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人性概念

马克思与许多当代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一样，他不相信不存在像人的本性那样的东西，也不相信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任由教养在这张白纸上留下它的烙印。马克思跟这种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正好相反，他以下述思想为出发点：人作为人是一个可认识、可确定的实体；人不仅能够按照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来加以规定，而且能够按照心理学来加以规定。

当然，马克思从来不想把“人的本性”跟他自己的那个社会中所盛行的那种人的本性的特殊表现等同起来。马克思在反驳边沁时指出：“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2]必须注意，人的本性这个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一种抽象物，正如对于黑格尔来说也不是一个抽象物一样。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这跟人的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形式是显然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3]还必须注意，上面引用的“老年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中的那句话表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思想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中具有连续性。虽然马克思后来不再使用“本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抽象的和非历史的，但是，马克思以一种更加符合历史变化的形式，在“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历史时代“变化了的人的本性”之间的区别中，显然保留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

跟区分一般的人的本性和每一文化中的人的本性的特殊的表现相一致，如我们上面所说，马克思也区分了人的两种类型的倾向和欲望，一种是不变的或固定的，诸如食欲和性欲，这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只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所采取的形式上和方向上有所改变；另一种是“相对的”欲望，这不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起源应归于一定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4]。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需要作一个例子。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惟一需要……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也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并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5]

马克思认为，人的潜能是一种给定的潜能，人仿佛是人的原材料，因此是不能改变的，正如人脑的结构有史以来就一直保持不变一样，然而，人在历史的过程中确是变化了的，他发展了自己，他改造了自己，他是历史的产物，既然他创造了自己的历史，那么他也就是他自己的产物。历史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历史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人的自我创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6]”

二、人的自我能动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植根于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是从现象和本质不一致这一观点出发的。这位辩证的思想家的任务就是“把本质从实在的现象过程中区分出来，并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7]。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这一任务就是要解决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存在的过程中，本质得到了实现，与此同时，存在则意味着回到本质中去。“只要人不摧毁世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客观性，不认识到处在事物和规律固定的形式‘背后’的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疏远的和不真实的世界。一旦他终于达到自我意识，那么他就不仅踏上了通向他本身的真理的征途，而且也踏上了通向他的世界的真理的征途，并且随着这一认识，也就会有行动。他力图将这种真理变为行动，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本真的世界，也就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8]黑格尔认为，在主客体相分裂的情况下，不能获得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理解为是某种和思索者相分离、相对立的东西。为要认识世界，人必须使世界成为自己的世界。人和物不停息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因此，“只有当事物已经确定了它的一切规定性，并且使这些规定性成为它的自我实现的要素时，事物才是自为的，因此，在所有变化的条件下，事物总是‘复归自身’”[9]。在这一过程中，“进入它自身之内就成为本质”。照黑格尔看来，这种本质，即存在的这种统一，贯穿在变化中的这种同一性，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事物克服它固有的矛盾，并把它自己作为一个结果展现出来”。“因此本质既是本体的，同样也是历史的。事物的本质的潜力是在确定它们存在的那个同样广泛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实现的。当事物的潜力在现实的条件下，并通过现实的条件而成熟的时候，本质就能实现它的存在。黑格尔把这个过程描绘为向现实性的过渡。”[10]与实证主义相反，黑格尔认为：“事实仅当跟那种本身虽还不是事实，但已经在给定的事实中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东西相关联时，才成其为事实。或者说，事实就是那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些要素，可是这个过程引导这些要素超越它们自身而达到那种实际上还没实现的东西。”[11]

关于事物所固有的潜力的观念，关于潜力在其中显现自己的辩证的过程的观念，以及关于这个过程就是这些潜力的能动运动的观念，是黑格尔的整个思想的顶点。在斯宾诺莎的伦理体系中，已经可以看到对人内部的这种能动过程的重视。斯宾诺莎认为，一切情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被动的情感（情欲），通过这类情感，人感受痛苦，而且对实在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观念；另一类是积极的情感（行动）（慷慨和刚毅），在这种情感中，人是自由的和生产的。歌德像黑格尔一样，在很多方面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他把这种关于人的生产能力的观念加以发展，使之成为他的哲学的中心思想。他认为，一切衰亡中的文化都以追求纯粹的主观性为特征，而一切进步的则试图去通过人自己的主观性把握世界的本来面目，但并不是与这一世界相分离[12]。他以诗人为例说明：“诗人难道只是咏叹几句主观的词句么？不！那离诗人还相去很远。知道使世界适应自己，并表现这种适应，那才是诗人。这样他永远生气勃勃，欣欣向荣，而他心中的那块纯粹主观的园地，则已焦萎枯黄，沉默无声。”[13]歌德说：“人正是因为认知世界，才认知他自己；人只是在他自身范围内认知世界，并且只是在世界的范围内意识到自己。每一个被正确地认识的新的客体都在我们自身之内打开了一个新的器官。”[14]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对于人的生产能力的思想给予最富诗意的最有力的表述。浮士德教诲道：既不是财产和权力，也不是感性的满足，能实现人对人生的意义的期望；在这一切之中，人依然跟整体相分离，因此人仍然是不幸的。只有在生产性的活动中，人才能使人生有意义，虽然他在这一过程中享受人生，但他并不贪婪地想保住这人生。他戒绝了占有的贪婪欲望，他已被存在所满足，他是充实的，就因为他是空虚的；他之所以享有许多东西，就因为他没有多少东西[15]。黑格尔最系统最深刻地阐述了生产性的人这一观念：个人之成其为生产性的人，因为他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能动地跟世界发生关系的，人之成其为个人，只是因为他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把握世界，从而使世界成为他自己的世界。黑格尔富有诗意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主体要想使每个内容得以实现，就要通过“把它从可能性的黑夜过渡到现实性的白昼”。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继续不断的活动，才有可能使个人的力量、能力和潜力得以发挥，通过纯粹沉思和感受，是决不能得到发挥的。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之所以是活生生的，只是因为他是进行生产活动的，是因为他在表现他自己的特殊的人类力量的活动中、在他以这些力量掌握世界的活动中掌握了那个处于他自身之外的世界。如果人不进行生产活动，如果人是消极的、被动的，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就死了。在这种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人实现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恢复到他自己的本质中去，用神学的语言来说，这无非就是复归于上帝。

马克思认为，人是以“运动原则”为其特征的。他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引证神秘主义大师雅各·波墨（Jacob Boehme）的话，这是很有意思的[16]。对运动原则决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而应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趋势，一种创造性的活力、精力；马克思认为，人的**。是一个精神饱满地为自己目标而奋斗的人的本质力量。

当我们读到马克思如何把生产力这一概念运用到爱这种现象时，就更容易理解这一概念与被动性概念是相对立的了。马克思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17]马克思也十分明确地表述了男女之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反对那种提出使一切性的关系社会化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他写道，拿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看待，这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己本身方面所经历的那种无限的堕落，因为男人如何对待妇女，以及对直接的、自然的、类的关系如何理解，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这种关系的秘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属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之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其他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在他个人的存在中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18]

理解马克思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他关于能动性的概念极为重要。人的感觉，就它们是天然的动物的感觉而言，只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19]。因此说，人所具有的感觉，自然需要通过这种感觉之外的对象来形成。任何对象只能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官能的证实。“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0]马克思认为，对象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之独特的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方式。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在与对象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过人自己的力量，外部世界对人来说成为实在的，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爱”才使人真正相信人之外的那个对象世界的实在性。主体和客体不能相分离。“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21]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22]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3]。马克思把这种与对象世界的积极的关系称为“生产的活动”。“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马克思所说的“类的特性”是指人的本质，它就是一般的人，它是在通过人的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从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出发，马克思进而提出了关于富有和贫困这一新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中的富有和贫困的概念。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从而**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24]在此以前几年，马克思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我觉得我确实喜欢的那种东西（他在这里特别指的是出版自由）的存在是一种必要，一种需要，如果没有它，我的本质就不能得到实现，满足和完成。”[25]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物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6]

与富有的人这一概念相对应的是马克思关于拥有感和存在感之间的差别的观点。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又把占有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27]

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尽管具有世俗的和富于情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ⅩⅤⅠ]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会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货币尽管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主人，我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工人只能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想活下去”[28]。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目的不是把生产有用的东西当作一种自在的目的。他说，人们容易忘记“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29]。浪费与节约、奢侈与寒酸、富有与贫困之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事实上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都是同义语。在今天，当共产党人和大多数社会党人，除了印度，缅甸以及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外，都接受那条构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原则，即以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为社会的确定的目的这一原则的时候，理解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尤为重要。当然，我们决不能把这样两个目标混淆起来，一个是要克服妨碍尊严生活的赤贫，另一个是不断增长消费，后一目标对于资本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来说具有最高价值。马克思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既要征服贫困，又要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以自我创造的行动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是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30]或者用马克思的另一个说法来表达，人“仅当他在跟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个关系中，在他看着、听着、嗅着、尝着、感觉着、思考着、愿望着、恋爱着的时候，肯定他的个体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简言之，仅当他肯定和表现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的时候”，仅当他不仅来而且去都自由的时候，才是独立的。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从马克思对他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推知他对苏联式的那一类共产主义的制度将会抱有怎样的看法。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两种形态：第一，实物财产对它的强有力的统治，使得它极力要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所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它想用强力抹煞天赋等等。在它看来，物质上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劳动者这个范畴并没有被扬弃，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把普遍的私有财产同私有财产对立起来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运动把使妇女成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的共妻制同婚姻（这实际上是排他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对立起来[31]。可以说，共妻制这一思想暴露了这个还是完全粗陋的和没有头脑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像妇女在这里从婚姻转向普遍的卖**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的关系。这种到处否定人的人格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它就是这种否定）的彻底表现而已。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嫉妒，是贪欲所借以表现自己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借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其是私有财产而言，都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感到嫉妒和平均欲，以致这种嫉妒和平均欲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出发的这种嫉妒和这种平均化的完成。这种共产主义具有一个确定的、狭隘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违反自然的‖Ⅳ‖单纯性的倒退，恰恰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废除决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

［在粗陋的共产主义看来］，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和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即公共资本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整个社会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2]。

只有联系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实现这整个概念。必须注意，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和资本决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范畴；它们是人类学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包含着植根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的价值判断。资本是被积累起来的东西，它代表着过去，而另一方面，劳动则是或者在它是自由的时候应该是生命的表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3]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继承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商品。马克思最初把人的机能称之为“自我能动性”，而不是称之为劳动，并且说“劳动的废除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后来，马克思区分了自由的劳动和异化的劳动，这样他就使用“劳动的解放”这个术语。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34]

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是他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为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就是享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个性的一种表现这一概念，简明地表现在他关于要完全废除那种使人终身只干一种职业的现象的看法中。既然人类发展的目的是使人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普遍的人，因此人必须从专门化的畸形影响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写道：在以前的一切社会中，人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5]。

正是在这个地方，马克思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或歪曲。在含蓄地或直截了当地误解或歪曲马克思的人中间包括苏联共产党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和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有这些人都断定马克思只想从经济上改善工人阶级，马克思之所以要废除私有财产，只是为了使工人获得资本家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实际上，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在俄国的“社会主义”的工厂中，在英国的国有工厂中，或在美国的诸如“通用汽车公司”那样的工厂中，工人的境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下面几段话表述得非常清楚：

“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36]

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使异化的劳动从私有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那里获得更好的报酬。

（张庆熊 译 黄颂杰 校）

[1] 选自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69页注（6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5卷，359页，弗洛姆译。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在弗洛姆所引用的该手稿英译本中，“国民经济学”译为“现代经济”——译注。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英文版，146页，1941。

[8]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英文版，113页，1941。

[9] 同上书，142页。

[10] 同上书，119页。

[11] 同上书，152页。

[12] 歌德，1826年1月29日跟爱克曼（Eckermann）的谈话。

[13] 同上，着重号是弗洛姆加的。

[14] K.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德文版，24页，1741。

[15] 参见E.弗洛姆《自为的人》（纽约，1947）一书中对这种生产性特征所作的详细阐述。

[16] 参见H.波皮茨《异化的人》巴塞尔德文版，119页。

[1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8]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同上书，87页。

[20] 同上书，87页。

[2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在弗洛姆所引用的该手稿的英译本中，这段话的第一句译为“当眼睛的对象变成了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创造的社会的、属人的对象时，眼睛才变成人的眼睛”。——译注）上面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跟禅宗佛教所阐发的思想以及跟歌德所阐发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事实上，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都跟禅宗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人克服主客体的分裂；对象既是对象，又不是对象，以这样一种新的态度来处理对象，人就成了与对象一致的人。虽然人和对象依然是两个。人在以人的方式跟对象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克服自我异化。——弗洛姆注

[22] 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论述中所使用的“私有财产”这个词决不是指有用之物（如房子，桌子等）的私有财产。马克思用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个“有产阶级”的财产即资本家的财产。资本家因为拥有生产资料，能够雇用没有财产而迫不得已为他们劳动的个人。在马克思的用法中“私有财产”始终是指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范畴；例如，这个词不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的用之物。——弗洛姆注

[2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4] 同上书，90页。富人作为穷人需要别人帮助这样一个辩证概念，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梅斯特·艾克哈特在“穷人是不幸的”这篇讲词中所表述的贫穷概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英文版，184页。

[2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7] 同上书，85页。

[2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9] 同上书，124页。

[3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1]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当时某些反常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的空论，这些思想家认为，如果什么都是公共的财产，那么妇女也应该是公共的财产。

[32]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9—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1—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