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后期，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合理内核，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基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的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崭露头角。罗蒂是新实用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尤其是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哲学视野。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

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罗蒂并不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42]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显示出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

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融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倡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者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基本上倾向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寻求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由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在罗蒂那里都欠缺相应的合理性。

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43]实质上，罗蒂把这个问题的界限进行了弱化处理，或者说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由个体来推动，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由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即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第二，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即便社会背景与文化结构会随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性行为。

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地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第三，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者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明确了其研究对象，分别为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以及它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它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的。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等之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虽然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对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包含较多的人的主观意识，且对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

当然，罗蒂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对方法论给予了进一步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进行交流。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44]这一思想反映在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中，其表现在对于哲学基础地位的逐步瓦解，由此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朝向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第四，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其目的在于了解处于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矛盾，以期实现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目的。因此，语言在罗蒂那里是研究的核心要素。这一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如罗蒂所言：“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45]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是”与“应该”、“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从而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因此，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进而发现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成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

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含。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视域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核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质上，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更为丰富、多样、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它的检验标准并非以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为界限，而是以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为标准。

综上所述，基于对经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关涉多领域的方法论。因此，将实用主义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丰富，而且涉及方法的扩大。

从研究的学科范围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限定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已扩展至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的，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了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46]

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方法论具有开放性。以实用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兼有另一重“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我们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社会学科尤为如此。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种灵活性、丰富性、包容性的哲学，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种开放性。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的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那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一种来自于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之后我们才能在不同的情境下，达成有益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有效的共识。

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源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我们对于语言的研究还存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的。”[47]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48]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进而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远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有天赋的人才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观念来看，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会忘记；最后，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视域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它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大众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得略微少”[49]。实用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并不热衷于类似“现象是否反映本质”这样的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旨在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之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的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身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

概而言之，实用主义方法论视域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实用主义方法论已经渗透到无论是具体生活实践，还是公共政策制定等一系列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下，我们会创造出更多使人类快乐、幸福生活的方法。

[1] Bob Carter，Realism and Racism：Concepts of Race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Routledge，2000，p.1.

[2]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页。（注：此处“埃米尔·涂尔干”同行文中的“迪尔凯姆”所指为同一人，只是译法不同，后同。）

[3]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页。

[4] Ruth Abbey，Charles Tayl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

[5]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6] Chrysostomos Mantzavinos（ed.），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Philosoph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8.

[7] 蒋逸民：《社会科学方法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8] Alexander Rosenberg，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Westview Press，2012，pp.153-154.

[9] Robert B.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79.

[10] ［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唐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1] William James，Pragmatism，NuVision Publication，2009，p.70.

[12] ［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唐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13]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4]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5]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6]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7]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18]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9] ［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唐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20] ［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唐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1] 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22] 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23] 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24] Robert 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and Contempo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3.

[25] Philip Faulkner，Some Problems with the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Subject in Critical Realism，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26），p.3.

[26] Patrick Baert，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owards Pragmatism，Polity Press，2005，p.36.

[27] 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注：此处“皮尔斯”同行文中的“皮尔士”所指为同一人，只是译法不同，后同。）

[28] 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页。

[29] ［美］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30] 万俊人，陈亚军编选：《詹姆斯集——为实用主义辩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31] 万俊人，陈亚军编选：《詹姆斯集——为实用主义辩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32] 涂纪亮编：《杜威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33] 涂纪亮编：《杜威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34] 涂纪亮编：《杜威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35] \[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36] \[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37] \[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38] \[美\]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39] Theodor 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Routledge，1992，p.2.

[40] Theodor 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Routledge，1992，p.2.

[41] Theodor 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Routledge，1992，p.4.

[42] Stephen Houlgate，An Introduction to Hegel：Freedom，Truth and History，Blackwell Publishers，2005，p.6.

[43]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44]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5]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6] William Sewell， 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56.

[47]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8] Danielle Macbeth，Frege’s Log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5.

[49] Danielle Macbeth，Frege’s Log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