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德1838年提出“社会学”这一范畴，并初步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开始，一百多年以来，社会学经历了古典社会学时期、帕森斯结构功能时期、反帕森斯时期以及多元综合时期等多个发展阶段。虽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但学界对于社会学到底是一种单一范式还是多重范式构成的学科仍存争议。因此，社会学一直处于研究方法丰富，科学结论贫乏的矛盾中。[50]近年来，随着自然科学中新研究范式（主要是复杂性范式）的形成、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中各种计量和建模方法的成熟，以及由此导致的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在社会学领域内逐渐掀起了对这些研究方法和趋势进行思考和回应的热潮。所谓的“社会学危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新的研究范式指导下消解这一“危机”对于社会学融入当代大科学体系，并取得长足进步而言，变得十分迫切且必要。近年来，已经有部分社会学家把复杂性思维引入自己的研究中，并在概念和方法上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进路给予了重新解释。但由于大部分社会学家对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传统二元对立的坚持，使得复杂性方法的应用仍然停留在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外围。因此，本节试图通过消解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二元对立，来揭示所谓的“社会学危机”的本质。并在深入剖析复杂性系统观与社会系统论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明确SACS（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具体内涵和发展趋向，阐明复杂性方法带给社会学发展的契机，以及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

一、“社会学危机”及其本质

“社会学危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早在1970年就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当时在美国社会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主义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社会现状之间存在较低的拟合度。[51]但是，“社会学危机”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主题得到了重视，并于1994年6月，在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中，以“社会学危机”为主题，展开了普遍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在其“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智识方面来看，社会学都没有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前者大致包括社会学缺少应有的学科地位和声望等，后者则主要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和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系统理论等。[52]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危机”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社会学研究范围和边界日趋模糊化；社会学逐渐被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代替。[53]因为这些新的研究形式和领域被认为更具创造性，更能适应后现代社会的要求。而作为现代主义研究文化的典型代表，在面对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异常”和突现现象时，社会学传统的认知思维和研究方法的不恰当性日益凸显。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中，“社会学危机”的具体表现不同，但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学危机”具体内涵的把握就会发现，大部分“社会学危机”都主要是因方法论上经验的不适当性造成的。这本质上与社会学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的方法论取向上的内在分裂有关，因为正是对这些传统二元对立的坚持，导致社会学家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极端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多元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

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冲突和博弈是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和内部分裂的典型体现。实证主义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中诞生最早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思想流派。自社会学创立之初，即从孔德尝试建立一门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开始，社会学就已经开始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不论是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迪尔凯姆、帕累托所开启的真正意义上趋于成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或者是包含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的新实证主义社会学，都或多或少强调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同质性，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适用性。[54]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是生物进化论和机械决定论。然而，随着实证主义方法在解释具体社会问题中的局限性得到普遍认识，各种反帕森斯主义理论逐渐形成，并在社会学领域内引起了方法论反思的浪潮。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正是在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它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统一科学观、机械决定论和价值中立原则，强调主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从狄尔泰到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再到韦伯以及其他各种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都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对立，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的、定量的研究，强调对文化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因此，理解（interpretation）构成了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

很多社会学家在其具体的方法论定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等同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不仅不能消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们之间的不相容。事实上，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立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本体论观点：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社会唯名论则认为，个人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个人行为及其调节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对立正是这两种社会本体论立场在方法论领域逻辑推演的结果，各个社会学研究流派和范式之间的对立，本质上也来源于这些不同的理论假设前提。因为在整个社会学认知过程中，主体目标的实现以对客体的充分认识为前提，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也依赖客体自身的结构和性质，研究成果的检验同样以是否准确反映和解释客体为标准。因此，本体论定位是方法论定位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很多社会学家在其具体研究中通常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斯宾塞既强调个体主义，社会服务于个人；又强调个人应相互依赖以维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的社会。作为一个唯名论者，韦伯对社会学的认识是与孔德、斯宾塞及迪尔凯姆所倡导的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有机体社会学相对立的，因此他希望背离社会学研究的宏观立场，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和规范秩序的高度关注。[55]齐美尔（Georg Simmel）则明确反对任何纯粹的唯实论或唯名论的社会观，他希望以互动和交往概念为基础，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其核心思想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个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个人既内在于社会，又外在于社会；个人既为社会存在，又为自己存在。[56]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也以调和围绕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产生的各种二元对立为目标。在其结构化理论中，互动者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中运用规则和资源，正是这些规则和资源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同时，互动者又通过自己的行为生产和再生产出结构的资源和规则。[57]他希望以此来消解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当然，这些社会学家的努力并未就此终结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争论，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来源及内部冲突的本质，并证明了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中消解冲突和尝试融合的可能性。

从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上来讲，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倾向：方法论一元论和方法论二元论或多元论。发轫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颠覆了牛顿—笛卡儿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自然科学研究中强调非线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的新方法推翻了作为科学发现程序和验证标准之唯一基础的归纳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因对待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因此，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对立随着自然科学范式的转移而逐渐被消解，当下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新“危机”，本质上只是在正统牛顿范式崩溃之时，社会学暂时处于“失范”状态的表现。随着具体自然科学对各种复杂性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在物理和生物化学世界中逐渐发现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和社会关系所特有的性质，如自组织、自生成、自我指涉等，如此，物理、生物和社会世界之间的边界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就为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复杂性思维和方法进入社会学领域打开了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危机”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进步的契机。

二、社会系统论思想的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向，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80年代的语言学和后现代主义转向，90年代的述行（performative）和全球文化转向，以及近年来的复杂性转向。“复杂性转向”是社会科学开始的新的转向。这个转向的出现得益于过去几十年中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生态学、化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取得的一些实质性进展，社会思想中新生机论（neo-vitalism）的复兴以及“知觉的复杂结构”的突现。[58]伴随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复杂性转向”这一大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中的复杂性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论题。这主要是基于大部分社会学家的一个共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易变且互连。实际上，与其说社会本身复杂性的不断增加是社会学家对复杂性方法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因为现在关注到复杂性才引起他们对复杂性理论和方法的重视。因为社会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或同质的。复杂性是社会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复杂性科学的具体理论有许多契合之处，从而给复杂性方法介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平台。

第一，作为复杂性科学的前身，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存在的客观性和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同样，以系统为单位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也贯穿整个社会学发展史中。社会学的“系统思想”传统分为三个阶段。

（1）经典社会学时期，以孔德、马克思、帕累托和迪尔凯姆等为代表。这些社会学家倾向于把社会和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系统来分析。尽管他们的具体思想之间存在一些关键性差异，但因为这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宏观或聚合层次的关注，这些学者被统称为系统思考者，且他们的研究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为对现代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回应。孔德把社会作为一个经历了特定演化阶段的社会系统来分析；马克思把阶级结构和社会发展视为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帕累托考察了现代社会如何会倾向于维持不平等结构；迪尔凯姆则主要研究导致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系统内部分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同质的群体和组织被异质的、专门化的、相互连接的组织所取代。这些社会学家的系统思想可以说是社会系统论的雏形，同时也为社会学重视系统整体及其演化的研究趋向奠定了基础。

（2）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主要包括帕森斯的行动系统论和默顿的中层理论等。虽然进化论和系统论的影响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弱化，但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改变了这一状况。帕森斯强调系统化理论对任何科学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作为社会学之基础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必须符合“结构—功能”的分析模式，且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限制在“行动”这一参考框架内。帕森斯在其关于行动理论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并把这些观点整合进其行动系统论中。他认为，社会系统就是由行动者互动构成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它们分别具有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系功能。社会系统要维持其存在和有效性也必须满足这四个功能，这就是著名的AGIL功能模式。总之，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以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说明了行动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系统思维，而且涉及控制论和系统科学这些全新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复杂性科学的知识先驱。[59]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保守趋势——集中研究复制、秩序和一致性而非反抗、冲突和社会变化，导致其系统论思想遭到广泛拒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默顿的中层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一般系统思维与社会系统理论之间的协同发展，并填补了宏观社会理论与微观社会现象之间的鸿沟，但最终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社会系统观。

（3）多元综合时期和SACS时期。多元综合时期的社会系统思想是在批判行动与结构、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传统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典型代表。这一理论认为，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再生产，社会结构既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又以行动为前提和中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系统的结构，又改变着系统的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起来的社会实践的前提，又是这些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个时期的社会系统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的主体与结构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到SACS时期，社会学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善的社会系统观，社会系统的自主性、开放性、非平衡性以及协同发展等特征在社会学研究中逐渐得到重视，并与复杂适应系统概念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系统观的典型特征是，认识到系统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导致难以实现线性分解的系统结构的突现，因此系统特征不能仅通过构成要素的简单聚合得到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家逐渐开始依靠复杂性方法来认识宏观社会系统的属性：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研究引入自己的世界系统论中；阿尔伯特（Andrew Abbott）把分形、自相似和混沌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结构和动力学中；卢曼（Niklas Luhmann）在社会自生成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社会理论；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则用网络概念发展了全球化理论。[60]

第二，社会复杂性及其突现属性是贯穿社会思想和社会变迁研究的核心主题，一些社会学家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与复杂性科学的核心观念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预示了霍兰（John Holland）所阐释的突现概念的某些内核；[61]帕累托的二八法则对于理解大型复杂网络的结构而言至关重要；迪尔凯姆的系统分化概念与复杂性科学的系统分叉和奇异吸引子等概念直接相关；厄里（John Urry）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具有似规律的矛盾趋势这一观点，来例证复杂性分析；伯恩（David Byrne）提出的在新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整体系统属性，恰恰与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概念相对应。[62]

事实上，社会复杂性观点产生于早期社会学家的历史—比较法。因为复杂社会系统有大量构成要素，且要素之间存在很多可能的联系，因此，适当的方法论是由特定的研究分析层次所决定的，而这些特定的研究分析层次则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假设所需要的描述或解释层次分化出来的。在较宏观的分析层次上，民族志研究方法、参与式或非参与式观察，亦或其他定性研究方法可能就是恰当的。但要解释系统内部复杂的非线**互作用及其突现属性，则要借助一些高度复杂化的定量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的早期创立者，如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迪尔凯姆、韦伯、帕累托以及齐美尔等，都考察了社会接触和交往的指数增长及不断增强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对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结性和社会内新的突现属性的强调，存在于很多社会领域的理论思考中。到20世纪90年代，卢曼开始借鉴自然科学中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来思考复杂社会行为，并揭示出社会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强相关，会导致诸如自生成和自组织等行为的出现。因此，分叉图、网络分析、非线性模型，以及元胞自动机编程、社会控制论和其他社会模拟方法等计算模型逐渐被引入社会系统分析中。

沃比（Sylvia Walby）认为，尽管社会理论避开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和术语，但它使用了很多其他术语来表征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系统性，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网络、话语等。[63]因此，社会概念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持续演化且具有突现属性的功能上分化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系统论奠定了基础，是复杂性理论发展的一部分。[64]

三、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SACS）

尽管社会本身以及社会学研究过程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复杂性方法的应用仍然停留在主流社会学的外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复杂性方法来自自然科学学科，而这些学科基本上是还原论的，因此复杂社会系统的非还原论特征不能得到充分地认识和发展。事实上，牛顿力学范式霸权地位的动摇挑战了自然科学机械还原论的定位。虽然在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中，还原方法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学科从根本上就是还原论的。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已经证明了自然系统本质上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对很多社会学家来说，复杂性方法适用于分析自然系统而不是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一些本质差异。自然系统通常包含遵循规律和因果力的要素，这些要素至少可以以某种方式得到独立的观察和描述；社会系统则由复杂的人类要素构成，这些要素是创造性的，在这些系统中，诸如个体性、感觉、主观性、知觉和知识等是高度相关的。诚然，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方法的应用并不必然与这些差异有关，[65]指导我们进行方法选择的应该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以及相关目标系统的类型和属性。

近年来，社会学正发生着一些关键性的变化。社会学研究的几个主要参照点，如结构、位置、意识形态、自我等逐渐被“瓦解”了，转而更偏向一些不确定的形态，如运动、阈限、主观性以及一些终端术语，如历史的终结、社会的灭亡和“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终结等。[66]这提醒我们社会学这门学科正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中，而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作为复杂社会系统基础的概念和动力学与传统社会学方法所要求的假定之间不相容。线性方法不能解释社会系统中的交互作用，如何导致反馈过程和阈值效应的，因此，假定一种线性实在，并把社会视为服从线性因果关系的决定论系统，就会使我们很难理解大量不符合线性动力学的社会现象。正如塞耶（Andrew Sayer）所说，还原论或者说复杂性贫乏，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67]

鉴于此，依靠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借助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将社会学理论与复杂性科学整合起来就变得很有必要。厄里指出，社会生活复杂性的不断增加，迫切要求适当地修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可以提供这种修正所需要的知识工具和结构框架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复杂性科学。[68]近年来，系统地把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当属卡斯特拉尼（Brian Castellani）和哈佛提（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他们的《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书在详细考察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各自的知识传统、方法论传统和主要研究主题（详见表8-1）的基础上，将SACS 分为五个研究领域：复杂社会网络分析、计算社会学、卢曼复杂性学派、社会控制论及英国复杂性学派。[69]对这五个研究领域的深入剖析有助于阐明从复杂性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已取得的一些成果，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

表8-1 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在三个层面上的差异

第一，复杂社会网络分析（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CSNA）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大型复杂网络（如因特网、全球化疾病和合作交互作用等）的动力学。这一领域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基于主体的建模、理论物理学以及现代数学（特别是图论和分形几何）中的主要概念和方法，来揭示个体在网络中如何被联结起来，以及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系统属性。因此，这一研究领域推动了对社会系统的动力学与结构的定量认识。

第二，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是复杂性科学方法的一个缩影，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也是复杂性科学方法的重点，即社会模拟和数据挖掘。社会模拟是通过计算机创建人工实验室来研究复杂社会系统，数据挖掘则是使用机器智能来寻找规模宏大、信息复杂的真实世界数据库中新的关系模式。这一领域受到一些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系统科学及系统思维传统的影响，这有助于计算社会学形成自下而上的、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

第三，卢曼复杂性学派（Luhmanns School of Complexity，LSC）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于前两个研究领域。这一流派建立在卢曼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主张把社会作为复杂社会系统来研究，依靠系统科学和控制论的最新成果来整合社会学与认知科学，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系统论。复杂性和社会分化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这一新的社会系统论思想超越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以自我平衡为特征的系统模型的局限性。

第四，社会控制论（Sociocybernetics）的主要目标是把社会学、二阶控制论、卢曼的系统思想以及复杂性科学的最新成果整合起来。社会系统被视为高度复杂的多阶控制系统，系统的宏观调节和控制，依靠各层次之间的双向信息流联系。社会控制论强调系统结构的协变、子系统结构的协同及子系统行为之间的互补。因此，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概念上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方法论上的或经验上的。

第五，英国复杂性学派（British-based School of Complexity，BBC）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厄里、伯恩等，其主要目的是改进社会学理解与复杂性方法的使用。该学派主张把复杂性科学与一种后社会（post-society） 的、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 的、移动社会（mobile-society） 的社会学整合起来，以期创造一种从系统视角进行整体社会学研究的有力模型。如此一来，社会学家在社会系统研究中就可以处于认识论、方法论和组织问题的前沿。

通过对SACS所包含的五个研究领域的具体内涵进行深入剖析，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和内在联系。从外部发展方向上来讲，这五个研究领域可以被分为老学派系统思维和新学派系统思维（详见表8-2）[70]。从内部应用层次上讲，这五个研究领域基本都涉及两个主要方向：（1）把来自复杂性理论的概念整合进社会学理论中；（2）把来自复杂性理论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

表8-2 SACS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发展方向上的划分[71]

第一个方向涉及很多领域，如社会运动理论，把混沌理论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以及把全球化与全球复杂性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第二个方向则主要涉及各种基于计算机的方法，包括元胞自动机（被用来分析一个晶格中要素之间局部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工神经网络（可以说是大脑的简化表示，被用来想象分析等）、博弈论（一种被用来分析理性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结果的数学工具）、社会网络分析（关注产生于网络结构而不是主体行为的系统属性），以及基于主体的模型（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定义的计算方法，包括几乎所有建立在根据规则行事的交互作用主体基础上的模拟）。由于这些方法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因此使得分析异质群体中的交互作用成为可能。[72]

由此可见，SACS系统地展示了社会学与复杂性科学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随着更多复杂性方法的形成，这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涉及包括社会合作、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社会政策分析、社会变迁等在内的众多研究主题。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目前从复杂性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是，SACS研究与现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的，这就导致做出的假定和得出的结论与已有的社会学研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质疑，即我们形成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对该领域现有研究的丰富和扩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复杂性方法不是被作为传统社会学方法的一个补充或完善，而是被当作对现有社会学知识和结论的一种替代。这是我们在今后的SACS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