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对社会科学理论存在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一，社会科学理论在内容层面存在逻辑性，但缺乏严谨性。社会科学理论是由人类社会中人的行为、思想及动机组成的，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灵活性，它所面对的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区别体现在语言的内涵上，同样，社会语言所涉及的领域是很宽广的，“有关社会的研究已经涉及财富、人类、政府及婚姻”[6]。我们的理解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因此，研究结论通常形态各异、莫衷一是。蒋逸民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谈道：“定性研究和建构主义这两大阵营激烈争论的同时，出现了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混合方法’。”[7]甚而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在研究社会科学时，不应该仅仅注重科学理论对其的作用，如果一个非科学理论的定义系统达到了某种简单程度并且概括能力很强，也可以用作社会科学理论的备选。其二，社会科学理论在结构层面存在与一般科学理论共同的方面，但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几个理论相互竞争，时而一个理论被人推翻，时而又重新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甚至出现某个理论在某个预设前提下是不可用的，而在另一个预设前提下则成为可用的。因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我们很难真正把握某种现象下的统一、普遍及永恒的社会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他的有关社会文化、社会实践、社会规范，甚至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构造的意识形态已经风靡全球，特别是在欧洲。”[8]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达到的领域之宽、所涉及的范围之广。

发轫于19世纪美国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行动哲学的方法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对话平台，因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切出发点都来源于解决实际问题，以效果作为检验标准。今天的实用主义研究更多应用于语言领域，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或是行为活动满足了从语法角度链接的必要性。”[9]实用主义者通过运用各种方式刺激人类对事物的兴趣，再从兴趣的角度出发，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找出符合该环境的规律，最终总结出能够解决该规律运行中的社会问题的理论。

一、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特征

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通常立足于人类与现实生活，这一特点决定了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元化特征。一方面，由于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所承载的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而形态各异的社会背景又将人类彼此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社会科学家在选择一个社会或群体进行研究时，单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很难获得较为满意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理本身蕴含多种并行逻辑关系，每一种逻辑都是由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构成的，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者非常重视研究者社会背景的个体差异性，尊重不同研究者不同思维体系下所构建的不同逻辑框架。

1.詹姆斯以心理学、医学为研究基底的社会科学哲学

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由最初的心理学研究而踏上哲学之路，在其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就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其哲学方法论上，他要求心理学研究者“既要采用内省法，又要采用实验法，要研究动物、儿童、处在前文字时代的人和变态的人。总之，他鼓励采用任何能够阐明人类生活复杂性的方法；他认为不应忽视任何有用的方法”[10]。詹姆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的，受康德先验论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詹姆斯的研究方法凸显了医学和先验的特点。由此，他的哲学方法论向来都是与神经、大脑及血管之类的器官如影随形的。在阐述有关习惯问题时，他就巧妙地运用神经的可变性原理：生物的习惯现象是由于构成它们的身体的有机物质的可变性导致的。这里的有机物质就是指人类的神经，由于人类神经的可变性，加之按照某一种方式练习，詹姆斯进而推出人类习惯这一结果。这种哲学思想就是詹姆斯社会科学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大量通过医学原理而获得解释的社会现象。同时，这样的理论解释了实用主义与常识的区别，他认为，“对于已经知道的知识作一般性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生涩话题的理解，这样的知识可称之为常识”[11]。在以医学为基底的研究中，人们通常采用一种实验室方法，而詹姆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使用了比实验室方法更为灵活的其他方法，从预测的效果来看，的确存在准确性方面的偏差，但这些方法却能使研究者更加容易、清晰地描述和解释心理学现象。

詹姆斯在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于一种理论进行检验和评价时需要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正如他所言：“一个人社群的自我就是他由他的同伴得到的注意。”[12]这里所说的“注意”就是同伴对他的评价。因此，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特征，对于一项研究结论的验证，以理性为逻辑起点的评价标准，以及实验室中检验的评价标准是不可能得到一个有效评估的，我们只能将它们置身于社会实践之中进行验证。

2.杜威以语言、经验为研究视角的社会科学哲学

杜威秉承了詹姆斯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他的市侩哲学中便可初见端倪，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他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杜威认为：“有人把科学一词只限于数学或可用严正的论证方法来决定精确结果的科学……显然，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概念理解得宽泛一些。”[13]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使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程序归纳出来的，就是科学的，正如他所言：“学校中求知识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得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14]所以，在杜威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中，“社会科学到底是否可以说它是科学的” 这一争论便得到了消解。从这点上可以看到实用主义折衷主义的影子。其实，在很多情形下，划分界限是没有意义的。“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教育问题上的忽视，一切科学的资源都可以为教育的目的而适用”。[15]

立足于语言的研究，杜威强调：“在教育学的著作里，差不多总是将语言只当作思想的表现。语言固然是一种逻辑工具，但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工具。”[16]因此，在杜威看来，语言是一种让生活在相同或不同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互动或是表达情感的工具，与自然科学语言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杜威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在追求语言准确性的问题上应该区分两种情况：其一，在同一范式下产生于理论中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确保其准确性，因为我们不敢保证研究者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等等。因此，一种标准化的语言表达不仅可以让研究者相互了解对方的经验，而且对于继承优秀的科学理论，以及使理论获得更大的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其二，具有相同背景下的理论中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不需要追求精准，只需研究者能够相互明白即可。因此，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化的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杜威所关注的另一个视角是经验。就像詹姆斯以研究心理学为突破口来研究社会科学一样，杜威从经验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社会科学哲学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学研究之中。激发儿童的表达和动手能力，在其活动过程中，他的错误就能够暴露，而教师便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给予纠正。这一点也适用于家庭生活。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质疑：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接受利己与功利的思想，这有悖于培养一个高涵养、高素质的良好公民的意愿。其实不然，正如杜威所说：我们要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用，除了要注重效率外，还要注重这个方法的引导作用。而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不择手段”。在经验过程中，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而什么样的方法不适合进行交流，从而总结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所经历的事情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多元化的。

二、始于兴趣、终于效果的思想特质

由于实用主义过于强调“有目的的行动”，常被人称作市侩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功利主义方法论。然而，在社会科学问题研究当中，实用主义方法论所凸显的，是尊重人类的本性，致力于描述日常生活环境、解释社会现象。它本身就来源于人的理论，不单单关注人类的衣食住行，更注重人类对社会现象的好奇与兴趣的研究，将兴趣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把获得效果作为行动的最高目的。

1.以“兴趣” 作为行动起点的思想特质

杜威在兴趣问题上延续了詹姆斯和皮尔士的思想。在继承了詹姆斯“效果”论的基础上，杜威更强调这一真理的指导作用，他更着重于某一理论的延伸感，而不仅仅是对当下问题的解决能力。所以，在杜威的教育学中，他倡导“要让孩子们从实际情况中来，学会某种能力，再到实际情况中去”的教育方式。在他的理论中，对于兴趣的启发及培养是最核心的事情，而“兴趣”是能够让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点，因此，他提出教育如果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那么教育便可以推动社会发展。杜威认为：“兴趣的价值在于它们所提供的那种力量，而不是它们所表现的那种成就。”[17]教师是重要的知识积累的指导者，但其重要作用是激发孩子们对学习某项知识或技能的兴趣。按照杜威的说法，兴趣分两种：一种是“假兴趣”；另一种是“真兴趣”。在兴趣的解释中，我们明显地看出杜威对皮尔士“习惯”理论和詹姆斯“意识流”理论的继承。“假兴趣”来自一种习惯，并没有真正地激发他们的兴趣，而是代替他们做出了选择；“真兴趣”就是一种观念或是一个事物，它可以激发出儿童对某方面事情的探寻和思考的冲动，而这个行为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知识的积累只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具体而言，我们的观点正如杜威明确指出的那样：“用教育的术语来说，学校里的这些作业不应该是一般职业的单纯的世界手段或方法，是学生得到较好的专门技术，如厨工、缝纫工或木工那样，而是作为科学地理解自然原料和过程的活动中心，作为引导儿童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18]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师的作用就是发现受教育者最初的兴趣，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提供给他们兴趣方面的知识积累，受教育者有了对自己感兴趣方面的知识储备，再加之主动的思考与探索的冲动，由此，解决问题的能力必定会是高效的。从我们的研究中不难看出，杜威的真理观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可操作性的真理观，他把理论和观念都当作是达到成功目的的工具，这便是连接研究起点与最终结果的桥梁，而最本能的兴趣则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最强动力。

2.以“效果” 作为行动目的的思想特质

皮尔士在其实用主义哲学中指出，探索行为的开始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较为有趣的事情或能够引起兴趣的遐想，并找到一个认为是合理的答案，即使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无法给予精确的判断、说明和预测，但这些理论只要在人类生活中可以带来乐趣和教育，就是有意义的。在他的哲学理论中，无须严密的论证和逻辑，仅仅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共识，满足好奇的感觉。因此，皮尔士认为满足的效果来源于一种倾向，即一种信念的倾向，而这种信念最初则来源于对某个事物的兴趣。

“效果”一词在詹姆斯的哲学思想中则变为“效用”。他认为，真理就是观念得到了证实并发生了效果的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研究者的疑问大都来源于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有了探索的需求之后，这样的出发点更有利于研究者完成既定目标，进而高效地获得相关的知识。在詹姆斯的真理观中，其价值观具有核心地位。詹姆斯的真理观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他认为效用就是带来一定的利益，他把皮尔士起初所提到的“满足”中感情的成分减少了，利益或价值的成分增加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斯认为：“有意识的动作须先有对于无意识动作的记忆——有意识的动作必定是我们机体的次起功能而非原始功能。”[19]

由此看来，詹姆斯在“兴趣” 与“高效”之间存在一个联结点——“习惯”。因为，最初的习惯养成是来源于对某物的“兴趣”，之后才养成了习惯，持久的习惯就成为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持久就会使得大脑缺少思考，从而达到“高效” 的效果。“始终不要有个例外，一直到新习惯在你生活内根深蒂固了的时候”[20]。虽然詹姆斯相比皮尔士而言，在其哲学阐述中更“以人性为基础”，但都说明了“兴趣”是人类最初行动的起点，最后都高效地完成了既定目标。

三、探求行为和语言之意义的理论旨求

各个哲学学派对命题之意义的定义不尽相同。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眼中，意义既来自语言，又来自行动，就像皮尔士所言：“为了获得一个概念的意义，人们就要考察从这一概念的真理中必然得出什么样的可以设想的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构成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21]并非所有的语言和行动，而是那些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语言和行动，就像杜威所认为的那样：“语言表达意义，意义植根于人类的行为中。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意义的这种根源，我们就会忽视语言与社会的这种固有联系。”[22]所以，杜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原始理论就是经验论，经验是一种动态的活动，是把语言当作工具实现效果的活动。

实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把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人和行为构成了社会现象之载体。要想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中“抽象”出一个社会普遍规则是比较难的，理想的办法是立足于同一种语言平台，但现实中所使用的是不同种类的语言，因此，交流便成为研究的必要前提。所以，从研究的结论来看，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单个个体的语言和行为，而是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和行为。这样的语言和行为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背景下的人的社会习惯、思维方式及社会文化，带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果说皮尔士在对语言和行为的说明中有些古板和生涩的定义的话，那么杜威对于语言和行为的描述中的说明则稍显宽泛。因为他深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中，不同的人对语言和行为的理解是不同的。就像如果我们在与一个具有良好修养的人进行交谈时，可能就会稍显轻松，使用一些相对来讲较为专业的术语，对方也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但试想如果我们在与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交谈时，恐怕就不得不使用身体语言；再或者我们与原始时期的人类“交谈”时，就要学会读懂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标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都不算语言，但是它们的存在与使用可以产生对我们有指导意义或可以直接改变事物的效果，而这个效果便是理论的意义。

杜威在语言和行为上做了一个扩充解释，却在适用范围上做了限制：“只有在社会交流中，语言才不仅成为人们相互作用中一种节省精力的手段，而且使参与到这种相互作用中的力量得到释放和扩大，并赋予它们以附加意义的性质。”[23]他认为，离开这样的社会交往环境的语言，以及未能引起社会行为效果的行为都不算是意义的真正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只能在社会交往和交谈中才能看到能够表达意义的语言和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

无论是皮尔士还是杜威，他们对于一个理论意义的定义有共同的部分：语言所表达的一切可以让人想象到的或是实际产生的效果都是这个理论的意义。而这个意义的实际功能就是让交流的人得到信息，让改造事物的人了解信息，这些其实都是交流的功能。如果说其他哲学学派得到的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注重它的内涵或者意义，那么实用主义学派所得出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倾向于理论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方法论中的实用主义’和‘语义学中的实用主义’间的不同是微妙的”[24]。就像本节开篇所言，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派数不胜数，但实用主义的哲学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哲学，它是一种多彩的、各种理论相互竞争但并行不悖的哲学理论。在实用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多变的，它是活生生的生活物语，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来自生活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本来就应该来自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实的生存环境，而实用主义也恰恰是这一研究方式的最佳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