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景观的商品与物化的意识形态[1](1 / 1)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on)、孤立的(insular)伪世界。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

景观同时将自己展现为社会自身,社会的一部分,抑或是统一的手段。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景观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正是由于这一领域是分离的这一真正的事实,景观才成了错觉和伪意识的领地:它所达到的统一只不过是一种普遍分离的官方语言。

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

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景观是对在生产领域或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领域中已做出的选择的普遍肯定。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景观总是现存体制条件和目标的总的正当性的理由,景观也是这种正当性理由的永久在场,因为它垄断了耗费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分离(separation)本身是统一世界的一部分,是分裂为现实的影像的全球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自主景观所对抗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包含了景观在内的现实总体性。但是,这一总体性的内在分裂危害到如此程度,以致景观似乎就是它的目标。景观的语言由主导生产体系的符号(signs)所组成,这些符号同时也是这一生产体系的最终的和最后的目标。

不能抽象地将景观与具体的社会活动相对立,这一划分本身就是分裂的。伪造现实的景观不过是这一现实的真正产物。反之,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景观所侵蚀,并以与景观结成同盟和将其网化与吞噬为终结。客观现实就是景观和真实社会活动这两方面的现状。以这一方式确立的每一概念除了这一基础外,没有任何转向其对立面的通道: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alienation)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

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景观”概念使大量表面上明显不同的现象相互联系,并对其做出了阐释。这些现象的差异和对立均源自于社会组织的表象(appearances),这一社会组织表象的本性自身必须被认识到。就其自身的条件而言,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但是触及景观实质的批判把景观展现为生活看得见的否定,展现为采取了明显可见形式的生活之否定。

为了描述景观及其形式、功能和反对景观的各种力量,必须特别加以区别某些不可分离的因素。人们分析景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景观自己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得不穿越景观所表达的这个社会的方法论领地。因为景观是我们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它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历史运动。

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地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须应答的炫示实现了。

景观同义反复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并永远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

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绝非偶然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景观恰是这一社会根本性的出口。在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象中,目标是不存在的,发展就是一切。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

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d'images-objets)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

景观征服现实的人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已经完全控制他们。景观不过是独立的发展中的经济。景观是对物的生产的真实反映,是生产者的虚假对象化。

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être)向占有(avoir)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avoir)向显现(paraitre)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同时,一切个体现实都已变成为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在事实上是真实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

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看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

景观继承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部缺点,亦即试图依据看(voir)的范畴来理解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精确的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哲学传统正来源于这一思想形式。景观没有实现哲学,而是将现实哲学化,并将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简化为一个思辨(speculatif)的世界。

作为分离(separee)思想之力量与分离(separe)力量之思想的哲学,从来就不能独自替代神学。景观是对宗教幻觉的具体重构。景观技术没有驱散人类将自己异化的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相反,它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到人们生活的尘世,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

只要需要是一种社会梦想,这一梦想也将变成社会需要。景观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表达的不过是这一社会昏睡的愿望。景观是昏睡的监护人。

与社会相分离并在景观中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现代社会的实践力量,只能通过这一事实来解释,即这种强大的实践力量始终缺乏内聚力,且其自身又充满了矛盾。

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并禁止其他话语。因此,景观最现代的方面也是最古代的。

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讲,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但是景观并不是被当作自然演化的科技发展之必然结果。相反,景观社会是选择其自身技术内容的一种形式。如果从“大众传媒”(它们是最显著的表面现象)的具体意义上来理解景观,景观好像以单纯技术装备的形式侵蚀了社会,其实,这种装备绝不能被理解为是中立的,事实上它是与景观的内在动力学一致发展起来的。如果某个时代这样的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其社会需要只能通过中介来满足。如果这个社会的管理和人们的一切交往整体上只能依赖即时交往手段,那这只是因为这种“交往”本质上是单面的。所以,这些大众传播媒体的集中,意味着交由现存体制管理者处理的手段的集中,这些手段能够使他们贯彻一种特定的管理形式。反映在景观中的社会分离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这种社会分离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不但是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全部社会分裂的集中表达。

分离是景观的全部。以阶级分工形式表现的社会分工导致了最初的宗教冥想形式:全部权力总是把自身伪装起来的神话秩序。宗教论证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秩序的合理性,而这种秩序是和统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它诠释并美化了这种利益,而这正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做到的。于是,所有这样分离的力量就都是景观性的了。但是这种初期的、普遍的、对凝固的宗教意象的信仰和忠诚,只不过是一种对缺失的共同认可,是对作为普遍经历的一种整体环境的具体社会活动的匮乏的虚构的补偿。与此相反,现代景观则描述了社会所能做到的,但在这种描述中,允许做的事情与可能做的事情是截然对立的。在人们生存状况的实际改变中,景观使人们保持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伪神圣的上帝,景观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景观展示其所是:一种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的、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的、产生于一种日益精确地将劳动分工碎片化为姿势和动作的自在发展的分离力量。于是,工作的目的就只是为了不再扩展的市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

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消除掉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掉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着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与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

由于这一分离的分离生产的真正成功,在早先社会中与人们的原初劳动密切相连的基本经验,已处于与被动性和非劳动领域相连的生活的认同所取代的过程中(在这一分离制度进化的高峰)。但是这种被动性绝不是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被动性,它以一种既心神不安又向往地屈从于生产制度的需要和结果的形式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本身就是这一生产合理性的结果之一。在活动之外不存在自由,并且在景观中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所有真实的活动都被导入景观的全球性建构之中。因此,人们所提及的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即日益增长的休闲时间,既不是劳动自身的解放,也不是由这类劳动所塑造的这一世界的解放。没有哪一种在劳动中被掠去的活动,能够通过屈从于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重新获得。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孤立(L'isolement)的循环生产,它的技术以孤立为基础并献身于这种孤立。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景观不断地、更加精确地重新发现自己的种种假定。

景观源于世界统一性的丧失,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张表现了这一丧失的全部。所有个别劳动的抽象化与整个生产的普遍抽象化,均在景观中完美地显现出来,它的具体化存在方式就是精确地抽象。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一部分把自己展示给世界,并且优越于整个世界。景观不过是这一分离的共同语言。观众只是通过一种他们单方面的关系与真正的中心相联系,这一中心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因此,景观重新统一了分离,但却是以他们的分离将他们重新统一。

屈从于预设对象(是他自己无思活动的结果)的观众(spectateur)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景观与积极主动的主体的疏离,通过以下事实呈现出来: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观众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工人并不生产自身,他生产出一种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力量。这种生产的成功及其产品的丰裕,则作为一种剥夺的丰裕为生产者所经历。由于异化产品的日益骤增,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变得越来越外在于他们。景观正是这一新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刚好等于景观所描绘的疆域。那些逃离我们的力量,以其全部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它们自身。

景观的社会功能就是异化的具体生产。经济的扩张根本上构成了这一特殊工业生产部门的扩张。为了自己的缘由通过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增长”,只能是那些本源就是如此的一种真正异化的增长。

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他们的生活越是他们自己的产物,他们就越是被排除于这一生活之外。

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

景观的自我运动是:它妄称自己是人类活动中以流动状态存在的一切方面,以便以一种将活生生的价值颠倒为纯粹的抽象价值的凝结状态的东西来加以占有,在这些迹象中,我们认出了宿敌——商品,乍看起来它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显而易见,而实则相反,它是如此复杂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精妙。

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则——社会以“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统治,在景观中得到绝对的贯彻,在景观中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选品所取代,然而,同时这些影像又成功地使自己被认为是卓越超群的现实之缩影。

景观使之可见的立即在场和不在场的世界,就是商品统治一切有生命之物的世界。这样,商品的世界就是展现它之所是的世界,因为它的逻辑与人们彼此之间的疏远(éloignement)和人们与自己所生产全部产品的疏远是同一的。

在景观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上,从景观所称颂的对象到由它所控制的行为,品质如此明显地消失,这产生于它逃避现实的生产制度的基本特性。商品形式将一切事物都减化数量的等同性。数量正是商品形式所发展的,并且它只能在数量上发展。

尽管这一发展排除了质,但这一发展自身还是屈从于质的变化。景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跨入了它自己的丰裕性的门内。尽管质的变化至今只是部分地在很少几个地方发生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暗示了这是商品的原初准则——通过将整个世界变成单一的世界市场,商品已经实践了这一准则。

生产力的发展是事实上已经创造和改变了人类族群生存环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历史,这一环境能够使人类生存,并进一步扩展了它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人类事业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内,商品部门的出现代表着生产的过剩。商品生产,意味着各种不同的产品在独立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在很长时间内它只是保持在小规模的手工艺方面,并如其所是地被归属于边缘经济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量的事实仍然是隐藏着的。但是,当商品生产达到大规模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时,它就会夺取对经济的全部控制权。那时,整个经济就变成商品向它自身所展示的那样,即处于这样一种征服的进程之中:数量发展的过程。以商品形式不断扩张的经济力量把人类劳动变为商品劳动,变为雇佣劳动(salariat),并最终导致一种充裕状态。在这种充裕状态中,生存的主要问题无疑已最终解决,但是通过这一方式,同样的问题又在更高的水平不断地被重新再生。经济增长已将社会从强迫他们为了生存同其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压力中解放出来;但至今他们并未从他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商品的独立性扩展到由商品所统治的整个经济领域中。经济改造世界,但它仅仅把世界改造为一个经济的世界。在人类劳动中异化的伪自然,需要这种异化劳动永远处于服役状态;因为这一需要已被设计并只对自己负责,它要得到全社会的成就和事业的总体作为它的仆人。商品的丰富性——也就是商品关系的丰富性,不过等于提高了的生存状态(survie augmenté)。

只要作为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经济仍起作用,既没引人注意也没被人理解(因为熟知非真知),商品对经济的统治权就会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发挥影响。在现货商品稀少的社会,货币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它担任起全权大使并代表一种未知的巨大力量。伴随工业革命时期制造业的分工和满足世界市场的大规横生产时代的到来,商品作为一种拓殖进(occuper)全部社会生活的力量,最终变得成为完全可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将自己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统治的科学建立起来。

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l'occupation)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化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那就是所见到的全部:所见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大了它的专攻。在很少工业化的地区,商品的统治业已为少数明星产品的到场,为工业化更加先进地区的所强加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证实。在工业先进的地区,社会空间为不断更新的商品地层的叠加所覆盖。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的消费作为大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只是一种附加的异化的生产。社会的全部出售劳动已变成了总商品,这一总商品的持续周转一定会被不计代价地维持。为了实现这一切,这一总商品不得不以片断的形式返回到碎片式的个体状态,而这种碎片式的个体已与生产力的总体运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为此目的,占统治地位的专门科学进一步分解并更加专业化,像社会学、应用心理学、控制论、记号学等等。而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的自我调节,必须要受到监督。

尽管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把无产阶级视为必须获得最少的绝对必要的报酬,以保持其劳动能力的工人,而从未看到他休闲和人性的一面;这些统治阶级的观念,当商品生产达到丰富的水平,需要从工人那里获得协作的剩余时才会转变。突然间,工人从各种生产组织和管理所清晰展示出来的,对他的完全的轻蔑中被挽救出来,发现他每天游离于生产之外,全然一副消费者的姿态,表面上看,也被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以礼相待。这一点上,商品的人性掌管着工人的“休闲和人性”,这只是因为现在政治经济学能够并必须作为政治经济学统治这些领域。因此,“对人性的完美的否定”便已接管了人类存在的总体。

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可消费的生存必须始终增加,因为它继续内含贫穷(privation),如果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从未得到过解决,如果根本就不存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终止其提高这样的地方,这只是因为它自身已陷入穷困的王国之中,提高了的生存状态是一种镀金的贫穷,但它不可能超越它。

自动控制,不但是现代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而且也是现代工业实践的典型,它迫使商品体系不得不解决以下矛盾:客观上取消劳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同时保留作为商品的劳动。阻止自动控制(或任何其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那么极端的方法)减少社会总体必需劳动时间的唯一方式是创造新的工作形式。因此,常备失业大军将被招募进第三或“服务业”部门,强化军队以对分配和美化最新的商品负责;在这一点上,上述做法是服务于真实需要的,在这一意义上日益扩大的各种军备、政治、商业活动,对于说服人们去购买日益增长的他们非必需的商品是必要的。

交换价值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代理人才能出场,但依靠它自己的武器最终所取得的胜利为它的自治权力创造了条件。通过动员全部人类的使用价值并垄断它的实现,交换价值最终成功地控制了使用价值。根据交换价值的有效性,使用价值变得纯粹是被观看的,并且现在它已完全被交换价值所摆布。作为使用价值雇佣兵出发的交换价值,为了自己的缘由而终结了它发动的这一战争。

那种一直刻画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使用价值的不断下降趋势,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中与仍然持续着的旧的穷困相并列,产生了一种新的穷困形式。因为绝大多数人仍然被迫作为工资劳动者参加到对这一体系目标的无休止的追逐之中,并且每一个人都清楚他或者屈从这一体系或者默默死去。这个勒索的现实——这一事实,即使以其最穷困的形式(如食物、住所),使用价值也没有超出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的丰富幻想之外——这说明了现代商品消费的幻想已被普遍接受。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是这一物质化的幻想,景观是它的普遍表达。

从前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一个暗含的方面,然而,在目前被倒转的景观世界里,使用价值必须被明确显示出来,这不仅因为它的真实的现实被过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所侵蚀,而且还因为伪造的生活需要一个虚假的理由。

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也是全部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代表,作为其使用价值无法比较的不同商品的可交换的代表,统治着社会。当商品世界的总体表现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景观作为整个社会所能成为和所能做的东西的一般等价物,便成为货币的发展了的现代补充物。景观只是供人注视的货币,因为在景观中,使用价值总体已经被替换为抽象表征的总体。景观不仅仅是伪效用的仆人,它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的伪效用。

与经济丰裕的成就相伴随,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成为可见的。并且使全部事实屈从表象,这一表象实际上是劳动的产物。资本不再是统治生产过程的无形的中心;因为它的积累以有形物体的形式一直蔓延到地球的尽头。整个社会的膨胀就是它的肖像。

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经济的胜利,同时也是它自己的毁灭,因为它释放的能量消除了经济的必要性,而这是先前社会的永恒不变的基础。当经济必要性被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所取代,这只能意味着人类原初需要的满足(现在已很难遇到)就会被接连不断的伪需要的伪造物所取代,所有这些伪需要最终都被归结为维持自治经济(l'économie autonome)统治的单一的伪需求。但是在它从不知不觉所依赖的社会无意识中显现出来的限度内,自治经济失去了与真实需要的全部联系。“无论意识的东西怎样折腾,无意识的东西保持不变,但一旦无意识获得自由,它也将迅速走向毁灭。”(弗洛伊德)

一旦社会发现它依赖于经济,实际上,经济也依赖于社会。当经济的地下力量之成长达到显而易见的统治的程度,它也就失去了其权力。哪里有经济的身份,哪里就将有我(je)(经济的身份必须被我所取代)。这一主体只能从社会中产生,换句话说,只能产生于社会内部的斗争。它的存在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经济基础的产物也是其生产者。

欲望的意识和意识的欲望,是同样的事业,这一事业以其否定的形式寻求废除阶级,寻求工人直接占有他们活动的每个方面。这一事业的对立物就是景观社会,在那里,商品在它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凝视着自己。

在充满冲突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思想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表达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代表了一种现实的扭曲意识,并且它同样是依次产生实际扭曲影响的真实因素。这种相互联系随着景观的来临被强化。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

当意识形态——普遍抽象意志和与普遍抽象意志联合的幻想被盛行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抽象和幻想的有效专制合法化时,它不再是断断续续的唯意志主义的斗争,而是它的胜利。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了一种单调的实证主义的正确性:它们不再代表历史的选择,而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意识形态的特殊名称趋于消失。甚至特定意识形态劳动的作用在对制度的服务中也只不过是对简化为“认识论基础”的认可,这一认识论基础自认为已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现象。物化的意识形态没有名称,正如它没有可表达的历史议程。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的另一种说法。

意识形态,因其整个内在逻辑导致的,由曼海姆称为“总体的意识形态”——迫使自己作为僵化总体的伪知识,作为一种极权主义世界观的未完成的专制,在非历史的凝固化了的景观中达到了顶点。它的顶点也是总体在社会内的瓦解。当社会自身已实际瓦解,意识形态——妨碍历史生活的最后的非理性——也必定会消失。

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景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分离和疏远的实质性表达”。集中于景观的“欺骗的新权力”以“作为物的大量增加”的生产制度为基础,“同样人也屈从于这一异化的力量”。这是一种需要与生活为敌的扩张的最高的阶段。对金钱的需要因而是被政治经济学所创造的真正的需要,并且是它创造的唯一的需要。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真正哲学》中将金钱描述为“无生命东西的自动的生命”的特性,现在已经被景观扩展延伸至全部社会生活中。

和《费尔巴哈提纲》(哲学在实践中的实现取代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勾勒的规划相反,景观保持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并将它们强加在它的世界伪具体之中。旧唯物主义的静观的一面设想世界为一种表象而不是活动——并最终理想化物质——在景观中被完成,在那里具体的物,自动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相反,唯心主义梦想的活动也同样在景观中被完成,通过符号和信号的技术媒介——最终物质化了抽象的理想。

在加贝尔(Gabel)的《虚假意识》中被证明了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相似,应该在经济的意识形态物化语境中被理解。社会变成了意识形态已是什么。实践的免除及由此产生的反辩证法的虚假意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被强迫去服从景观——这一屈从系统地毁灭了“冲突能力”并以一种社会的幻觉取代了它:一种冲突的伪意识,一种“冲突的幻想”。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再被其他人所认识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变得不可能认识他自己的实在。意识形态当家做主;分离建立了它自己的世界。

加贝尔曾说:“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说明中,总体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分裂)和生成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紧张症)似乎是紧密相连的。”囚禁于单调世界中,被迷惑住他的景观银幕所束缚的观众,不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使他服从于关于他们的商品和他们商品的政治学的单边独白的虚构的演说者。整体的景观是观众的“镜像(signe du mirror)”。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逃避了普遍孤独症(自我中心主义)的编剧。

景观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杀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表象组织所坚持的、在谎言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杀了真与假的界限。消极接受日常现实异化的个体,通过求助于虚幻的魔术般的技术,被推向了反映这一命运的一种疯狂。对一种无法回答的沟通的虚假反映的本质是对商品的消费和接受。消费者所经历的难以抵御的模仿的需要,是一种由他的基本剥夺的全部方面决定了的真正幼稚的需要。正如加贝尔在描述完全不同的病理水平时所指出的:“对于表象来说,变态的需要补偿了处于生活边缘的人的苦恼的感情。”

与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虚假意识的逻辑相反,不能真正认识自身寻求的关于景观批判的真理必定也是一种真正的批判。它必须实际地与景观不可调和的敌人进行斗争,并承认没有这些敌人它也不存在。当它使自己陷入肮脏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或毫无价值的虚假革命的共同行动时,为了即刻的效果,那些被抽象的欲望驱使的人接受了统治思想的准则——唯一现在的观点。这样,极度的兴奋就可能重新出现在那宣布反对它的阵营中。相反,寻求超越景观的批判必须知道如何去等待。

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一种来自于物质基础的倒置真理的解放。这一“在世界中确立真理的历史使命”,既不能由孤独的个体,也不能由被操纵的原子化的大众来完成,它只能并总是由将全部力量还原为实现了民主的非异化形式的、能够消灭全部阶级的一个阶级来完成,即委员会,它以实践的理论证实自己并审视自己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个体“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只有当对武装起自己去准备自己的胜利条件时,才是可能的。

(王昭风 译)

[1] 选自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