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在这一阶段上，制度自身的合理性肯定出了什么毛病这一点变得清楚起来。其实，毛病就在于人们一直用以组织其社会劳动的那种方式。这在现代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在现代，一方面，伟大的企业家们自己情愿托庇于政府的指令和规章，而牺牲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又通过进一步加强统治而继续发展。不过，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有毛病的社会组织要求站在发达工业社会现状的立场上来进一步作出解释，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先前那些否定的、超越性的力量同已确立制度的一体化似乎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否定性一面向肯定性一面的转化突出了下列问题：在从本质上变成极权主义的过程中，“有毛病”的组织拒斥各种替代性选择。十分自然而且似乎无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制度可见的好处大家认为是值得捍卫的——在有当代共产主义这一似乎代表替代性历史选择的对抗性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然而，只是对于一种不情愿、也可能无力去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思想行为方式来说，这才是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

我们合理地、多产地生活和死亡。我们懂得，毁灭是进步的代价，就像死亡是生活的代价一样；节制欲念和辛勤劳作是满足和欢乐的先决条件；我们还懂得，生意必须做下去，替代性选择是乌托邦。这种意识形态属于已确立的社会机构；它是该机构继续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其合理性的组成部分。

然而，该机构击败了它自己的目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以人化的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话。如果这不是它的目的，那么它的合理性就更为可疑。但它也更合乎逻辑，因为，从一开始，否定性就寓于肯定性之中，野蛮寓于人性之中，奴役寓于自由之中。这一状态不是心灵的状态，而是现实的状态，科学头脑在此种现实中起过联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决定性作用。

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合理化”的双重含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人们还能够安于如下假定即非科学的后果是科学的一种特殊社会应用结果吗？我认为，哪怕预先并没有实际目的，在纯科学中仍然存在着科学应用固有的一般方向；这一点当理论理性转为社会实践时可以得到确定。在论证这一看法时，我将把前面几章讨论的前技术模式的特征与科学技术模式的特征作一对照，简要回顾一下新型的科学技术合理性在方法论上的起源。

导致在数学框架内来解释本质的本质的定量化，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进而，又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不管科学现在如何确定自然客观性及其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它都不能按照“终极因”来科学地设想它。不管作为观察、测量和计算中心的主体的作用多么重要，该主体都不能作为伦理、审美或政治的行为者来发挥科学作用。以理性为一方，以下层人民（他们一直是理性的对象而很少是理性的主体）的需要和愿望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襁褓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着。对“事物的本质”——包括社会的本质——所作出的定义，是为了把压制、甚至镇压美化成完全合理的。真正的知识和理性要求统治感觉——如果不从中解放出来的话。逻各斯与爱洛斯的联合，在柏拉图那里已经导致了逻各斯的至上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上帝与被上帝所推动的世界的关系，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是“爱欲的”。逻各斯与爱洛斯之间脆弱的本体论联系破碎了，科学的合理性作为本质上中立的东西而出现。自然（包括人）要争取什么，只是在运动的普遍规律——物理、化学或生物的——范围内才具有科学的合理性。

在科学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于一个价值世界中；从客观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价值变成主观的。为它们夺回某种抽象的、安全的合法性的途径，似乎只有指望形而上学的认可（神和自然法规）。但是，形而上学的认可不可证实，因而实际上不是客观的。价值可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但它们不是现实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甚微——它在实际生活事务中作用越小，对现实就越是高高在上。

同样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也影响到本质上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加以证明的所有观念。不管依其自身权利它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重视和尊崇，它们总不免是非客观的。而正是由于它们缺乏客观性，使它们成了社会凝聚的因素。人道主义者、宗教、道德观念只是“理想性的”；它们不会过分妨碍已确立的生活形式，不会因它们同商业和政治的日常需要所支配的行为相抵触这一事实而丧失合法性。

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够从本体论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又不能够从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无权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普遍的实现。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它们属于偏好的范围；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重新复活也无法换回这种局势，因为它预先就已受到科学理性的拒斥。这些观念的非科学特征必然削弱同已确立现实的对立；它们变成了单纯的理想，而它们具体的、批判的内容则消散到特定的伦理或形而上学氛围之中。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只具备可定量特征的客观世界，在其客观性方面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主体。这一漫长的过程开始于几何学的代数化，它用纯思维的操作取代“可见的”几何图形。在当代科学哲学的某些概念中它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形式；按照这一形式所有物理学问题势必都会放在数学或逻辑学的关系中来解决。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实体的观念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拒斥某些实体的类似假设。

譬如，物理学“不测量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质——那些性质只是这种操作完成的结果”。[2]客体只是作为“方便的工具”，作为陈旧的“文化论断”而继续存在。[3]把混混沌沌的事物加以净化，就是使客观世界失去它那“不令人愉快的”特征，失去它那和主体相对立的特性。撇开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解说不谈，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实在看来就是理念的实在。

这是一些极端的主张，它们受到比较稳健的解释的拒斥，这些稳健的解释坚持，当代物理学中的命题仍然指称“物理事物”。[4]但物理事物实际上就是“物理事件”，因而物理命题指称（且只指称）标志各种物理事物和过程特征的属性和关系。[5]麦克斯·波恩写道：

……相对论……决没有放弃一切把属性归于物体的尝试……但一个可测量的性质往往并不是一个物的属性，而是该物同他物的关系的属性……物理学中的大多数测量都不直接与我们感兴趣的物有关，而与某种设计、话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有关。[6]

W.海森堡也说：

我们在数学上确立的东西只有少部分是“客观的事实”，大部分都是对可能性的概括。[7]

现在，“事件”、“关系”、“设计”、“可能性”只是对某一主体而言才能够有客观的意义——不仅就可观察性和可量度性，而且就事件或关系的结构来说。换言之，这里涉及的主体是一个构成性的主体，既是说，是一个某种材料必须或能够被设想成它的事件或关系的主体。假如情况果真如此，莱欣巴哈就仍然是正确的：物理命题可以得到表述而无需涉及一个具体的观察者；“观察器械引起的干扰”，不是归因于观察的人，而是归因于作为“物理用具”的器械。[8]

诚然，我们可以假定，精确物理学所建立的公式表达了（阐述了）原子的实际构象，即物质的客观结构。如果对主体“以外”的任何观察和量度都不予考虑的话，A可能“包括”B，“先于”B，“产生”B；B可能“在C中间”、“大于”C，等等——仍然可以说这些关系包含着位置、差异和在A、B、C的差异中的同一。因而它们也暗指在差异中达到同一和以某种特殊方式同他物发生关系并排斥其他关系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只存在于物质自身之中，那么物质自身客观上就属于心灵结构——一种含有强烈唯心主义意味的说法：

无生物毫不犹豫、准确无误地直接依据其生存方式来合成它们一无所知的平衡。从主观上看，自然并非是心灵的，她并不按数学范畴来思考。但从客观上看，自然是心灵的，她可以被按数学范畴来思考。[9]

卡尔·波普尔提出了一种较少唯心主义成分的说法[10]，他认为，物理科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揭示和确定了同一客观实在的不同层次。在这一过程中，已被历史超越的那些概念正被宣告作废，其内容正在被并入那些继起的概念——这一说法包含的意思似乎是朝着现实的真正内核即绝对真理逼近。否则实在就会是没有内核的葱头，而科学真理的概念将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我并不是说，当代物理学哲学否定、甚至怀疑外间世界的实在性，而是说它不是延搁对现实本身是什么的判断，就是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并且无法回答。一旦延搁被看作一种方法论原则，就会具有如下双重效果：（a）它加速理论重心从形而上学的“是什么”向功能性的“怎么样”转移；（b）它建立起一种实际（虽然并非绝对）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在同物质一起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安然自得地摆脱了操作环境之外的实体的约束。换言之，从理论上看，除了冷酷的物质事实性及其对知识的盲目抵制所产生的限制而外，人和自然的改造别无其他客观限制。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应用于现实的和有效的，现实就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假定的）工具系统来探讨；而形而上学“存在本身”的问题也在多大程度上让位于“存在工具”的问题。而且，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得到证明之后，便作为一种先验的东西而起作用——它对经验进行臆断，为改造自然的方向进行谋划，对整体进行组织。

我们在上面看到，当代科学哲学似乎正跟一种唯心主义原理作斗争；而在其极端的说法中，它似乎正在危险地限制一种唯心主义的自然概念。然而，这一新的思想方式却使唯心主义重新“站稳脚跟”。黑格尔曾经简述唯心主义本体论说：如果理性是主客体的共同名称，它是作为对立面的综合而存在的共同特征。因此，本体论包含了主客体间的紧张关系；它充满了具体性。理性的现实是这种紧张关系在自然、历史和哲学中的表现。因此，甚至最为极端的一元论体系都坚持一种在主客体中展开自身的实体观念，即一种对抗性现实的观念。科学精神则在日益削弱这种对抗性。现代科学哲学完全可以从思维和存在这两种实体的观念出发来进行研究，但当这一延伸了的物质在已转变为技术的数学公式中成为可理解的东西时，存在就会丧失其作为独立实体的特性。

那种把世界划分为时空中的客观过程和反映它们的思维的旧观点，换言之，那种思维和存在的笛卡尔式区分，再也不是我们理解当代科学的恰当出发点了。[11]

对世界的笛卡尔式划分其本身的基础也受到了怀疑。胡塞尔指出，笛卡尔的自我归根到底并不真正是一种独立的实体，而毋宁说只是定量的“残余”或限度；伽利略把世界视为“普遍的、绝对纯粹的”具有广延性的存在物的思想，看起来预先就支配着笛卡尔的看法。[12]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的二元论是靠不住的，笛卡尔的思维着的自我实体将类似于具有广延性的存在物，并预言出现一种能够定量观察和测量的科学主体。笛卡尔二元论已经暗含着对它的否定；它将扫清而不是阻挡建立单向度科学世界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中自然“客观上是属于心灵的”，即是属于主体的。而这一主体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与它的世界发生关系：

自然被置于能动的、给自然打上技术烙印的人的记号之下。[13]

自然科学是在把自然设想为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和材料的技术先验论条件下得到发展的。把自然理解为（假定的）工具比各种特殊技术组织的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现代人把全部存在视为生产的原材料并使全部客观世界隶属于生产的扩张范围和规则……机器的使用和机器的制造自身并不是技术，而仅仅是一种在其客观的原材料中实现技术本质的合适手段。[14]

由于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由于“人的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返归社会整体，技术先验论是一种政治先验论。人们也许仍然认为，技术世界的机械系统“本身”对于政治目的是漠不关心的，尽管它可以彻底变革社会或阻碍社会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可以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管理或社会主义管理；回旋加速器对于好战派或和平派可以是同样有效的工具。马克思在他那个引起争议的论断中对这一中立性提出了异议：“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5]马克思这一论断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中受到进一步修正：基本历史动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设计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

我们能够说科学方法的发展仅只“反映”在工业文明进程中自然实在向技术实在的转变吗？要以这种方式来阐明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就要假定相互交叉而又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和事件，即（1）科学和科学思想，连同它们的内部概念和内部真理；（2）科学在社会现实中的用途和应用。换言之，不管这二者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可以多么紧密，它们并不相互包含和限定。纯科学不是应用科学；独立于对它的利用，它保留了它的同一性和有效性。进而，科学本质上是中立性的观念又扩大到技术。机器对于它的社会用途漠不关心，只要这些用途仍然在其技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从科学方法固有的工具主义特征看，这种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在科学思想与其应用之间，科学话语领域与日常话语和行为领域之间流行着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一种双方都在同一的逻辑和合理性之下发展的关系。

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中，建立严格自然客观性的科学努力导致了自然的非物质化趋势的增长：

照此方式而存在着的无限自然的思想，这个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思想，是现代科学的神话。科学通过消除中世纪的神话而起步。但现在，科学迫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意识到，它不过是建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神话而已。[16]

这一从根除独立实体和终极因开始的进程实现了客观性的理念化。不过，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理念化，客体就是在同主体的一种十分实际的关系中以这种方式自我构成的：

什么是物质？在原子物理学中，物质是由其对人类经验可能的反应方式、由其所服从的数学——即思想——规则来定义的。现在，我们把物质定义为一种人所操纵的可能客体。[17]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科学就已完全变成技术：

实用科学拥有同技术时代相适应的自然观。[18]

这种操作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事业的中心，合理性就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有组织的结构形式，表现为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和工具的物质的组织和操纵——这里所说的工具服务于一切意图和目的，它是“纯粹”的工具。

对待工具的“正确”态度是技术态度，正确的逻各斯是技术学（techno-logy），它是对技术现实的谋划和反应。[19]在技术现实中，物质和科学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又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的。不过，正是其中立特征把客观现实同特定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即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其中立性则是通过这个社会并为了这个社会而确立的。它在构成新型合理性的抽象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发挥作用。纯粹的和应用的操作主义，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科学的和商业的谋划都在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对“特种实体”进行量化和抽象。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在价值上是自由的，它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的目的，因而对任何可以从上面强加给它的外来价值而言，它都是“中立的”。但这一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形式化和功能化的最重要应用是充当具体社会实践的“纯形式”。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与之相伴随，社会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等级，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即把他们当作可按单位时间计算的抽象的劳动力单位。“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于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20]

科学的量化过程和社会的量化过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吗？或者，它们的联系仅仅是社会学事后整理的结果吗？前面的讨论已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观察和实验，材料、命题、结论的条理化组织和调整，都不是在一个无结构的、中立的理论空间内进行的。认识的设计牵涉对出现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的客体所进行的操作和抽象。科学就是从这一既定领域的某一位置出发来观察、计算和推理的。伽利略观察过的星星在古人那里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话语和行为领域——简言之，不同社会现实——却开启着新的观察角度和范围，揭示着整理观察数据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不想涉及科学合理性同社会合理性在现代之初的历史关系。我的目的是阐明它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从这一特征看，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

现代科学思想由于其纯粹性而不考虑特定的实践目标和特定的统治形式。但是，并不存在纯粹的统治那样的东西。随着理论的进步，它便从一种具体的技术环境、从既定的具体的话语和行为领域来进行抽象或对之进行排斥。科学谋划出现与否，理论对可能的替换性选择构想与否，其假说推翻抑或扩展预先确立的现实，都是在既定话语和行为之内发生的。

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保持纯粹性和中立性的理论理性已经开始参与实践理性的事业。它们的合并已经证明对二者都是有益的。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

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人们或许会把一种技术哲学称作专制的哲学，它把技术总体视为一个用机器来获取权力的场所。机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根本的奴役来征服自然、驯化自然：机器是一个可用来使他人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样一种专横的、奴役的趋向可以与寻求人的自由携手并进。但是，人们很难通过把奴隶状态转嫁给其他存在物、人、动物或机器而自我解放；对属于整个世界的机器总体进行统治仍然还是意味着统治；一切统治都暗含着对征服图式的接受。[21]

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上述解释把优于一切应用和利用的科学谋划（方法和理论）同特定社会谋划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出它们在科学合理性的内在形式如概念的功能特性中的联系。换言之，科学领域（即不是关于物质、能量及其关系的结构等的特殊命题，而是作为可定量的物质，作为对客观现实进行理论探讨并作出数理逻辑表达的指导的自然规划），将是具体社会实践的视界，这一视界在科学谋划的发展中将受到维护。

但即使我们承认科学合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性，这一假定仍未确立起科学谋划的社会学有效性。假使最为抽象的科学概念的组合形式仍然维护主客体在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关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结就可以按不同方式来理解。

让·皮亚杰在他的“发生认识论”中提出了这样一种不同解释。他按照对主客体一般关系的不同抽象来解释科学概念的组合形式。抽象既不从单纯的客体着手，以致主体只起观察和测量的中立点的作用；也不从作为纯粹认知理性媒介的主体着手。皮亚杰对数学中的认知过程和物理学中的认知过程作了区分。前者是在“行为内部”进行的抽象：

同通常的说法相反，数学实体不是依据客体而进行的抽象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在行动内部进行抽象的结果。收集、整理、运动等比之思考、推论等是更普遍的行为，因为它们坚持各个个别行为的自我协调，它们使每一个行为都成为一种协调因素。[22]

因而数学命题表达的是“对客体的普遍适应”——同作为物理学中的真命题特征的个别适应相对。逻辑和数理逻辑是“对任一客体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是一个具有普遍形式的行为”[23]；而且这种“行为”是普遍有效的，因为：

这一抽象或区分扩大到遗传协调的中心，行为协调机制在根源上总是被反射作用和本能所束缚。[24]

在物理学中，抽象是从客体着手的，但它被归结为主体方面的特定行为，因此，抽象必然要采取一种逻辑—数学的形式，因为：

如果个别行为之间取得了某种协调，如果这种协调是以其逻辑—数学的本性进行的，那么，个别行为就只会导致知识的产生。[25]

物理学中的抽象必然导向逻辑—数学抽象，而后者作为纯粹的协调因素是行为——“行为本身”——的普遍形式。这种协调构成了客观现实，因为它保留遗传的、“反射的和本能的”结构。

皮亚杰的解释承认理论理性有内在的实践特征；但归根结底，他是从遗传的、生物学的普遍行为结构推导出这一特征的。科学方法最终依赖于生物学基础，它是前历史的（更确切地说是低于历史的）。进而言之，即使承认一切科学知识都以个别行为的协调为前提，我仍然看不出为什么这种协调“本质上”就是逻辑—数学的——除非“个别行为”是当代物理学的科学操作，而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就将出现循环。

同皮亚杰心理学和生物学色彩相当浓厚的分析相反，胡塞尔提出了一种专门研究科学理性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发生认识论。在此处，我将只在下述范围内涉及胡塞尔的著作[26]，即它强调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其活动领域的前定历史现实的“方法论”。

胡塞尔以下述事实为出发点，即自然数学化的结果是产生有效的实践知识：在“观念”实在的结构中，它可以有效地同经验实在“联系”起来。但科学成就曾经回指一种前科学实践，它构成伽利略时代的科学的原始基础（the Sinnesfundament）。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这一曾决定理论结构的科学的前科学基础没有受到伽利略的质疑；不仅如此，它还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遮蔽（verdockt）。结果便产生了如下幻想：自然的数学化可创造一种“自主（eigenst?ndige）的绝对真理”（第49～50页），但在现实中，它依然是为生活世界服务的特定方法和技巧。数学科学的观念面具（Ideenkleid）因而是一种符号面具，它表现生活世界，同时又粉饰（vertritt和verkleidet）生活世界。

在科学的概念结构中得到维护的原始的前科学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呢？实际量度揭示了使用某些基本形式、模型和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形式、模型和关系通常“可以作为同一种精确测定和计算经验对象及关系的手段来使用”（第25页）。通过各种抽象和概括，科学方法保留（并粉饰）它的前科学技术结构；而前者的发展则是对后者的发展的描述（和粉饰）。由此可见，古典几何学“理想化”了观察和测量土地（Feldmesskunst）的实践。几何学是实际客观化的理论。

当然，代数学和数理逻辑摆脱了生活世界及生活于其中的主体不能加以计算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从而建构起一个绝对的观念实在。然而，这种观念建构不过是对新生活世界进行“理想化”的理论和技术。

在数学实践中，我们达到了在经验实践中达不到的东西，即精确性。因为，用绝对的恒等式来确定理想形式是可能的……由此一来，它们便普遍变成得心应手的东西了……（第24页）。

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协调，使我们能够去“谋划预期中的实际生活世界的规律”：

一旦人们拥有这些公式，人们就会拥有在实践中所期望的先见之明。

——亦即在具体生活经验中所期待的先见之明（第43页）。

胡塞尔强调数学精确性和可替换性的前科学的、技术的含义。这些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不是仅仅作为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作为同其内在概念结构有关的东西出现的。从具体中进行科学抽象和既产生精确性、又产生普遍有效性的质的定量化，牵涉到生活世界的特定具体经验——“看”世界的特定方式。尽管具有“纯粹的”、置身事外的特点，这种“看”毕竟是在有目的的实际情境中看。看即预期（Voraussehen），即谋划（Vorhaben）。伽利略的科学是有步骤、有系统地预期和谋划的科学。但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某种按照能够完全等同的单位之间可予计算和预言的关系来体验、领会和塑造世界的特定预期和谋划的科学。在这种谋划中，普遍的可定量性是统治自然的前提。个别的、非量化的性质却阻碍根据从人和物中抽取出的可量度能力来对人和物进行的组织。但这是一项专门的、社会历史的谋划，从事这项谋划的意识是伽利略的科学的隐蔽主体；后者是无穷扩展的预测技巧和艺术（ins Unendliche erweiterte Voraussicht，第51页）。

正因为伽利略的科学在其概念组合形式方面是特定生活世界的技巧，所以它没有也不能超越这一生活世界。从本质上看，它仍然停留在基本经验框架之内，停留在这一现实所规定的各种结果的范围之内。在胡塞尔的学说中，在伽利略的科学中，“具体的因果领域变成了应用数学”（第112页）——但感觉和经验世界

是我们在其中度过我们全部有生之年的世界；在其本质结构中，在其自身恒定的具体因果关系中，它依然故我……（第51页；重点是我加的）。

这是一种容易遭人轻视的、带有挑战性的主张。我冒昧地提出一种可能是牵强的解释。但这种主张并不简单地指涉如下事实，即尽管有非欧几何存在，我们仍然是在三维空间之内感觉和行动；或者，尽管有“统计的”因果性概念，我们仍然是按照常识，按照“旧”因果性法则来行动的。该主张同作为“应用数学”结果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不断变化并不相矛盾。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问题，即既定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固有限度。既定科学和科学方法借助这一限度使现存生活世界得到扩大、保证和合理化，而又不更改其存在结构——即不展望一种本质上新的“看”的方式，和本质上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生活的已制度化的形式，科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将具有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具革命性的成就也只是同现实的特定经验及组织相一致的建设和破坏。科学不断自我校正——对它那些融入其方法的假设的革命——本身就推进和扩展着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种基本经验。它还保持着同一种有利于物质内容和实际内容的演绎形式。胡塞尔的解释绝非轻视伽利略科学所带来的根本变化，他着重强调同前伽利略传统的彻底决裂；思想的工具主义视界确曾是一种新的视界。它创造出一个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世界，但是它仍然还受到特定历史世界的制约，这个世界具有显而易见的限度——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的、既在其纯粹的方法方面也在其应用的方法方面的限度。

上述讨论不仅是要指明科学方法的内在局限和成见，而且，要指明其历史的主观性。此外，它似乎暗示对某种“定性物理学”的需要和复兴目的论哲学的需要，等等。我承认，这一怀疑是正当的；但在此处，我只能表明我并不想肯定这种蒙昧主义观点。

不管人们怎样定义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都与理论和实践的从事者相关，同他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关。这种能力转而又有赖于：物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是按照其各个个别形式中的本来面目而被认识和理解的。在这些条件下，当代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有效性远非它的先行者所可企及。人们也许可以进一步说，现在，科学方法是可以声称拥有客观有效性的唯一方法；理论假说和可观察事实的交互作用证明了这些假说，确认了这些事实。而我力图要指出的是，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设施中，这些技术设施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许有助于上述必然联结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谋划。它那没有丧失合理特征的假说，将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经验环境（一个和平世界）中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推翻了理性的观念。

我已指出，这种颠覆性原理，即关于另一合理性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出现在思想史中。古代的国家理想，使存在达到完善、使“是”和“应当”的矛盾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来解决的国家理想，已经带有统治的形而上学特征。同时，它又适合于解放的形而上学——适合于逻各斯和爱洛斯的调和。这种理想设想的是停止理性的压抑性生产能力，达到满意的统治结果。

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的合理性并不简单地分别同古典思想、现代思想相互关联，而在约翰·杜威那里它们就是这样相互关联的：“从思辨的乐趣到积极的操纵和控制”；“从作为对自然性质的美学欣赏的知……到作为一种世俗控制手段的知”[27]。古典思想足以承担起世俗控制的逻辑任务；但在现代思想中却存在着足以反驳杜威说法的控诉成分和拒绝成分。理性作为概念性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控制和统治。逻各斯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规律、法则和秩序。在把特殊例证统摄于普遍性之下并使之服从于普遍性的过程中，思想实现了对种种特殊例证的统治。它不仅能理解它们，而且能影响它们，控制它们。然而，当一切思想都处于逻辑规则的统治之下时，这种逻辑的发展在不同思想方式中是有区别的。古典形式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先验逻辑以及辩证逻辑——每一种逻辑都支配着不同的话语和经验领域。它们都是在它们所称道的统治的历史连续性内发展的。这种连续性把顺从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赋予肯定性思维方式，而把思辨和乌托邦特征赋予否定性思维方式。

概括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分辨科学合理性的隐蔽主休和隐藏在其纯形式中的目标。科学的可普遍控制的自然概念，把自然设计为不断运动着的物体，设计为理论和实践的单纯材料。在这种形式中，客观世界开始建设一种技术世界——一种精神和物质的纯工具、纯手段的世界。因此，它的确是依赖确证和证实主体的“假说”系统。

确证和证实的过程可以是纯理论的过程，但它们决不可能发生于真空之中，也决不会限于私人的、个人的心灵。各种形式和功能的假说系统变得有赖于另一系统——即它在之中并为之而发展的既定目标领域。对于理论谋划曾经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的东西，今天表现为其结构（方法和概念）的组成部分；纯客观性是作为提供目的和目标的主观性的客体而出现的。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无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存在；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只是在技术的中介中，人和自然才变成可以替换的组织对象。把他们统摄于其下的那些设施的普遍有效性和生产能力，掩盖着组织这些设施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换言之，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同他人的关系，看来不仅要受到客观性质和规律的支配，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似乎也会丧失其神秘性和无法驾驭的特征；它们是作为（科学）合理性的可靠证明而出现的。这个世界势必变成甚至把管理者也包括在内的全面管理的材料。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性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在这些条件下，物理科学之外的科学思想（泛而言之，同混乱的、形而上学的、情感的、不合逻辑的思想对立的思想）一方面以纯粹的、自明的形式主义（符号主义）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总体的经验主义形式出现。（它们并不相互抵触。请看数学和符号逻辑在电子工业中的经验应用。）对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而言，无矛盾性和非超越性是其共同特征。在当代哲学中，总体的经验主义展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下一章将对与这种功能有关的语言分析的某些方面进行讨论。这一讨论又是为力图揭示下述障碍打下基础：这些障碍阻止总体经验主义去把握现实，阻止总体经验主义去建立（更确切地说是再确认）可以冲破这些障碍的那些概念。

（刘继 译）

[1] 选自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 赫伯特·丁格勒：《自然》第168卷，630页，1951年。

[3] W.V.O.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蒯因谈及“物理客体的神话”时说：“从认识论的立场看，物理客体和（荷马的）诸神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种类的不同”（同上），但是，物理客体的神话在认识论上具有优越性，“它作为一种把容易处理的结构掺合进经验之流中的手段，已证明比较他神话更为有效。”按照“有效”、“方便”和“容易处理”来衡量，科学概念展示了它的操纵—技术要素。

[4] H.莱欣巴哈，载菲利普·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证实》，85—86页（阿道夫·格律恩堡所引），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

[5] 阿道夫·格律恩堡引《科学理论的证实》，87—88页，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4。

[6] 同上书，88—89页（重点是我加的）。

[7] 《论“封闭理论”这一概论》，载《辩证法》第2卷，333页，1948。

[8] 菲利普·G·弗兰克编：《科学理论的证实》，85页。

[9] 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20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

[10] 见C.A.梅恩编：《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155页以下，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7，又见马里奥·本格：《元科学质疑》，108页以下，斯普林菲尔德，1959。

[11] W.海森堡：《物理学家的自然概念》，29页，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58。海森堡在他所著《物理学与哲学》（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59）中写道：“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来说，如果他终究要使用‘物自身’这一概念的话，那么，物自身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数学结构；不过，同康德的观点相反，这种结构是间接地从经验中推断出来的。”

[12] W.比默编：《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81页，哈格，尼霍夫出版社，1954。

[13] 加斯东·巴歇拉尔：《当代物理学中的理性活动》，7页，巴黎，大学出版社，195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莫利特译本），163—164页。

[14]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266页以下，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出版公司，1950，又见海德格尔：《讲演与论文集》，22、29页，普夫林根，京特·莱斯克出版社，1954。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注

[16] 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71页。

[17] 同上书，142页（重点是我加的）。

[18] C.F.冯·魏茨泽克：《自然史》，71页。

[19] 我希望我不会被误解为在暗示数学物理学概念是作为“工具”而设计的，它们有一种技术的、实践的目的。确切地说，技术学是对科学在其中得以发展并将自己构成为纯科学的那一世界的先验“直觉”或理解。纯科学仍然受制于它由此开始抽象的先验设定。这一点在谈及数学物理学的工具主义视界时恐怕就更加清楚。见苏珊·巴歇拉尔：《合理性的意识》，31页，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

[20] M.霍克海默和T.W.阿多诺：《启蒙辩证法》，50页。

[21] 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127页，巴黎，奥比尔出版社，1958。

[22] 《发生认识论导论》，第3卷，287页，巴黎，大学出版社，1950。

[23] 同上书，288页。

[24] 同上书，289页。

[25] 同上书，291页。

[26] 《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

[27]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95、100页，纽约，明托恩和巴赫公司，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