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一直存在一种争论：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式进行研究？或者说，社会与人类现象是否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极端分化：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两极对立，其中实证主义与诠释学的对立最为典型。如果说实证主义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传统、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中展现自身，那么诠释学则体现于韦伯传统、现象学、民族学的相关研究中。[28]在反自然主义阵营中，韦伯、哈贝马斯等人曾试图综合实证主义与诠释学，伽达默尔、温奇从人类视域来否定实证主义，但这些做法都未从根本上化解两种传统的两极张力。批判自然主义对于此种张力的消解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整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中新的话语形式。

基于科学实在论的观点，采用一种自然主义进路，巴斯卡将自然科学的先验实在论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中，主张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找出社会现象的生成机制及因果关系，同时立足于社会领域的特殊性（specificity）和突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考察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本质，建构了批判自然主义，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自然科学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人类与社会现象的研究的问题。批判自然主义接受了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观念，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不过，由于自然与社会研究对象的差异，批判自然主义采取的方法和形式不同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而是一种有限的（qualified）、批判的（critical）、非还原论的（non-reductionist）自然主义，它认为自然与社会在本体论上具有统一性，只不过社会具有更为复杂的分层、突现特征和结构转化过程，并呈现出对行为的、观念的、时空的多重依赖性。批判自然主义通过对自然主义的维护和重建，并以此为方法论来解决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如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结构与行为等一系列二元论问题，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及社会现象的研究，提升到类似于自然及自然现象的层次上，从而对社会及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两极化确立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一、社会行动转换模型

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围绕社会科学理论本身而提出的，其中结构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隐含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重要议题，这一问题也是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在社会学领域的表现形式。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模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两种方法论之争：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与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collectivist）。在考察韦伯、迪尔凯姆和伯格处理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基本策略上，巴斯卡构建了解释社会与个人两者关系的社会行为转换模型（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TMSA）。该模型超越了传统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认为个人与整体在本体论上相互依赖、相互构成，人创造社会，同时社会亦创造人，只是彼此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批判自然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反对传统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单一视角，主张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糅合，强调二者的互动关系，而非单一性因素。

以韦伯为代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将个人及其行为视为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社会学只能实践于单个的或更多的个体行动，因此它必须严格地使用‘个体主义’的方法”。[29]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方法论融合在一起，认为社会客体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结果，因而，秉承韦伯传统的个人主义本质上带有唯意志主义（voluntarism）的倾向。如图5-1，个人作为社会世界的基本要素具有真实存在的意义，而社会并不具有实在性，因此，韦伯社会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可以概括为通过对个人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理解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因果性说明，也就是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研究来实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理解。

图5-1 韦伯的“唯意志主义”模型[30]

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迪尔凯姆认为应当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图5-2所示，社会是独立于个人的客观实体，社会客体外在于个人，拥有自主生命，并且能够控制、支配个体，也就是物化（reification）。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迪尔凯姆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强调社会本身的独立性，要求对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特别指出个人主义的研究路径并不能给社会的发展历程指明方向。方法论整体主义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缺乏对个人行为的研究，进一步来讲，即对人的能动性的研究。

图5-2 迪尔凯姆的“物化”模型[31]

出于综合韦伯的个人主义与迪尔凯姆的整体主义的目的，伯格基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种新型社会学研究模型：辩证模型。如图5-3所示，伯格认为“社会塑造了我们，反过来社会又被我们所塑造”[32]，从而形成一种持续的、相互创造的辩证过程，进一步来说，社会被视为是人类存在的客观化，与此同时，人类存在又被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意识内化的结果。这一辩证模式表明，社会结构离开了人类活动，同时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特性，但是，社会一旦被创造，它就会存于个人的实体之中，并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手段。[33]伯格社会与个人的辩证观念试图融合个人主义与整体意义之争，调和韦伯唯意志主义传统和迪尔凯姆的物化传统，但巴斯卡认为伯格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包含唯意志主义的因素，在对人的认识上又具有机械决定论的观念。

图5-3 伯格的“辩证”模型[34]

基于以上论述，巴斯卡构建了社会行为转换模型，通过此模型来解决结构与行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如图5-4所示，巴斯卡认为：“人并未创造社会，因为社会总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它是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相反，社会应该被看作是个人再生产和转换的一种结构、实践和约定的集合体，但离开了个人，社会也将不存在。社会并不独立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但社会也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35]基于此，巴斯卡批判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将社会与个人视为一种对立关系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批判了伯格所理解的社会与个人是在同一过程中相互创造的两个环节。

图5-4 社会行为转换模型[36]

巴斯卡基于两种动态过程论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内在关系。其一，社会到个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不仅是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前提，而且个人技能、能力、习惯、信仰的累积过程便是一种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由此社会（结构或整体）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人（行为者或个体），因而社会既不能还原为个人，也不能被个人所创造，而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其二，个人到社会的再生产、转换过程。个人通过其社会实践、行动转变再造新的社会。社会结构具有相对持久性，它的持续存在依靠人类的能动性行为，因而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社会再生产、转换的必要条件，“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的再生产、转换虽然大部分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现的，但是它仍然是能动主体的技能实现，而不是先决条件的机械结果”[37]。由此可见，在巴斯卡那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实在，由此就跨越了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社会与人的联结点，将结构与行为者合为一个真实的整体。

巴斯卡的TMSA把社会与个人联系到了一起，突破了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和以迪尔凯姆思想传统为特征的整体主义，通过对社会本体论的解释廓清了社会结构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避免了一方还原、解释和重构另一方的方法论缺陷。需要强调的是，巴斯卡在TMSA中区分了社会和人类实践两个重要的社会学范畴，并阐述了两者所具有的二重性特征。社会既是人类行为的存在条件，也是人类行为不断再生的产物；实践即为有意识的生产活动，亦为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转换（通常是无意识的）。“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如果说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在研究无条件的行动，整体主义是在研究无能动的条件，‘辩证法’解读是在把个人行动和社会条件糅合在一起，那么与前三个方法相比，社会行为转换模型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把人的能动性、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等概念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38]

二、社会结构的突现性

TMSA表明，社会与个人相互影响，互为彼此的前提和结果，两者内在地包含一种相互构成的（mutually constitutive）关系。由此就凸显出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不同于自然结构的一种独特性——社会结构的突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社会结构的突现性可以从上述TMSA中推导出来，巴斯卡把“突现性”视为自然主义之于社会科学中本体论的限制。与传统的社会结构研究策略相比，批判自然主义通过提出独到的“突现”（emergence）理论来揭示社会结构或社会实在的本质，巴斯卡通过这一概念来阐述社会实在的分层本体论，社会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可还原为个体属性的特征。巴斯卡将突现定义为：“实体在特定层面上的特性，而该特性并不能由更低层面的特性所预测，且不能还原为那些更低层次的特性。”[39]举例说明，氢气与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化合生成水，但氢气和氧气的性质却不能由水的性质来推测，也不能将水的性质还原为氢气和氧气的性质。

巴斯卡指出，社会结构的突现性表现为行为依赖性（activity dependence）、观念依赖性（concept dependence）和时空依赖性（space-time dependence）。正是这三种突现特性，使得社会结构有别于自然结构，同时也映射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解释所蕴含的三个基本界限。

第一，行为依赖性。社会结构并非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为而存在，巴斯卡所指的社会结构是在履行确定的社会实践中，各行为者之间存在的相当持久的社会关系。[40]例如，家庭中夫妻、兄弟等关系。而这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指出，某一对象究竟是什么取决于它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中之一的存在，必然预设另外之一的存在。[41]这一预设使得社会科学理论构造内在地包含了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具有了“反思”的性质。

第二，观念依赖性。社会结构非但不会独立于行为者的行为观念而存在，而且蕴含着行为者本身的观念。威廉·奥斯威特（William Outhwaite）指出，“在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中，行动者的观念组成了所描述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不外在于这些事实”[42]。巴斯卡提出，意义不能被测量，只能被理解，除非行为者具有其本身正在做什么的观念，否则不会发生人类活动……这便是解释传统的真知灼见。[43]安德鲁·塞尔（Andrew Sayer）将观念依赖性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观念依赖性可以理解为固有意义（intrinsically-meaningful），因而社会世界的观念依赖性的性质可以理解为社会现象固有意义的性质（intrinsically-meaningful nature）。

第三，时空依赖性。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显现出来的趋势不具有时空不变的普遍性。社会结构依赖于人的行为、观念，人的意识活动会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社会结构不具有时空上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巴斯卡将时空依赖性归结为“历史性”，这个历史性特指社会世界，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单独“创造历史”，因此，社会结构与其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借助了人类行为观念形成的一系列活动。简言之，由于社会结构所具有的行为依赖性和观念依赖性，因而社会结构仅具有相对的持久性，不会超越时空之外而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即便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行为者不会永无休止地复制社会结构，同时还会转换或改变社会结构。

综上所述，在巴斯卡那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差异并不在于本体论层面，而在于具体结构和机制层面。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能够通过人为力量在实验室中创造出封闭系统，而社会科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实证主义将休谟式的因果律作为理论核心，认为科学规律就是原子式的事件的恒常联系。而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乃是一个开放系统，众多生成机制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存在于社会实在层面中的生成机制所具有的因果作用力，能否被启动或启动后能否被实现，要视社会开放系统中的具体条件而定。只有把实在的分层性、结构及生成机制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才能对社会开放系统给出真正全面的认识。

总而言之，巴斯卡的批判自然主义就是要试图回答关于社会的科学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巴斯卡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采用的是先验的论证策略，以社会行为或社会行动作为论证的前提，进而提出如果人类行为成为可能，那么人类所处的社会结构必须要成为什么样子。与经验领域不同，人类无法直接经验到社会实在的真实领域，因此，对于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就需要通过类比或者隐喻来构建一种模型，以此来获得对于“深层实在”的解释，特别是，在寻求社会实在的知识上，巴斯卡强调对于社会实在深层结构的探求。因而，对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方面，巴斯卡构建了“社会行为转化模型”，这一模型标示出社会结构只有通过行动者的行为才能持续存在，同时行动者在行为实施过程中也改变或者重建社会结构。

三、社会科学何以可能：批判自然主义的回答

一般而言，自然主义所界定的科学之目标即为对自然、社会现象给予解释与预测，进一步来讲，就是寻求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解释即为从已知结果去逆推其原因，而预测则为从已知的原因来推断其结果。自然主义将因果关系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关系，据此，自然主义针对规律的性质、理论的作用、解释与预测的模型提出了一系列特定主张。与自然主义的运思路径不同，反自然主义强烈反对自然主义所倡导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主张，但实际上却深信经验主义者对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质、理论作用、解释与预测模型等层面上的一系列解释。

巴斯卡另辟蹊径，首先判定先行条件与机制两种观念的因果关系，认为唯有机制观念的因果关系，才能通用于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因此，巴斯卡所主张的批判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同，仍然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接受反自然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有别于自然科学，但巴斯卡拒斥反自然主义者从未质疑的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观。故巴斯卡所主张的是一种有限的、反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a qualified anti-positivist naturalism）。[44] 这种自然主义认为，我们有可能对科学给出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能够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适用的适当的、特定的方法。[45]与波普尔相似，巴斯卡肯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但巴斯卡试图通过批判自然主义来寻求两者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以此获得方法论上的统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通常具有意向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征，对此，巴斯卡强调：“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恰恰由于这些差异性才使得社会科学得以可能，也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决定了它可能的科学研究方式。因此，考察自然主义的限制（the limits of naturalism）事实上就是考察社会科学可能的条件，无论它是否被实施于实践当中。”[46]

巴斯卡将自身置于科学传统中，以统一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方法也能应用于社会科学）来复兴自然主义。[47]但这种自然主义完全反对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具体来看，巴斯卡通过对比自然领域与人文领域的差异性来展现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局限性，如表5-2所示。

表5-2 自然—人文领域的对比[48]

通过自然与人文领域的比较，我们发现自然主义“统一科学”的观念在处理无意识的自然界和有意识的人类社会时存在诸多限制，因而，社会科学不能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研究方法。基于此，巴斯卡指出社会科学中自然主义的三种限制：本体论限制（ontological limit）、认识论限制（epistemological limit）、相关性限制（relational limit）。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巴斯卡是如何在本体论、认识论、相关性三个层面来对自然主义加以限制的，如表5-3所示。

表5-3 自然主义的限制[49]

首先，本体论限制源于社会结构的行为依赖性、观念依赖性和时空依赖性。这三种依赖性在巴斯卡那里被归结为社会世界的突现性。基于此，巴斯卡推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限制，从而得出社会结构与自然结构的差异性：“其一，与自然结构不同，社会结构并非独立于其所支配的活动而存在；其二，与自然结构不同，社会结构并非独立于行为主体在其活动中所持有的行为观念而存在；其三，与自然结构不同，社会结构仅仅是相对持久的，因此，其所呈现出的趋势在时空不变性上并不具有普遍性。”[50]由此可见，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是行为依赖、概念依赖和时空依赖的，这三者相互运作就为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合法展开确立了范围，同时也凸显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知识客体方面所形成的实在性区别。

其次，认识论限制是指社会科学缺乏决定性的测试环境，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人工地建造一种实验环境。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替代标准必须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51]社会系统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异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只能在开放系统中显现自身，因而，我们无法在开放系统中获得不变的经验规则，无法在实验上设定出类似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封闭系统，由此，产生了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认识论的局限性。为此，巴斯卡指出，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都预设了一种封闭系统，这些方法论都无法有效介入社会科学研究中，“休谟的因果性与规律理论、演绎—规律模型、统计说明模型，科学进步的归纳理论、确证标准，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理论和证伪标准以及解释学，所有这些必须全部抛弃，社会科学仅仅需要把自己视为实质解释（substantive explanation）的对象。”[52]

最后，相关性限制是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即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科学是其自身研究主题的一部分。各门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也是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各学科容易受到本学科所使用的解释理论的概念、规律的影响，因此，各学科与其研究主题内在地彼此关联。这种情形在各门自然科学中并不存在。在自然科学中，知识的对象独立于关于对象的知识的生产过程外，而在社会科学中，关于对象的知识的生产过程与所研究的对象的生产过程具有因果的、内在的相关性。[53]

综上所述，巴斯卡对于社会科学中传统自然主义的考察以及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解释，深刻表明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本体论上的差异，同时也暗含了人类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的一种可能性。正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凸显出社会科学得以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其可能的科学研究形式。也就是说，巴斯卡通过批判自然主义对于自然主义限制的考察，实质上是用来展示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

四、社会科学方法的功能特征：解释性批判

解释性批判是批判实在论的认识论核心，它以批判社会的方式来达到对其进行解释的目的。这里所谓的“批判”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社会理论必须要进行反思（批判），社会科学家所做的批判工作就是解释性批判，这一概念重新引出社会科学的解放主题。

首先，批判实在论为开放系统的社会世界提出了社会认识解释模型。作为对传统实证主义因果解释模型的修正，这种解释模型提供了具有复杂因果序列、多元现象解释因素以及多样变化的历史叙述。它通过四个阶段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首先通过因果分析，将一个复杂事件分解（resolution）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进一步通过不同机制运作的理论背景，重述（redescription）开放系统中这些机制的因果组成部分，基于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用独立的、已确认的规范陈述，预先推论（retrodiction）这些组成部分可能的先行因素，由于社会现象处于开放系统中，事件是在众多可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故最后一个阶段为排除（elimination），即根据先行事件的独立证据来筛选众多的因素。

其次，批判实在论从深度本体论和开放系统两个角度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挖掘经验现象背后的结构与生成机制。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因此应把科学规律理解为实在因果作用力下的一种趋势，不论这样的作用力是否在经验层面体现出来。在分析各种机制的作用时，需要具体分析开放系统下影响趋势实现的各种条件，分析产生事件的多种机制，再据此对社会现实做出解释性批判。简言之，就是通过揭露、解释各种导致错误观念的结构、机制与趋势，来为某些批判性的价值判断提供客观基础，并据此提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存在依赖人的行为和概念，因此，社会变革的预测和自然世界的预测具有很大差别。解释性批判与实证主义的覆盖律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一种对可能性趋势的预测，是对传统因果律的修正；它不再坚持单一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综合考虑各种机制相互之间的关联，这便更加符合社会世界高度开放的系统。

最后，批判实在论的认识论的核心精神是解放与自由。巴斯卡所谓的解放与自由，并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状态下的实在所能产生的自由，即自发性的解放，而是生成于高度结构及层化的实在之中。换言之，自发性解放的必要前提是结构化、层化的实在，并以科学工作的理性为基础，凭借突现力量自发地产生出来。因而解放所引来的是突现以及解释和结构的变化，而并非事件状况的变化和改善。[54]批判实在论之所以把解放与自由作为其哲学的核心精神，源于巴斯卡相信人的内心有一个完美的无须改变的，或者说是已启蒙的基本状态；人们通过追求解放来不断完善自我，解放与自由是进步的推动力量。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正是这种解放与自由的精神，来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独特思维方式。

可以看出，批判实在论的社会认识是对处在开放系统中经分层后的社会实在的认识，是关于事件生成机制的认识，这要比实证主义的经验表象的认识更深刻。由此，批判实在论解决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本体论问题，超越了实证主义将经验视为实在的经验实在论。这就为批判实在论的认识论思想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此外，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还涉及辩证法思想。在《辩证法：自由的脉搏》（1993年）中，他提出了辩证批判实在论（dialectical critical realism）的观点，试图证明辩证地进行思考和施以行为的可能。

总而言之，对于自然主义的辩护及重构，是巴斯卡欲求获得社会科学方法论理性基础的理论目标之一，从科学哲学理论视域下的先验实在论再到社会科学哲学理论框架下的批判自然主义，巴斯卡阐述了一种既独立于科学研究活动而存在的实在论哲学；又构建了一种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差异性，从而使得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的研究范式。巴斯卡通过“批判自然主义”来阐释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或者说，通过此术语来揭示社会科学哲学所具有的“科学实在”特征。一言以蔽之，尽管巴斯卡处于一个多元主义盛行的历史时期，但他却立足于一种一元论的立场，即实在论的立场，将所有现存的社会科学模式归结为一种可接受的理论范式——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但社会科学仍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性，两者之间也无需具备相同的理论形式及一致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