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在社会中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一派学说。女性主义是为女性争取和男性同样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揭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寻找女性解放的途径；生态主义是为生态圈中的所有机体和存在物争取生活、繁荣及展现其自身价值的权利；二者结合起来的生态女性主义则揭示出西方传统思想中，统治自然与统治女性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关注各种形式的压迫与统治，把解放妇女、解决生态危机和反对压迫一起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2]生态女性主义进入科学领域后形成了女性主义科学观中的另一重要流派——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现代科学进行了另一向度的批判。下面就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渊源、它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及其重要意义做一简单剖析。

一、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渊源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出现既有漫长的历史发展作为铺垫，又有一定的理论背景作为支撑。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相伴随，由稚嫩逐步走上成熟。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历史渊源。生态女性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之间是 “合一”的，人甚至把自然奉为神灵，而这位神灵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现了不同的大地女神的形象：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英娜娜（Innana）、埃及人的爱西斯（Isis）、希腊女神德米特（Demeter）和盖娅（Gaia）、罗马人的塞瑞斯（Ceres）等。作为女神的自然或地球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形象，她孕育生命，养育万物。从古代哲学家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女性自然的推崇：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认为它的灵魂是一位女性，女性的世界灵魂是宇宙中运动的源泉。[3]“帕拉塞尔苏斯将地球比作一位女性，她的子宫养育了所有生命。‘女人就像地球和所有的元素，在这一定意义上她或许可视为一个母体（matrix）’”。[4]按照古代炼金术士的说法，万物在地球子宫中生长，地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能给所有生长的物质提供营养，就像一个母亲对子宫中的孩子所做的那样看护他们。当自然或地球被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一位有生命的女性，一位万物的养育者、看护者的母亲形象时，它对人类行为就具有一种文化强制作用和道德约束力，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或不应该戕害自己的母亲，将她的身体肢解得残缺不全。从自然的这种女神与母亲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心理，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自然的这种女神与母亲形象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颇为流行的形象：邪恶的继母与神秘的妖女。作为继母与妖女的自然是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它常常表现为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等。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平和、宁静、仁慈、善良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狂野、无序、混乱、神秘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机的、具有生命的、充满活力的自然界渐变为机械的、无生命的、死气沉沉的自然界；以关爱与公正为特征的女性原则（feminine principle）让位于以统治和征服为特征的男性原则。这种自然形象的转变以及女性原则的丧失，使得人类对自然的剥削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人类开始了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与开采，自然变得满目疮痍，痛苦不堪。在里尔的阿赖恩（Alain of Lille）讲述的寓言当中，自然被描绘成一位伤心欲绝、备受打击者。它埋怨人类不合法的攻击撕破了它的内衣，将它暴露在世人粗俗的目光之下，使它端庄的外表遭受了耻辱与分割。[5]在莱比锡一位教授鲍尔·史内沃格（Paul Schneevogel）的寓言当中，也讲述了“地球母亲身着破烂不堪的绿色长袍，坐在朱比特的右手上，在由‘伶牙俐齿的莫丘利（Mercury）’指控采矿者弑母罪的诉讼案中出庭，证词由一些自然之神提供：‘巴克斯（Bacchus）抱怨他的葡萄树被根除并用于燃烧，使他最神圣的地方遭到亵渎。塞瑞斯（Ceres）说明她的田野被破坏……’”而采矿者则辩护道：“地球并非一个真正的母亲，而是一个邪恶的继母，她将金属藏在她内部，不让它们成为可得的、为人类所利用的东西。”[6]通过这些寓言，我们看到自然和女性已双双沦为了代表理性与力量的男性世界的统治与控制的对象，在这过程当中科学则充当了工具与帮凶的角色。

无论是女神与母亲，还是继母与妖女，自然都与女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伴随近代科学的诞生，越来越沉重的压迫使她们深切感受到：自然与女性的命运密不可分，二者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共同摆脱男权世界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理论背景。每当提起生态这个词语，我们就会想起一位杰出的女性——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她于1935—1952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因工作之便，使她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使她不得不大声呼吁，尤其是当她了解到由于飞机喷撒农药而导致鸟类消失这一情况后，她不顾当局的阻挠，以一个科学家捍卫真理的勇气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卡逊根据大量的科学事实论述了DDT等农药对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和人的污染以及这些污染的迁移、转化，从而警告人们：要全面权衡和评价使用农药的利弊，要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由于卡逊的呼吁，使得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和其他一些剧毒农药终于被停产和禁用。可以说，卡逊及其《寂静的春天》成为世界生态运动的第一座丰碑。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名称最先出现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这一著作当中。书中，埃奥博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其中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她号召全世界的女性发起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场生态革命在拯救地球的同时也必将拯救全世界的女性，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间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她认为女性由于其在生育中的特殊地位本应有较大的发言权，但由于她们长期以来失去了控制自己生育功能的权利而使自己落到现实中少数族群的地位，男性不仅在思想上对其进行统治，而且在生育中对其进行控制。地球与女性一样，本来有巨大的繁殖能力，但由于以父权制文化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使得地球的繁殖能力大大下降。人口过剩、资源破坏已对人类与地球的生存形成巨大威胁，因而埃奥博尼大声呼吁：“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7]

在埃奥博尼创造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约十年之后，法国学者卡伦·J.沃伦（Karen J.Warren）进一步详细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她指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对这些联系本质的理解有助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须有有赖于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须赖于女性主义的视角。”[8]生态女性主义在沃伦手中走向了成熟。

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还受到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重要影响。深层生态学是与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相对的，它反对浅层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非人类的自然，它认为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系统，自然及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其权力与内在价值，不应为了人类的短期效益而毁坏自然，使地球蒙受毁灭性的危险。生态女性主义在感受自然的压迫方面深受深层生态学的影响，但比深层生态学更进一步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更深刻地思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构成机制，她们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变体而已，而男性中心主义是长期以来父权制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这样生态女性主义就不只是揭示与批判人类对非人类自然的压迫，而是关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更进一步，还把所有不平等的压迫形式都纳入自己的关注视野。

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模糊的意识到清晰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逐渐走向了成熟。与此同时，女性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自然在父权制文化中被压迫的地位，而传统科学作为父权制文化的同盟在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向传统科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必然是摆在生态女性主义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的批判

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父权制文化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它们共同联合起来对女性与自然实行残酷的统治与压迫，使女性与自然沦为社会中的他者，造成女性原则的丧失与自然的死亡，而且，它们还将这种统治与压迫的逻辑扩展到全世界所有的弱势群体身上，使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不良发展（maldevelopment）的模式之中。基于此，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的产生与兴起的具体分析，对传统科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对科学传统中的父权制文化进行了批判。传统文化是一种蕴含性别的、父权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自然/文化两分法的二元对立，即将女性和女性气质与自然相联系，男性和男性气质与文化相联系，并且认为前者比后者低劣，后者比前者优越。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女性就已经被视为是不完全的和有缺陷的男性。亚里士多德将主动性与男性相联系，被动性与女性相联系，认为理性与沉思是只属于男性的特征，运动变化的原则即来自于男性。逐渐地，女性就成了被动、柔弱、感性、直觉等的代名词，而男性则与主动、坚强、理性、抽象紧密相连，前者被称为女性气质（femininity），后者被誉为男性气质（masculinity），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思维方式。沃伦通过对西方传统父权制文化及其概念框架的考察，揭示了父权制奴役女性和自然的理论基础，指出这是一种“压迫的概念框架”（an oppres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这种压迫的概念框架具有三个重要特征：（1）价值等级思维；（2）价值二元对立；（3）统治逻辑。在这套概念框架中，事物被分成了对立的双方，其中的一方拥有较高的地位与价值，而另一方则被赋予较低的地位与价值，按照统治逻辑，地位与价值较高的一方拥有对地位与价值较低一方的合法的统治权。[9]沃伦指出正是这种西方父权制文化的概念框架解释、合理化并且维持了普遍的支配和屈从关系，赋予了男性对女性、人类对非人类自然以及一切压迫形式以合法化的地位。

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被冠以客观性与价值中立的美称。科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秩序的客观的、普遍有效的描述和反映，这一过程和结果不受任何价值观念和政治权利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诞生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科学的产生过程中发生的重要影响，指出科学理念的产生是对欧洲中世纪以后西方自由资产阶级男性群体利益和愿望的一种反映，所谓的价值中立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女性主义学者伊夫琳·凯勒（Evellyn Fox Keller）与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考察了科学中的隐喻，表明科学从16世纪起就一次次地以性和性别的语言来描述和规定，而关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别特征也通过科学研究而走向具体化与权威化。她们发现在历史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种种描述中，科学与男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与客观性与男性三者之间是画等号的。科学被视为是心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性的结合”，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力量，面对强大的、男性的科学，女性的自然不得不被审问、揭露、开发、利用，就如同女性被男性强迫展现她自身的秘密，因此，男性是主动的认知主体并担当科学家的角色，女性是被动的知识客体而与科学家无缘。科学反映了主体对客体、文化与自然、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操纵和控制关系。科学被认为是一种男性智慧，女性由于其天生的生理缺陷而被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10]生态女性主义指出：正是父权制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联盟，使得女性与自然共同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机器似的东西，从而遭到严重的贬抑并受到无情的控制。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对科学带来的自然的死亡与世界的不良发展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近代科学的诞生促使有机自然观向机械自然观转变，自然界由活的有机体蜕变为死的物质，自然不再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而出现，而成为一种被主流男性世界所控制的野性力量。这种自然女性形象的变迁，也使父权制世界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与支配合法化。当自然被视为女神与母亲时，她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有机体，自然界的每一个物体也都是有生命的，在整个有机的、相互平衡的大系统中有它特定的位置和目的，物种保持着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每一地区每一物种的数量保持平衡，人和其他任何物种一样都是地球母亲的一个孩子。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有机自然观，创造了一种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地位相当的平等关系，主张自然与人类相互依赖、水乳交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的自然界。自然的这种女神与母亲的形象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的平和、宁静、慈祥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无序、混乱、不可驯服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导致新的道德认可：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成为必需与合理。无序的、积极的自然被迫屈从于科学的问题和实验技巧，成为冷漠的、顺从的身体或机器，接受人类的控制和驾驭。宇宙也被看成了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或钟表，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都由可替换的原子部分组成，这种死的、惰性的、无生命的粒子被外在的而非固有的力量所驱动。机械论的象征性隐喻替代了有机论的象征性隐喻，女性原则起主要作用的有机导向的思想让位于取消了女性原则或以剥削方式运用女性原则的机械导向的思想。自然再也不能控告它尊严的外衣被男人的恶劣行为所撕碎，它已被刻画成羞涩地解开自己的面纱，把自身**给科学的形象。自然形象的改变、机械框架的建立，宣布了自然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死亡，支持并认可了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和统治。麦茜特指出：“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这是‘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11]

生态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分析，指出这种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女性原则被毁灭的发展，它是建立在剥削和排斥妇女、掠夺并迫害女性地球、对第三世界的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基础之上的不良发展。正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所认为的那样，当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时，社会按照女性原则组织生产，这种女性原则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养育的和生命的原则，在这种女性原则下，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协调，社会向着可持续的、良性的方向发展。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女性原则遭到压制与疏离，代之以侵略与扩张为特征的男性原则，女性与自然受到无休止的掠夺，环境遭到持续的开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完整互补关系被打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遭到破坏，人口膨胀，生态失衡。[12]这种女性原则的丧失，使得西方社会呈现不良的发展。希瓦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后殖民主义战略，它使人们把西方的殖民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作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而西方早期的发展是以建立殖民地以及破坏殖民地人民本土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殖民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两个极端：一端是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资源的日益积累与丰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端是殖民地国家环境和资源的日益恶化与贫乏，人民生活水平渐为贫困。这是一种掠夺式的、殖民式的发展，它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背道而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发展的水平，而国民生产总值只说明了收益，却忽略了收益背后的代价，这种GNP无视自然资源的损耗，生态环境的恶化，被压迫阶层人民生活的贫困，事实上，它已成为衡量资源损耗、环境恶化以及被压迫人民受压迫程度的一种尺度。[13]

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传统中的父权制文化与科学的兴起所带来的自然的死亡与世界的不良发展模式的批判，揭示出正是父权制文化与科学在近代的结盟，使女性与自然所受的压迫进一步深重，只有彻底解构父权制文化本身，瓦解科学与父权制的结盟，女性与自然乃至全世界的受压迫群体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三、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作为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中的一支，以其独到的视角在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其积极的实践性，使女性主义对科学批判的力度大大加强。

从以自由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经验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到以激进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立场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再到建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之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由“坏科学”推进到“常规科学”，由“弱客观性”推进到“强客观性”，由建构新的科学话语转到对传统科学话语的彻底解构。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经历了一个由稚嫩走向成熟，由肤浅走向深刻，由温和走向激进的发展过程，其批判的力度逐渐加强，所产生的意义日益重大。纵观这几种科学批判，虽然各自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权威，但由于缺乏与实践行动的结合，使其对科学的批判力度大打折扣。而生态女性主义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密不可分。其早期代表人物埃奥博尼就号召女性发起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并且认为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尔后，生态女性主义在不断出现的生态灾难所激发的抗议环境破坏的运动中兴起并得到普及。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涉理论领域，更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是女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而与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所进行的不懈斗争。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而言，其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世界各地有许多女性成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瑞典，她们通过向国会议员出示由腐烂的草莓制成的果酱，阻止了在森林里使用除草剂。在印度，她们加入‘护树’运动（Chipco），反对木材市场，保护用于炊事的燃料木材。在肯尼亚的‘绿化带’运动中，她们种植了数百万棵树以试图阻止沙漠化。在英格兰，她们多年来在格林汉公地（Greenham Common）上扎营，抗议威胁着地球生命之延续的核导弹部署。德国妇女帮助建立了绿党，作为各国和全球的绿色未来的一个平台。美国土著妇女抗议铀矿开采，因为这与她们保留地上癌症病例数目的上升有关。在尼亚拉加大瀑布旁边的拉夫运河，家庭妇女们要求纽约州有关部门对当地突发的新生儿缺陷和流产采取行动，因为邻近村前有一个化学危险物垃圾填埋场。”[14]当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些运动向科学领域挺进时，其强大的实践性必然使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的力度大大加强。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壮大了女性主义运动的队伍，丰富和发展了女性主义理论。

迄今为止，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是指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把男女生来平等当作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从要求改善妇女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位置和机会出发，逐渐集中于为争取妇女参与政权的斗争。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她们的口号是“个人就是政治的”，这时的女性主义者通过各种活动把个人解放的目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她们力图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认识妇女的处境，并且从社会中探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963年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成为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和宣言。可以看出，第二次浪潮比第一次浪潮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更加激进与成熟。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掀起于20世纪70～90年代，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主要以自然主义为特征，它既是对过去理论的继承，也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致力于各种社会改造的运动，而且从理论上由不同的角度探究女性与男性的差别，探究女性角色、女性价值，对造成女性歧视与女性压迫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与第二次浪潮相比，第三次浪潮在实践上更为积极主动，在理论上更加趋于成熟与完善。如果说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主要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表现形式，第二次浪潮主要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则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生态女性主义由于与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的实践紧密相关，因而在女性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是基于女性原则与生态原则基础上的科学观，它倡导关爱、公正、平等的伦理价值，强调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赞同生态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主张必要的社会变革。当这种主张女性原则与生态原则的、没有价值偏见的、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观向以父权制文化为核心的、以压迫与统治为逻辑的传统科学发起进攻之时，其号召力与战斗力自不待言。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加入，使女性主义运动的队伍进一步得到壮大与充实，女性主义的理论更加趋于丰富与完备。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出现给女性主义阵营及环境保护运动都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不免有其局限性。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具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与自然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不免有本质论之嫌。既然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不可能比另一种生命形式距离自然更近。正如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所评价的那样：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她们“把妇女看作在生物学上具有独特优势的生态存在”[15]，妇女有能力以男人所不能的方式与自然联系并理解自然。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思考：妇女对自然的这种特殊理解与直觉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这种感觉是由父权制造成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来说，压迫妇女是必需的。而且由于妇女之间本身存在的重大差异，我们不能肯定所有的妇女都会感到自己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许，一些男性会有更多这样的感觉。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在强调女性与自然联系的时候，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忽视了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中，女性实际上起到了同谋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出现都是一件值得令人兴奋的事情，它将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它关注所有的不平等现象，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为人类展示了一幅美好的未来社会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