这里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就从同样主要而真实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出发，这在很多方面看来或许会更好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命题必然相互否定或者相互冲突。但是，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由于含有比喻的因素，暗示着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因此，若转化为其他命题，至少是在某些方面过于专门化了，有时令人难以接受。而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当我们试着分析这个命题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牵涉其中的关系的这个术语即“决定”（determines）在语言和理论上极其复杂。决定性乃至决定论的术语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神学对世界与人的解释中沿袭下来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颠覆与否定许多公认的命题时，运用了在英语中翻译为“决定”的这个词（常用但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应德语词是bestimmen），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的意识形态坚持外在于人的力量的权力，或者是以世俗的形式坚持抽象的决定意识，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明确地否定这一点，他把决定的起源置于人的活动中。不过，这个术语有着具体发展的历史和连续性，它提醒我们，在通常的用法中，“决定”这个词有着极不相同的可能意义和暗示，这在大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一方面，从其神学传统来说，外因的观念完全预见、预示、控制着后来的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经验来看，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也是存在的。[2]

显而易见，无论是根据某种外在力量或是根据具体发展的内在规律来限制和施加压力的过程，都与为现在的外部力量所代表、预示和控制的其他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别。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许多实例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常常或明确或含蓄地运用的标志、预示、控制的观念，可说是一种次生的观念。

一、上层建筑：限制与修正

在这个命题中，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的是关系这个术语，但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涉及这些相关的术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层建筑”（überbau）。在马克思之后的一般用法中，“上层建筑”主要意指某种单一的“领域”，可以把所有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都置于该领域内。但是，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在恩格斯后来的通信中、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地方，他们都对上层建筑活动的被决定特征进行了限制。第一种限制与时间的延迟、与各种复杂情况、与间接的或相对疏远的各种关系有关。过去，最简单的上层建筑概念是在上层建筑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基础的现实进行反映、模仿或再现，这种概念至今也绝对没有完全被抛弃。关于反映或再现过程的实证主义的观念直接支持这种概念。但是，由于在许多现实的文化活动中，人们无法发现这种关系，或者说在研究物质或实践活动中难以发现这种关系，因此，人们引入了时间的延迟，即著名的滞后概念；引入了各种技巧性的复杂概念；引入了间接性——在这种间接性中，文化领域内的有些活动（如哲学）都被置于更加远离第一性的经济活动的地方。这是上层建筑概念的限制的第一个层面：实际上是一种操作性的限制。第二个层面与此相关但更加重要，其中更侧重关系过程本身。这是一种引出了“中介”（mediation）的现代概念的反思。“中介”的概念与简单的反映或再现的概念有所不同——它确定不同于反映或再现的概念而更具能动性。20世纪后期出现了“同构”（homologous structure）的概念，其中，上层建筑与基础现实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或明显的相似性，当然也不存在反映或再现之类的东西，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结构的同源或对应关系。这不是与“中介”不同的概念，而是同一类型的修正，它并不假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也不简单地从运作的角度设定这种关系受滞后、复杂情况和间接性的支配，而就其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直接的再现。

虽然这些限制和修正是极其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大家都接受了的“基础”（Basis，Grundlage）的概念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文化过程的本质，基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有待考察的概念。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的许多用法中，作为一个语言习惯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基础”是一个对象，或者更精确地说，人们常常以划一、静态的方式考察“基础”。“基础”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基础”是对应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我们提出并一再重复这类命题，但在用法上极不相同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生产活动在特殊的结构关系中构成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为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并阐明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但在实践中它绝不是划一的或静态的。生产关系与相伴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确实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因此，这些力量存在着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可能性。另外，当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来考察这些力量时，比起我们从“基础”这个成熟的形而上学概念中可能认识到的东西来，这些力量作为具体的活动和现实的人的关系，指的是更加能动、更加复杂、更加矛盾的事物。

二、基础和生产力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大多数想要使一般的命题变得更加合情合理的人都专注于完善上层建筑这个概念。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隐匿在常见的定义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基础”已包含严格意义上的基础工业，在20世纪的发展中更是如此。对重工业的强调一直起着某种文化的作用。这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考察“生产力”的一般概念。显然，我们要在基础上考察的是第一生产力。但我们必须作出某些非常关键的区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是在特殊而专门的意义上来考察对应于那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劳动”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段极其艰深费解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这就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促成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一旦涉及钢琴演奏者时，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演奏，他都不是生产劳动者。因此，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演奏者则属于上层建筑。作为考察文化活动、考察有关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一条死胡同。但是，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那里分析的是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他这种分析模式中，他不得不赋予“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的概念以专门化的意义，即以商品生产的面目出现的主要的物质劳动。但是，限制了在某种文化语境中甚至是极其危险地限制了“生产力”这个核心概念，只要稍加提示我们就能明白，根据这个概念，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自己，所谓他自己指的是他本身就是那种劳动，或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强调人创造了自身及其历史。今天，当我们讨论基础和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关键问题是，我们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第一生产力，还是指的是社会和人本身的主要生产，即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前一种做法在这个命题的蜕化形式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如果我们把握了广义的生产力，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法考察整个基础问题，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把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当作上层建筑性的因而是次要的东西加以抛弃；广义地来说，那些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基础性的。

三、总体性的用途

但是，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一般命题带来的困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替代性的重要发展，即对社会“总体性”的强调，这主要是跟卢卡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对立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有层次的概念。实践的总体性这个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概念相吻合，然而它并不必然根据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解释这个过程。如今，总体性这个词已经变得众所周知，比起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来，它确实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它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限。总体性的概念很容易使它的本质内容失去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是由许多构成具体的社会总体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每种实践，而后只是补充说各种社会实践极其复杂地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是在更明显地讨论现实；但另一方面却抛弃了存在着任何决定性过程的主张。我个人很不情愿这样做。对于文化理论中的总体性的概念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总体性的概念是否包含着意图的概念。

如果总体性是具体的，如果总体性只是对各种混杂而同时出现的实践的认识，那它必然失去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意图的概念重新提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重点。因为，虽然任何社会都是这些实践构成的复杂总体，但任何社会同样具有特殊的组织和特殊的结构，这些组织和结构的原则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这些意图解释社会，在我们的所有经验中，这些意图始终是特定阶级的准则。粗糙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是，人们过于容易接受表面上不那么粗糙的模式，如总体性的模式或复杂总体模式，但这些模式排除了社会意图的真相、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抛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我很难把艺术和思想的过程视为人们常用公式中的上层建筑。但是，在社会和政治的许多领域内——某些权威理论、某些法律、某些机构，这一切在马克思原来的系统阐述中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各类社会机器中，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和建构这个决定性的领域中，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因素，那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现实。常常有人宣称这些法律、法规、理论、意识形态是自然而然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明白，它们表现并认可了特定阶级的统治。许多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士除了进行经济斗争之外还必须与这些机构和观念进行斗争，他们认为，这些机构及其意识形态都具有那种依赖性的和权威性的关系，如果意识不到这点，如果不否定和废除它们对普遍有效性或合法性的要求，人们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的阶级特征。修正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困难与他们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某类描述文化过程的总体性的意义。我想，只有当我们把它与另一个关键的马克思主义概念“霸权”结合起来之后，我们才能恰当地运用总体性的概念。

四、霸权的复杂性

葛兰西极力强调霸权并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概念，我认为他的理解深度是罕见的，这正是他的巨大贡献。因为霸权设定了某种真正总体性的东西，它不是（如脆弱的意识形态观念那样）次要的或上层建筑性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深处，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诚如葛兰西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构成了在它的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和局限，因此，它比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任何概念都更明显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只是一系列抽象的、强制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念、假设和习惯只是特殊操纵的结果；一种应该被抛弃和终结的公开培训的结果，那么社会就应该比在过去和现在更容易发生运动和变化。霸权这个概念深深地渗透进社会意识当中，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才是根本性的。霸权优于一般的总体性概念，因为它同时强调了统治的事实。

但有些时候，我也听到人们讨论霸权，可我觉得作为一个概念，霸权也正在被扯回到一般用法的“上层建筑”所陷入的那种相对简单、划一和静态的观念中去。我认为，如果想要讨论现实的社会形式，我们就必须对霸权作出极其复杂的解释。首先，我们作出的解释必须充分考虑到霸权当中真实而频繁的变化因素。我们必须强调，霸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身的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和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结构也可能不断地受到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简单地谈论“这种霸权”、“一种霸权”的原因，我情愿提出另外一种模式，它能充分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及其一系列的替代形式和变化过程。

在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有一种是非常明显的，它更在行的是人们可称之为时期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必须称之为历史问题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更擅长于区分不同的社会时期（如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时期）的重大特征，而不是区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和这些阶段的不同时刻：比起引人注目的、关注主要轮廓和特征的时期分析来，真正的历史过程更加需要精细入微的分析。

我一直试图应用的就是这个理论模式。我首先想要说的是，在任何社会里，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都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导体系。这并不暗示着对这个体系的价值的假定。我只是说，它是主要的体系。确实我可以称之为一个共同的体系，但这有可能引起混淆，因为葛兰西也用了“共同的”这个词来指称与霸权的普遍的和主导的因素相对立的从属部分。无论如何，我想到的是主要的、实际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意义和价值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有序的并为人们身体力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在纯粹舆论或纯粹操纵的层面上来理解霸权的原因。它是一整套的实践和期望；是我们的力量分配，是我们对人及其世界的本质的一般理解。它是一系列的意义和价值，当人们把这些意义和价值当作实践来体验时，它们就是相互证明的。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构成了一种现实感，由于在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领域内大多数社会成员都非常难以超越他们体验到的现实，所以它又构成了一种绝对感。但是，除了在抽象分析中，这绝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相反，如果我们理解了它所依赖的真实社会过程，我指的是合并过程，那我们就能理解实际的主导文化。合并模式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说，教育机构是传播实际的主流文化的主要部门，如今，这也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它处于同一环节中。另外，在哲学的层面上，在真正的理论层面上，在各种实践的历史层面上，都存在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在实际的主流文化领域内，它总是被当作“传统”、“有意义的过去”而为人们所忽视。但是，选择始终是关键所在；选择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内选择某些意义和实践并加以强调，否定和排除另外一些意义和实践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是重新阐释并削弱这些意义和实践的某些成分，或者把它们表达为支持或至少是与实际的主流文化内的其他因素不相矛盾的形式。教育过程；在家庭之类的机构中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培训；工作的实际规定和组织；在知识和理论层面上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包含在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活动中，由于它们为我们所体验并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生活现实也是依赖于它们的。要是我们从中认识到的只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要是它只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的可孤立的意义和实践；要是统治阶级把它们强制加于他人的头上，使之占据了我们的心灵的最主要部分，那它就将是更加容易被推翻，人们无疑会对此感到高兴。

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以选择、组织和阐释我们的经验，而且，它始终是能动的，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中；它不只是过去，不只是我们可以轻易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干壳，它比强加的抽象意识形态更加实在和灵活，在复杂的社会里，情况只能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替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替代性的观点和态度、替代性的世界意义，但这些替代性的东西只能包容在实际的主流文化中。在我们的上层建筑概念中，甚至是在某些霸权概念中，这一点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忽视开辟了退向中立的复杂性的道路。例如，政治实践中就存在着现实对立面的合并模式，人们感觉到并努力解决对立面。不管这些对立面的内在矛盾或内在变化有多大，它们在实践中总是无法逃脱实际的主导定义的限制，根据这个事实人们就可以认识它们在合并中的存在。议会政治实践就是如此，虽然它确实存在内在的对立。在任何社会里，所有实践和争论都是如此，虽然这些实践和争论绝不可能还原为意识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不管存在多大的内部争议和变化，它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主要的共同定义的限制，那么，它们就可以根据我的意思当作共同的东西来加以分析。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必须再次仔细考虑那种非共同性的源泉；那些并不是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的源泉。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对此加以说明。显然，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替代物，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的主流文化的真正对立。这些替代形式和对立形式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现实环境中频繁的历史变化形式。在某些社会里，人们有可能发现真实的替代形式不受干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果想要它们发挥效用，它们当然必须是共同组织的组成部分。）对立面存在的可能性、它的清晰表达、它的公开性程度等都依赖于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根据实际的主流文化来看，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替代性和对立性形式隶属于历史的变化形式，具有自己的源泉，作为主流文化的真实反映，这些源泉是非常重要的。

五、剩余文化和新兴文化

接下来我得介绍替代性和对立性文化的残余形式和新兴形式之间的进一步区别。所谓“残余的”，我指的是不能根据主流文化来证实或表现的某些经验、意义和价值，但是，在以前的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和社会残余物的基础上，它们却得到了生存和实践。大部分的宗教意义和价值都被明显地并入主要的体系，但是，某些宗教价值中确实存在这种真实情形。在英国文化中，某些源于乡村的过去的观念同样如此，这些观念至今仍然相当流行。剩余文化总是某种程度地远离实际的主流文化，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在现实的文化活动中，它有可能被纳入后者。这是因为，如果实际的主流文化想要在那些领域内获得意义的话，在许多情况下，它就必须吸纳剩余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变化形式；如果这种残余是源于过去的主要领域时，情况尤其如此。这同时也是因为，在某种阶级，起码是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主流文化不可能允许过多的这类实践和经验处于自身之外。因此，虽然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有些重要的情况下，某些名副其实的残余意义和实践留存了下来。

所谓“新兴的”，我指的是，首先，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含义和经验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但是，合并它们的企图早就存在，因为它们是当代实践的组成部分——不过不是明确的部分。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弄清楚这种企图早在何时就已出现、主流文化对于可以被视为新兴文化的东西又有多么警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主流文化与残余的和新兴的文化之间的时间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区分已经被吸纳的剩余文化和没有被吸纳的剩余文化，区分已经被吸纳的新兴文化和没有被吸纳的新兴文化，那么我们就能理解这点，不过，作出这些区分往往需要非常精确的分析。主流文化在试图吸纳时到底多深地触及了整个人类实践和经验的领域，这对于任何特定的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早期阶段，它确实愿意摒弃某些经验领域，并且时刻准备把经验领域归属于个人的或是艺术的生活领域，归属于同社会或国家事务无关的领域。这与政治宽容同步发展，虽然有时政治宽容的本质是有害的忽略。但我敢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确实如此，由于劳动、传播和决策的社会特征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比以前更加深入地触及了某些迄今已被抛弃的经验、实践和意义的领域。因此，一旦涉及一种实践到底是替代性的还是对立性的这一问题时，实际的决策常常是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作出的。替代性和对立性之间，也就是说，找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希望不受干扰的人与找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想要按照这种方式改造社会的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简单的理论区别。这通常是个体及团体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与那些真正属于政治的和革命的实践的解决方法之间的差别。但实际上，它常常是替代性和对立性之间的狭窄界限。一种意义或实践可以被当作一种偏离而得到宽容，但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有效的统治领域的扩展，主流文化可能会认为，同样的意义和实践不仅无视或鄙视自己，而且对自己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这可以充分地解释这些实践和意义的源泉，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说，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一般的历史研究出发，我们能够理解残余意义和实践的源泉。有些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于早期社会形式，这些源泉是早期社会形态的结果。由于在特定阶段主流文化出现的疏忽，于是出现了返回到在过去的现实社会里创造的意义和价值的现象，由于那些意义和价值代表了人类的经验、抱负和成就，所以它们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主流文化却极力贬低或反对它们，甚至无法理解它们。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如何对新兴的文化实践作出非形而上学的和非主观主义的解释，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对此问题的解答对于残余实践的持续过程也有着重要影响。

六、阶级与人类实践

我们确实掌握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而来的源泉。我们理解到了新兴阶级的形式，新兴阶级的觉悟。毫无疑问，这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形成过程使简单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变得复杂起来。虽然葛兰西的全部目的在于通过机构以理解和创立能够挑战资产阶级霸权的无产阶级霸权，但这个过程同样使某些一般形式的霸权变得复杂起来。在新兴阶级出现时，我们拥有新的实践的主要源泉。但我们同时必须认识到其他的源泉，在文化活动中，其中有些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要说的是，我们能够根据如下观点来认识它们：实际上，任何生产方式、主流社会或社会秩序、主流文化都没有穷尽所有的人类实践、人类力量、人类目的（这个范围并不是原始的“人类本性”的概述，同时，它是那些惊人的、既是实践中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变化形式，人类应该能够理解这些变化形式，并且已经显示出了这种能力）。在我看来，这种强调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它允许我们解释发生在主导模式之外的事情。同时，它反映了主导模式的真实状况：主导模式从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人类实践中进行选择，而后却加以排斥。处于主导模式之外或反对主导模式的人类实践的处境艰难，这种情况当然是真实存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处于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感兴趣和有利益的领域内。如果这种兴趣和利益是清晰明了的，许多新的实践就能得到理解，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吸纳进来，或者是被有力地根除。但在某些领域内，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也会出现不被理解的实践和意义。另外还会存在着一些实践和意义领域，它们是由本身受限制的特征或深奥复杂的变形来定义的，主流文化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们。涉及作家时，这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可观察到的差别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看，文学总是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活动，一种关键的活动，苏维埃国家更是热衷于研究不同的实践形式、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都在其中得到尝试和表现的那些领域。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创造利润，如果它没有得到广泛流传，它在一段时间内就可能被忽视，至少是在它仍然是替代性形式时如此。当然，一旦它明确地成为对立性形式，它就必会得到研究或受到攻击。

我认为，就任何时候的全部人类实践来看，主导模式都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和组织。至少是在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它是有意识的。但是，主导模式所否定或排除的现实的人类实践的源泉始终存在。这些源泉可能本质上不同于上升阶级发展中的、明确的利益。在直接的人际关系中，在对物质和媒介的新看法中，在艺术和科学中，它们有可能包括其他阶级的替代性观念，人们可能有限度地把这些新的观念付诸实践。这两种源泉——新兴阶级的和没有受到主导模式排除的实践或者说是更新的普遍实践——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必然对立的。有时，它们可以非常相近，许多政治实践都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文化角度和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说，这些领域是有区别的。

最常见的文化问题是，艺术与社会或者说文学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话，那么，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文学与社会之间根本不存在那种抽象关系。从一开始起，文学就是一种社会实践。确实，在文学和所有其他实践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人们就不能认为社会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人们把每种社会实践都包括进来之前，人们不可能充分地分析社会。然而，如果我们作出这种强调，为了使文学和艺术服从于特殊而有区别的规律，我们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强调——我们不能把它们与其他社会实践分割开来。确实，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强调：文学并不局限于在我所一直试图根据这种模式来描述的领域内活动。人们容易认为，文学活动于新兴的文化领域，它代表了新的感觉、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观点。根据抽象的争论，我们有可能使自己在理论上相信这个观点，但是，当我们大量阅读文学后，如果我们不玩弄手法，只把那些我们认为代表了某些强烈的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选择出来并称之为文学，我们就必然会认识到，写作行为、写作和言谈中的话语实践，小说、诗歌、戏剧和理论的创造，所有这种活动都发生在整个文化领域内。

文学绝不仅仅显现在实际上非常罕见的新兴领域内。许多写作都是残余类型的，上个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学就是如此。它的有些基本意义和价值属于早已成为过去的社会时期的文化成果。这个事实非常普遍并且支持心灵的习惯，因此，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文学”和“过去”获得了某种同一性，有人认为现在根本就不存在文学：文学辉煌已经成为过去。然而，在任何时期内，包括在我们自己时代内，大多数的写作都是对实际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贡献。文学的许多特质——文学体现、展现和履行某些意义和价值的能力，或者是文学以独特的方式创造纯粹的普遍真理的能力——使得文学能够强有力地履行这种实际的功能。除了文学外，我们当然还必须补充视觉艺术和音乐，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具有重大影响的电影艺术和广播艺术。但是，一般的理论观点应该是明白易懂的。如果我们正在寻找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把这种实践与其他各种已经成熟的实践分割开来，当我们确认了某种特定的实践之后，我们同样不能认为它与某种抽象的社会形式之间存在着划一的、静态的和反历史的关系。我一直在极力描述不同方面和不同领域内的文化过程，写作艺术、造型和表演艺术都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促成实际的主流文化的形成，并且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表现了残余的意义和价值，虽然许多的残余意义和价值已被吸纳，但并不是全部都被吸纳了。他们同时深刻地表现了某些新兴的实践和意义，当这些实践和意义深入民众并开始感染他们时，它们就能够最终被吸纳。因此，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新兴的表演艺术内，主流文化极力转变或试图转变它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变化发生在许多明确表现出来的特征中，而不是发生在主要形式中。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主流文化想要保持主导性，如果它还想要让我们真正地觉得它是我们众多的活动和利益的中心的话，它就必须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

七、作为消费的批评理论

这种为了分析特殊的艺术作品而进行的一般分析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大多数的文化理论探讨所直指的问题：通过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方法论的发现，人们便可以理解和描述特殊的艺术作品。我个人并不同意这就是文化理论的主要用途的说法，但我们姑且这么考虑吧。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当代批评理论都是消费理论。也就是说，它们都专注于以对象能够有利地或正确地被消费的方式来理解对象。最早阶段的消费理论是“趣味”（taste）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实践与理论的联系直接表现在隐喻中。“感受能力”（sensibility）这个更加精致的概念产生于趣味理论，根据这个概念，只有通过感受能力消费精致而具有深刻见解的作品的活动才被认为是必要的阅读实践，批评活动则是这种感受能力的一种功能。20年代的I.A.瑞恰兹和后来的新批评进一步发展了这类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中，消费的效果得到了直接的研究。作为对象，艺术作品的语言变得更加明显。“这部作品（作品通常被描述为‘这首诗歌’）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它对我有什么冲击作用呢？”这个问题后来又被运用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研究领域。艺术作品成了对象、文本、孤立的人工制品，这种作品观非常自然地成了后来所有这类消费理论的主要部分。他们忽视了创作实践，虽然这种做法与如下观念相混淆：大多数重要的文学都是源于过去。他们也完全忽视了创作的现实社会环境，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环境充其量是第二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真实的关系是趣味、感受能力或读者的训练与这部孤立的著作、这个“自由自在”（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把艺术作品当作对象的观念产生了更大的理论后果。如果你对被视为对象的艺术作品提出质疑，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有关艺术创作成分的问题。如今出现了一种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用法，它恰好与这类理论符合一致。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的真实活动，为了发现这些组成部分，你可以去研究对象。有时你甚至可以先研究组成部分，而后推断对象。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寻找的关系都是对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法如此，各类心理学理论莫不如此，无论它是以原型、集体无意识形象还是神话象征的面目出现，虽然这些可以被视为特殊的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传记、心理传记之类的东西，在其中，组成部分是人的生活，艺术作品则是一个对象，人们在对象中发现这类组成部分。甚至是在严格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中，这种必要的程序也一直保持了下来：作为一种对象，艺术作品虽然后来可以得到重构但必须还原为组成部分的对象。

八、对象和实践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理论的真正危机就存在于这种把艺术作品当作对象的观点与把艺术作品当实践的替代性观点之间。当然，立刻就会有人指出，艺术作品是一个对象：各种作品都是从过去存活下来的，具体的雕塑、具体的绘画、具体的建筑等全都是对象。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同样的思考方式也被应用到没有这种独特的存在的作品。就独特而伟大的绘画确实存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哈姆雷特》、《卡拉玛佐夫兄弟》、《呼啸山庄》。就此而言，也根本不存在《第五交响曲》，在整个音乐、舞蹈和表演领域内，根本不存在作品，无论如何，这些领域都不存在可以同视觉艺术中已经留存下来的那些作品相比较的对象。但是，把这些作品当作对象来对待的习惯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前提。但是，在文学中（尤其是在戏剧中），在音乐中，在表演艺术的广阔领域中，我们拥有的永远是标记（notations）而不是对象。人们必须根据特殊的惯例能动地阐释这些标记。但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这都是真实的状况。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能动的，取决于各种惯例，而惯例本身就是（变化中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关系形式，这是根本不同于对象的创造和消费的。惯例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活动和实践，虽然在某些艺术中它可以具有独特对象所具有的特征，但它依旧只有通过能动的感知和阐释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使得在文学、戏剧和音乐之类艺术中的标记问题成为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真理的特殊问题。关于分析实践，这一点能够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放弃先孤立对象而后去发现其组成部分这种常用的程序。相反，我们必须发现实践的本质而后发现其环境。

这两种程序在某些方面往往彼此相像，但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它们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程序，我拟通过考察作出结论，说明这种不同涉及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假定，文化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系列的对象，我们就将着手发现对象的组成部分，就像在大多数流行的社会学批评程序中那样。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这些组成部分源于我们对事物加以称谓的习惯。因此，我们分离出某些我们能够在事物构成形式中所认识的特征，或者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组成部分达到这种可理解的状态之前，它们都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或中介过程。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寻找的不是产品的组成部分，而是实践的环境。当我们自己在考察一部特定的作品或一组作品，并且认识到（我们常常这样做）它们必不可少的共性和不可还原的个性时，我们将会发现，自己首先注意的是它们的实践本质和实践的环境。据此我认为，我们提出了本质上不同的问题。例如，在正统的批评中，对象即“文本”与体裁（genre）的联系方式。我们根据某些主要特征来确定这种方式，随后我们把它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体裁，而后我们就可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发现体裁的组成部分（尽管在某些批评的变化形式中这项工作并没有做，体裁也被假定为某种永恒的精神范畴）。

这并不是如今需要的深入探究的方式。我们唯一能够从一开始就假定的范畴是集体模式和个体目标，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相关实践的认识。也就是说，为了显示让我们把它们归入集体模式的相似性，不可还原的个体目标即具体的作品可以在经验和分析中起作用。这些决不始终是体裁。作为形似物，它们可以存于体裁之内和之外。它们可以是一个时期的一个团体的实践，但不是体裁在某一发展阶段的实践。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定的实践的本质和个体目标与集体模式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正在分析的是能动的创作和创作的环境即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就其中任一方面而言，这都表现了拓展积极的关系的复杂性。当然，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掌握对象的固定特征所表明的那种内在程序。在可发现的有目的的组织中，我们掌握实践关系的原则，同时我们掌握主流文化、剩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这一可以理解的假设。但是，我们积极地寻找的是已经与对象脱离开来的真正的实践和实践的真实环境，无论是作为文学惯例还是作为社会关系，这种环境都已同组成部分或纯粹的背景脱离开来。

作为一般主张，这只是一种强调，但是，在我看来，它表明了在一个能动的和自我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内的实践和理论工作的转折点与出发点。

（傅德根 译 麦永雄 校）

[1] 选自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文选》，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伦敦，1977。

[2] 有关“决定”的意义的进一步探讨请参阅《关键词》，伦敦，1976，pp.8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