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举出店员和商贩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个女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性主义者和欧文派的团体中，妇女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无人提及）已经再次被提了出来，而且逐渐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匠中。支持卡莱尔的受到审讯并蹲过监狱的妇女同胞，大多是出于忠心而不是信念。赖特夫人则大不相同，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的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卡莱尔这篇宣言所包含的主张具有他的特色：

代议制政府很快看到把教堂和礼拜堂变成科学神殿……把珍爱教士变为珍爱哲学家是一种正当要求。我把国王的花招和教士的诡计视为社会的毒物……这两大邪恶联合起来破坏人们身心的安宁幸福，可能让我们忘却生活中的苦难。后者还力图用一个永恒幸福的希望，来愚弄我们。

赖特夫人为自己作了长篇辩护[39]，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护结束时。

赖特夫人请求允许她退下去给正在哭的婴儿喂奶。请求被准许了，她离开法庭20分钟。当她来回走过城堡咖啡屋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人向她鼓掌喝彩，所有的人都叫她别灰心，坚持住。

不久，即11月的一个夜晚，怀抱6个月婴儿的赖特夫人被投入新门监狱，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席子。像赖特夫人（还有利兹地区的曼夫人）这样的妇女，不仅要面对惯常的起诉，而且还得面对愤怒的保王派报刊的侮辱和暗讽。《新泰晤士报》写道，“这个卑鄙的不知道羞耻的妇人有好几个女性”陪伴，“这种情形还不足以震动每一颗反思的心灵吗”？她是个“**的东西”（这是对妓女的惯常称呼），“已经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廉耻心、畏惧心和端庄”。她的“可怕榜样”已经毒害了其他母亲的心灵：“这些具有女性外形的怪物，板着铁石般的面孔，公然出来支持下流粗俗可怕的亵渎行为，这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卡莱尔则写道：“她是一个身体相当柔弱但精神正常并没有问题的妇女。”[40]

报贩中判刑最长的人要算约瑟夫·斯旺，此人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名制帽工，1819年因销售小册子和一篇煽动性诗歌被捕：

甩掉镣铐，踢开奴役的颈轭；

现在就动手，否则锁链永远不能打破；

迅速起义吧，给他们致命打击。

他先是同重罪犯关在一起，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被定数罪并罚4年零6个月，其中2年为阴谋煽动罪，2年为亵渎诽谤罪，还有6个月是煽动诽谤罪。当这些荒谬的判决被通过之后，斯旺扬起他的白帽子并且向法官说：“你判完啦，全部就那些？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弄根绞索把我绞死呢。”他的妻子曾被短期拘留（因继续销售小册子）。她和她的4个孩子靠每周9先令的教区津贴过日子；卡莱尔和科贝特都曾给过他们一些帮助。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斯旺服刑4年6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1831年11月，《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我也无法找到工作，我家里人都在挨饿……另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卖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同胞，让他们知道议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我想让人民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骗的……

法官——住口。

被告——我不！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读读这些出版物……

法官——你太放肆，你要因此被判处3个月监禁，进纳茨福德感化院，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也不感谢你；只要我能出来，我还要卖。你记住（看着克拉克上尉说）我第一份就要卖到你家里。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41]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年代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大众化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奇怪的是，在1792年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束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严格地说，印刷机也可以称为用于人类心灵的乘法口诀表。印刷术使人类的心灵成倍地丰富……小册子销售者是改革机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42]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年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邑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3]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4]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

“诚实可敬的人……”——人们对这种自修者的文化从来就没充分分析过。[45]虽然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并不充分；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初等教育水平：

我清楚地记得在宾利上的第一所半日制学校。那是在磨坊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教师是个穷老头，以前做着一周12先令的简单零活，现在开始教半日制学生。但他生怕教得太多太费时，上课时他还得在一个大木板上借助沉重的木槌打制的垫圈。[46]

这也许是18世纪30年代早期最糟糕的“教育”了。较好的乡村学校，或由工匠们赞助的收费低的学校，在20年代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在这段时期，主日学校开始摆脱了（尽管是缓慢的）教学写作的禁律。与此同时，第一批全英的国家学校（无论它们多么不完善）也开始发挥某些作用了。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工匠、织工或纺纱工还得靠自学。他们自学的程度可以从科贝特的教育作品的销售量中看出来。他的著名的《英语语法》出版于1818年，6个月中就销售了13000册，在此后的15年中又卖出了10万册。[47]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销量（或刊物的发行量）并不等于读者数量，因为同一本书或报纸会被人借阅，朗读和经过很多人的手。

工人们的“中等教育”有多种形式，单个自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工匠，他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期住在愚昧无知的社区里，为了找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流浪。姑且不论因战争而被迫流动的人，单是出国的技工就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移居美国和别的殖民地（不仅仅是贫穷所致而且出于对机会和政治自由的渴望）。其相对的便利程度也可以说明国内的社会生活处于普遍的流动状态。在城里，兴盛同时也是猥亵的平民文化同比较斯文的工匠传统并存。19世纪早期的许多歌谣证明，当时的保王派和激进派曾利用歌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816年至1820年上演传奇剧的大众剧场也许最适合雅各宾派和“老激进派”的口味。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剧院，尤其是地方剧，就成为敌对派别在幕间休息时以“点歌”方式互相挑衅的场所。一个“雅各宾式革命者、平等派”描述过1795年北方某个港口城市的一家剧院的情况：

……由于剧场通常是志愿兵军官们竞选的地方，这些好战的英雄们……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还命令观众起立脱帽……我既不起立，也不脱帽，以此蔑视军人。[48]

只是在镇压年代，这首歌（以其对雅各宾派的“奸诈伎俩”的揭露）才取代了“古老英格兰的烤牛排”成为“国歌”。然而，当战争还在继续时，听众们并不像他们的后代人那样时常被“教会与国王”派暴徒轻易吓住。1812年，设菲尔德的一家剧院发生了**，起因是从德文郡南部来的军官坚决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坐在廉价席上的观众则坚持不要唱……一个扰乱者还被送进了监狱。[49]

19世纪的大多数剧院**（即使仅仅表现为正厅前座观众同顶层楼座观众之间的对抗）都具有一定的激进主义色彩。那些有专利权的剧院对与他们对抗的小剧院甚为提防，因为后者推出的“滑稽小歌剧”以及“让马、猴、狗、舞剑术、翻筋斗人和走钢丝演员进行的表演令人感到羞辱”[50]，那里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危险情绪也让雇主们厌恶。1798年，伦敦造船厂附近的“富裕商人、造船业主、制绳业主”以及其他雇主向政府请愿，并抱怨说伦敦塔附近忠诚剧院的表演鼓励了“他们中的许多制造商、工人、仆人以及其他人的“浪费和**恶习”。[51]（这种控诉已经持续了200多年）。1819年，在有名的“歌剧票价”骚乱中，混乱狂暴席卷伦敦中心区，一夜接一夜，一周连一周，因为特鲁利街的剧院门票涨价之故。正是当局对剧院场所混乱一团的闹事和骚乱治安特别反感，才使得那些专利剧院把自己的专利权的垄断保持到1843年。

平民剧院的艺术造诣是不能同它的活力媲美的，对激进派的感情最有积极影响的并不是小剧院，而是莎士比亚的复活。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伍德、班福德、库珀以及许多自学成才的激进派和宪章派作者都习惯于在自己的论述前面冠以莎士比亚的语录。伍勒从文最初是就从戏剧批评开始的，1825年办的纯粹为工会报纸的《行业报》不仅辟有运动栏（报道职业拳击赛以及雄狮尼罗同6条狗之间的竞赛），而且还有戏剧批评栏。[52]在1780年至1830年，其有大众性的，而且也是最复杂最优秀的艺术都是政治版画。

这首先是吉尔雷和罗兰森的时代，其次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时代，虽然这也是其他许多漫画家的时代，这批人中有些是有能力的，有些则是在粗制滥造。这种艺术首先是大都市艺术，漫画家们的人物原型只要是乘马车从他们的版画店通过，他们的政治（或个人）的罪恶连同他们自己就会被漫画家们无情地勾画下来。无论哪方的人都无一幸免，瑟尔沃尔、伯德特和亨特常常被保王派描绘成野蛮的纵火犯，一手拿着燃烧的火把，另一手拿着手枪，腰带上还插满屠夫用的各种刀；克鲁克香克则把国王（1820）描画成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懒洋洋地躺在王位上的人，他四周是破酒瓶，屏风前还点缀着几个色情狂和大**的妓女。（主教们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版画根本不是一种为文盲服务的艺术，因为他们不认识从画中人物嘴边吐出来的全部文字道白就是证明。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版画店的橱窗前站很久，想法辨认出吉尔雷或克鲁克香克的最新作品中的那些复杂的可以直观的细目。例如在香苹果巷奈特的画店、费尔伯恩在勒吉特山附近的画店以及霍恩在舰队街的画店（萨克雷回忆说）：“以前这里总有一群……性情温厚乐呵呵的技工，他们琢磨这些韵文的含义，然后说给他们的同伴听，其中的幽默之处常使他们发出会意的微笑。”版画造成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舰队街常被一群群的人堵住；克鲁克香克认为，他的“银行限制票据”（1818）使一项死刑制度（使用假币者当处死刑）被废除了。18世纪90年代，政府实际上是唆使吉尔雷卷入了反雅各宾运动。在战争期间，版画的主流是爱国主义和反天主教的（约翰·牛在这些年又恢复原样），然而在国内问题上它们则分歧很大，而且通常是亲伯德将军的。战后，激进主义版画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了。即使是在卡罗琳王后**期间亦然。因为起诉会遭致更多的嘲讽。运用各种画面的变化（虽然许多从业者的作品粗糙），版画仍不失为一种技艺高超的大都会的艺术：它可以是刻薄而诙谐的或是直率无情和暴露的；但无论哪一种，它都靠获取街头巷议的材料和靠熟悉的哪怕是少数参与公众事务的人的行为及其性格上的弱点，才能设计出——一幅发人深思的影射时事的宝鉴。[53]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剧院和画店文化比激进工匠的文学文化更通俗。因为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自修者文化其主调是道德节制。人们通常把它归因于卫斯理宗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无疑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清教的性格结构强调道德诚实和自律，这使人们在白天辛劳之后继续在烛光下读书学习，但我们还得提出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第一，卫斯理宗是一种强大的反理性势力，英国大众文化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在卫斯理原本要涉入的圈子中，卫斯理将其教授的阅读面限制为相对狭窄的范围。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书的节本，这就构成卫斯理藏书的主要部分。[54]19世纪早期，地方传教士和小组领袖们受到鼓励，要他们读更多的书：巴克斯特的重版书，卫斯理教派运动的圣徒记和“传教记事册”。但他们不相信诗歌，哲学、圣经批评或政治理论被视为禁忌。卫斯理教派的教育完全是“心灵纯洁”能给人带来幸福，无论他们的地位和才艺如何。这一教义给该教派增添了平等主义的精神魅力。但它同时（有时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也为那些几乎未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无知的借口。黑兹利特揭露说：“这是无知和愚昧的全权证书”。”

那些……不能或不愿全面地理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立即就可以免除这种义务，只须告诉他信仰和理性是相互冲突的就行了。[55]

面对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持续不断的抨击，卫斯理宗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辩护说：没有监督的文化知识是“魔鬼的陷阱”，这方面的证据是太多了。

卫斯理宗的某些支派如卫斯理宗唯一神派（一个奇怪的联合体），特别是新教团，比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其宗教集会也同较老的反国教派相似。然而，卫斯理传统的主流都是对启蒙渴求的一种不同方式的反应。我们已经提到卫斯理宗同中等阶级的功利主义之间的潜在亲缘关系。当我们想到边沁和他对“变戏法的”迷信的憎恶，这事就显得有些奇怪，时代精神却一直在促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卫斯理派不赞成理性的探究，那么他们则可能把获得有用知识视为神圣和充满益处的。当然，关键是有用性。单有劳动纪律是不够的，劳动力还必须获得较高级的学识技能。机会主义主张——研究大自然没有害处，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规律的明证——早已同基督教的辩解相融合，于是便产生了早期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奇特现象：非国教派牧师手按旧约全书，眼睛却对着显微镜。

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2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辨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

每一物种……都需要不同的食物……林奈说过，奶牛吃的植物有276种，不能吃的有218种；山羊吃的449种，不吃的有126种；绵羊吃的387种，不吃的141种；马吃262种，不吃的212种；猪比以上任何动物都挑食，只吃72种植物，其余一概不吃。然而，造物主还无限慷慨，他们以自己的博爱为无数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并抚育着它们！“所有这些生物都注视着他，他张开自己的手，满足每一生物的愿望。”[56]

而且，在20年代，政治经济学就被视为道德学有用知识的第三伙伴，它所论述的是上帝赋予的永恒不变的供需法则，资本甚至比猪更挑食，他只选择勤劳顺从的工人并拒绝其他任何人。

因此可以说，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对明晰的劳动人民文化并没有贡献多少积极的理性成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为知识的寻求增添了些诚实的心灵。（阿诺德后来还认为非国教派传统是相当无知的，对“甜蜜光明”漠不关心。）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即工匠界是节制的，就是源于这一点，道德节制实际上是激进和理性主义宣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过去的非国教派和雅各宾派传统。这并不是说激进派不存在酗酒和游行队伍混乱的问题，伍勒只是激进领袖中据说相当喜好杯中之物的一员，而且我们都知道伦敦酒馆和兰开郡的黑店都是重要的聚会场所。然而，激进派竭力要把“暴民”的污名洗干净，他们的领袖也不断地表现出一幅节酒的形象。

此外，强调节酒还有别的动机。巴恩的议会改革联合规章（1817年1月制定）中有一条是很有特色的：

真诚建议每个会员不要把自己的钱花在酒馆里，因为那些钱的半数都成了养肥腐败蛆虫的税金。[57]

战后年间，亨特和科贝特都大力号召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还特别宣传以清水代替烈酒或啤酒的种种好处。节酒是卫斯理宗派的一个标志，还是科贝特感到有必要予以赞扬的唯一特点：“我在很大程度上把酗酒视为灾祸、苦难和犯罪的根源，它危害整个社会。”[58]这并不是科贝特的一贯主张，在别的场合他也可能替劳动者哀叹啤酒的价格。然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这一普遍的道德戒律。节酒是那些在吵吵闹闹的非技术工的冲击下保住了自己地位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独有的意识。卡莱尔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成年生活时写道：

我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积极好动而又勤恳的人。从早到晚……下工之后我便回家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令人愉快的了，我一向讨厌酒馆……我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不能好好利用每一个先令的人……就是一个傻瓜。[59]

他曾多次省下饭钱，“回家时带着一些6便士刊物以供夜里阅读”。这种情况在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著的《生活与斗争》中表现得特别令人赞叹和感动，其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所要描述的一切。

共和主义者和理性思想者的这种倾向在受到多次攻击后反而增强了。保王党人的讽刺诗文及教会牧师的说教，把他们指责为声名狼藉的罪恶典型。于是他们就要力图说明他们的人品和非正统观念一样无可指责。保王党人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充满血腥的盗贼厨房并把理性圣堂比作妓院，他们则同这件奇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对于性关系不正常、财务处理不当以及缺乏家庭道德这类指责尤其敏感。[60]卡莱尔在1830年出版过一本充满说教的小册子——《道德家》，科贝特著的《致青年人的忠告》则只不过是一篇措辞较诚恳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其主题同样是勤劳、忍耐和自立。理性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指责当然是特别反感，即拒绝基督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的解体。沃尔尼的有影响的《帝国毁灭》被译为英文小册子问世，他的《自然定律》，以对话的形式主张凡可敬的品德都必须根据社会功利的法则坚决遵循：

问：你为什么说夫妻之爱是一种美德呢？

答：“因为和谐的结合是夫妻之爱发展的结果，它可以使夫妻在天伦之乐的气氛中养成很多好习惯，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兴旺和稳定……”

如此等等一共占用了大半页篇幅。其后各章是论知识、节欲、自制、清洁、家庭道德等，读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道德大纲。即使在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异端邪说，如同欧文氏的公产主义者那样，那它也是以清教式的热诚表达出来的。[61]20年代早期，曾有一小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极大的勇气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避孕法。他们坚信，“勤劳阶级”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唯一道路是限制自身人口的增长。如果有人提出这些方法会导致性自由或个人自由，普雷斯和他的伙伴们恐怕也会大吃一惊。[62]

轻浮或享乐主义并不符合激进派和理性主义者的意愿，这正如它不符合卫斯理宗的意愿一样。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都深受非国教派传统的影响。然而，人们有可能太按照书面的记载和某个雄辩家的公开形象来作判断了。在实际的运动中，不仅是霍恩，而且还有赫瑟林顿、洛维特以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不断地向人民传播令人欢乐快活的信息，同他们的大师卡莱尔的主张相比，他们的主张更温和，更幽默，更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他们没那么多说教，但决不是没有决心，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效法卡莱尔或沃尔尼的理性主义的工匠们，在行为方式上却同卫斯理教徒如出一辙；一方面建议节酒和清洁，以此表示对上帝和权威的遵从；另一方面又说这些都是立志废除教士谋略和国王诡计的群众所必需的品质。对于一个不懂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这两种说法在道德属性上是无法区分的。但这仅仅是部分情况，因为沃尔尼著作的各篇标题后面还要加上“社会美德”、“正义”这类词。同样的训诫既可用于拯救个人的灵魂，又可作拯救一个阶级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激进的和具有理性思想的工匠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

除节制而外，工匠文化还懂得了探究知识、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品质的充分表现。自修者的理解力常常是经过困惑的周折、费尽辛苦而获得的；但这理解力却是他自己的。因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自己探索知识，他也就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他的思想没有局限在正规教育的固定常规中。当局过去曾力图镇压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大大冒犯当局的。所以，他们乐于倾听任何新的反对当局的观点。这便是工人阶级运动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从1825年到1835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文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人们为什么在当时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和公产主义方案面前摇摆不定。（这种工匠文化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像酵母一样起着发酵作用，因为那些自力成功的人及20年代工匠的子弟又为这种文化增添了活力和多样性。）我们所说的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我们已在伦敦通讯会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为目不识丁者朗读报刊的习惯也要求——这也是必然结果——把每一次读报活动转变成与此有关的小组讨论：科贝特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提出他的主张，织工、织袜工或鞋匠则就此进行讨论。

同这种小组并立的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共进会，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意在学习知识，通常由其中的一个成员领导。[63]在这里，以及在机工学校中，礼拜堂及激进派的某些传统开始融为一体，但两者共存是不容易的，也不总是相安无事。机工学校的早期历史从1823年成立伦敦技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在激进工匠或工联主义者看来，伯克贝克博士和一些非国教派牧师及信奉边沁学说的专业人士热心帮助他们建立知识促进中心，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但他们决不准备因这些帮助而答应任何条件。在近年的某些论著中，布鲁厄姆被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但又是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但在1823年的“老激进派”看来，他根本就不是如此。1817年，他们曾看见他为密探制度作辩护（科贝特在一次讲话中曾一再提及）；在卡莱尔的运动**时期，他们又看见他站在下院，宣称他对“最近的几次审讯结果感到高兴”，并认为被告们出版了“一大堆下流之极罪大恶极的东西”[64]。布鲁厄姆对学校的热心一开始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怀疑，普雷斯曾几次试图充当布鲁厄姆（普雷斯在私下是看不起他的）和伦敦工会人士（他们比较公开地怀疑他）之间的中间人，但他的努力不大可能消除他们的疑惧。他们在管理、财务独立以及学校是否应该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后一问题上，普雷斯和布鲁厄姆压倒了霍奇斯金。在前两个问题上，伯克贝克热烈主张筹集资金扩充学校设备，他的意见压倒了罗伯逊、霍奇斯金和约翰·加斯特的建议——如果办事的雄心小一点，工匠们自己就能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还可以拥有并且控制一切。

以上两个意见被否决，以及布鲁厄姆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开张（1825）都意味着控制权转移到了中等阶级支持者的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到1825年，《行业报》已经把伦敦技校看成是一件失败的事，因为它依赖“上层人物和富人”：

学校成立时曾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普遍的情绪，希望它能代表伦敦的技工，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受挫……我们完全相信为使学校成为最辉煌成功的事业，技工们自己是可能而且也会提供一切必需的财金的……

在全国各地，技工学校的历史更是多姿多彩。在利兹（如哈里森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学校一开始就为中等阶级赞助者，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厂主所控制；在布雷德福和哈德斯菲尔德，学校曾一度为激进工匠所控制。2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的趋势是，工匠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对下层中等阶级的传统，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也逐渐进入教学大纲。然而，即使在1830年，运动仍然保持着非正统的面貌（原因是它有一大批信奉功利主义和唯一神论的赞助者），从而使许多国教派和卫斯理宗牧师对它敬而远之。1826年，一位约克郡的本堂牧师曾把机工学校看作是推行普选权和“普遍理性思想”的代理机构，并且及时蜕化成为雅各宾俱乐部和成为不满情绪的摇篮。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个副牧师曾攻击莱斯特机工学校的管理人员把学校引上了邪路，使之变成了“传播异教思想、共和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场所。据说在他的图书室里收藏的报刊中就有卡莱尔的《挑战者》。[65]

我们已经谈到20年代的工匠文化。这一术语是目前最准确的一个，但它仍旧是一个近似术语。我们发现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通常有轻蔑意味）是不恰当的；而要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却又为时过早。然而，要给工匠下出定义我们就应该了解他的周围环境，这在一方面涉及伦敦的造船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操作工；另一方面又涉及那些地位已经衰落的工匠，还有外作工。在科贝特看来，这些人包括“帮工和劳工”，说得更简单点也就是“人民”。1820年，他在给兰达夫主教的信中说，“我认为阁下深受蒙蔽，竟然也把人民，或老百姓——既然你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视为一群不懂事理的人”：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人民并非津津乐道于小事琐事，他们既不欢喜口若悬河的雄辩言辞，也不喜欢模糊空泛的言论主张，在过去的10年之中，他们的思想已经经历了非常伟大的革命……

请允许我……说……根据我的某些了解，目前这些阶级比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更进步……他们比议会和大臣们看得更远。——他们追求知识时就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没有特殊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也不会受到偏见和私利的蒙蔽。除此之外，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是完全自由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转变到另一个人的其他思想。任何意见都能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讨论，人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傲慢，也没有不必要的谨慎小心。因此也能很快找到真理。[66]

这是哪一种主张，哪一种真理呢？

（潘兴明 译）

[1] 选自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 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1卷，22页，1884。

[3] 尤见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1卷，252页以始，1884。

[4] W.E.亚当斯：《一位社会成员的回忆录》第1卷，164页，1903。

[5] 尤见R.K.韦伯：《英国工人阶级读者，1790—1848》，1955，以及该作者的文章《早期维多利亚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65期，1950；R.D.奥尔蒂克：《英国普通读者》，芝加哥，1957，尤见第4、7、11章；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第1部分，1961。

[6] 《政治观察家》，1819年12月19日。“临时”（provisional）与“粮食”（provision）、“普选”（suffrage）与“受苦”（suffering）字行相近。

[7] 另一封信（《伊丽莎致W.R.海牧师》，1812年5月1日）的开头是：“先生，您无疑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史”；二信皆见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8] 内政部档案第42.121号。

[9] 卡拉塔库斯：不列颠特里诺文特部族国王，公元26—75年时期，其王国在西部有汉普郡、格罗斯特郡等民族。克劳狄乌斯侵英格兰时，他率本族进行抵抗。——译注

[10] 内政部档案，第42.162号：《背毯进军者》，1819年11月20日。

[11] R.法因斯：《诺森伯兰和德拉姆的矿工》，21页，1923。

[12] 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5月17日。

[13] 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这些通信者焦急地等待着居留释放，他们知道监狱长阅读过他的信件，因此总是爱在信上插上几句请求宽恕、怜悯以及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

[14] 见J.斯坦厄普：《卡图街密谋》，161—167页，1962。

[15] 目前残存的一些最早的工会书信——诺丁汉市档案馆保存的针织工书信——表明他们普遍具有读写能力。见上文，535—540页。

[16] 石板：用粉笔、石笔在上面练字用的深色薄石片，几十年前在我国各地也给小学生练字用。——译注

[17] 《有关工匠及机器的第一份报告……》，25页，1824。

[18] 卡特纳赫的《瑟特尔审讯》，50万册（1823），《科德的自由及被处死》，116万6千册（1828）。

[19] 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20] 关于激进派的读书室见A.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物》，25—28、395—396页，1949；R.F.韦尔穆斯：《卫斯理宗与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1800—1850》，24—25、88—89、97—98、111—112页，1937。关于邓宁见“回忆录”（W.H.查洛纳编），《兰开郡、切郡考古者协会公报》第59期，97页，1947。关于斯托克波特联盟见，《背毯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以及D.里德：《彼得卢》，48页以始，曼彻斯特，1957。关于布莱克本，见W.W.金西：《兰开郡激进运动的若干方面》，硕士论文，66—67页，曼彻斯特，1927。

[21] 1822年，主要日报的发行量为：《泰晤士报》，5—730份：《观察家报》（周报），6860份。

[22] 我同意R.D.奥尔蒂克前引书，381—393页提出的数据，只是对《人民之声报》和《挑战者》的发行数量有所怀疑。关于正统出版物的相应数量，见雷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84—192页，1961。关于某些刊物企图安全和改进的主题取代激进出版物的情况，见R.K.韦布：《英国工人读者》，第2、3、4章，1955。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第1、2章，1961。

[23] 他描述的是1817—1832年时期，主要涉及斗争的第一阶段——出版权利——尤其同理查德·卡莱尔有关。斗争的第二阶段，即“成功地取消印花税”（1830—1835）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卡宾特、赫瑟林顿、活森、克利夫和霍布森等人。但还没有历史学家对此作过系统描述。下过也可参见C.D.科利特：《知识税史》，第2章，1933，及A.C.巴克：《亨利·赫瑟林顿》，无年月。

[24]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315页，1928。那种异常不公平的起诉形式，即依据职权起诉，实际上使得未经审讯即可监禁。见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38—39页，1928。

[25] 《对T.J.伍勒的两次审判》，1817。

[26] 《对威廉·霍恩的经二次审判》，17、45页，1818；《为霍恩捐款的一次公共集会记录》，1818；F.W.哈克伍德：《威廉·霍恩》，第9—11章，1912；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58—59页，1928。一位唱顺口溜的老者告诉梅休（第1卷，252页），虽然几次宣告霍恩无罪，但要在街上“唱”他的滑稽作品还是很难：“大量官员和警察会随时出来阻止……那些想讨好大人物的治安人员还会想法阻止他们……”

[27] 《黑兹利特全集》第7卷，176页以始。黑兹利特认为骚塞先生不应该要求禁止《瓦特·泰勒》，而是他要求禁止柯勒律治先生的言论那就好了，因为后者曾在《信使报》上为他作过辩护。

[28] 舍温：《共和报》，1817年3月29日；卡莱尔：《共和报》，1823年5月30日。

[29] 英王乔治四世之妻，她和丈夫一样，丑闻甚多。她与即位前的国王婚后生一女，不久两人分居。她曾被控与人私通，生一女。当时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她无罪。当其夫摄政时，她被排于宫外，寄居意大利，据说与一信差关系暧昧。1820年其夫即位为乔治四世，她不顾劝阻由欧陆回英格兰。英政府提议解除双方婚约，除其王后称号。但经长期听证后，上院将此案否决了。当乔治四世行加冕礼时（1821年7月1—19日），她被禁止入威斯敏斯特教堂，19天后病逝。——译注

[30] 3年中共有150项起诉和45起依照职权的指控。

[31]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231页，1928。

[32]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女权闻名。曾在伦敦书商J.约翰逊公司中工作。参加激进团体，与戈德温、布莱克等交往，有《女权辩护》等著作。——译注

[33] 见济慈给其兄弟乔治的信，1819年9月17日，《全集》，第5卷，108页，1901。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这反倒使书商莱尔成了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他一直在销售宣传自然神论的小册子，再版了汤姆·潘恩的书以及其他许多含有可怕的异端邪说的著作……他们终归还是不敢起诉他。他们害怕他辩护；那会在整个帝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他们为此吓得发抖。审讯会点燃起他们无法扑灭的火焰。你不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吗？”

[34] W.J.林顿：《詹姆斯·沃森》，19页，曼彻斯特，1880。

[35] 1830年，每份报纸或周刊的印花税为4便士，广告税为3先令6便士，此外还有小额纸税和针对诽谤行为的大额保释金。

[36] 曼彻斯特书商艾贝尔·海伍德声称人数是750。

[37] 为了支持“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还组织了一些传播“真正有用的知识”的协会。见《工人之友》，1833年5月18日。

[38]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40、103—104页，1928；《对威廉·霍恩的第二次审判》，19页，1818；关于罗伯特·斯温德尔斯一案：他被囚禁在切斯特堡，妻子和婴儿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死去，留下的一个孩子被送进了贫民院；舍温的《政治纪事》（1818年3月14日）曾谈到沃林顿地区的梅勒和皮林的情况，他们被关在普雷斯顿监狱达19周之久，而且还带着重罪犯的脚镣手铐，后来被押解到伦敦的法庭受审——他们必须步行200英里才能到达——审讯后又转到兰开郡进行（再往回走200英里）——随后才被释放。

[39] 卡莱尔给他的大多数伙计都准备了长篇的书面辩护辞，她的情况也可能是如此。

[40]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222—223页，1928，《苏珊娜·赖特夫人审判案》，8、44、56页，1822；《新泰晤士报》，1822年11月16日。

[41]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105—107页，1928；《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1月16日；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2年8月17日；《贫民卫报》，1831年11月12日；A.G.巴克：《亨利·赫瑟林顿》，12—13页。

[42]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214页，1928。

[43] 兰开郡、切郡、约克西区、沃里克郡、斯塔福德郡、德比郡、莱斯特郡、诺丁汉郡、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诺森伯兰郡、德勒姆郡、考文垂市，以及郡级市太因河畔的纽卡斯尔和诺丁汉。

[44] W.E.亚当斯：《一位社会成员的回忆录》第1卷，169页，1903；我感谢A.J.布朗先生提供的有关伊普斯维奇地区情况的资料。关于萨默寡特和东盎格利亚地区宪章运动，还可参见A.布里格斯编《宪章运动研究》。

[45] J.F.C.哈里森在《学习与生活》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但他低估了1832年以前的激进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活力。最佳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从威廉·洛维特的自传以及托马斯·弗罗斯特著的《四十年回忆》（1880）年中找到。

[46] 托马斯·伍德：《自传（1822—1880）》，利兹，1956。亦见一位老陶工：《我小的时候》，第1章，1903。

[47] M.L.珀尔：《威廉·科贝尔》，105—107页，1953。当时还有许多偷印版。

[48] 《博爱主义者》，1795年6月22日。

[49] T.A.沃德：《回顾过去》，A.B.贝尔编，196页，1909。

[50] 见内政部档案，第119.3/4号，其中记载1812—1818年间，以大菜市及德鲁街剧场为一方，以及以“非法”小剧院为一方，双方进行的指控与反指控。

[51] 内政部档案，第65.1号。

[52] 《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8月21日以及下列等。有人曾要求该报主编就刊登职业拳击赛和动物比赛一事作出道歉；但该报是由伦敦工联的一个委员会管理的，而委员们的愿望又不能不得到满足。

[53] 有关这类作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多萝西·乔治博士非常学究气的著作中获得一些见解，见其《大英博物馆政治、人物讽刺作品的目录》，第7、8、9、10卷。同见布兰查德·杰罗尔德：《乔治·克鲁克香克》，第4章，1894。

[54] 骚塞：《卫斯理生平》，558页。

[55] 摘自《圆桌》，《全集》，第4卷，57页以始，1817。

[56] 托马斯·迪克：《论传播知识与社会进步》，175页，格拉斯哥，1833。另外213页上认为：“算术、代数、几何、二次曲线以及其他数学分支”更是神圣的研究，因这当中“包含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真理”。

[57] 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58] 《政治纪事报》，1821年1月13日，节酒运动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后的这一次。

[59]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68页，1928。

[60] 对照T.弗罗斯特著《四十年回顾》，20页（关于30年代反对欧文主义的宣传）：“要让原告和证人去说某人犯有盗窃罪、弃妻罪或几乎任何一种其他罪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让他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有关这类案子的报道还加了副标题：‘欧文主义的后果’……”

[61] 例如，在1839年4月20日（随处）的《社会先驱报》上有威廉·霍德森的这样一段话：“先生，请允许我陈述……我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男人和女人没有平等权利，他们谁也不可能幸福，为建立家庭而结婚——现在通常是如此——就是买卖人肉；这是最恶劣的奴隶买卖……我主张，所有的婚姻都应当而且只能是出于爱情——一旦爱情不复存在，保持婚姻就纯粹是……卖**。”

[62] G.沃拉斯：《普雷斯生平》，166—172页；N.海姆斯：《J.S.穆勒如何看待新马尔萨斯主义》，载于《经济学杂志》（增刊），第1期，459—462页，1926—1929；M.斯托普斯：《避孕法》，1923；N.海姆斯：《1823年的节育传单》，载于《柳叶刀》，1927年8月6日；M.圣·J·帕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生平》，56—59页，1954。

[63] 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43页及以后，1961。

[64] 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147页，1928；普雷斯的评论是：“干得不赖，伪君子：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65] 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57—88、173—178页，1961；《机工杂志》，1823年10月11日和18日；T.凯利：《乔治·伯克贝克传》，第5、6章，利物浦，1957；E.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87—91页，1956；《行业报》，1825年7月17日；F.B.洛特：《莱斯特机工学校的沿革》，1935；M.泰莱科特：《1851年前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机工学校》，曼彻斯特，1857。

[66] 《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