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处于实证主义研究框架之下，其基本主旨与目标定位就是要将反思自然科学时所取得的成功方法和观念，引入社会科学相同问题域当中，而且“统一科学”的这一主张跟“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契合在了一起”，用以提升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地位”。[1]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科学哲学处在自然科学哲学的遮蔽之下，研究相对沉寂。然而，1962年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成为科学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转折点，其巨大贡献在于“把科学信念中历史转换的认识（包括科学观本身的转换），以及社会过程在科学共同体产生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引入争论的核心”，[2]从而，社会科学哲学作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重新矗立在哲学舞台上。例如，1995年在意大利举办的“第10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社会科学哲学就被列为一个专门论题；2003年在西班牙举办的“第12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社会科学哲学专题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正逐步成为当前国际科学哲学界热烈关注的问题之一。
可以说，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印证了上述情形。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英文图书、中文图书、中文论文，以及相关的国内会议概况，我们将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状况介绍如下。
一、英文图书
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以社会科学哲学为题，或与之相关的英文图书有36部，其中16部已出版中译本。
1.Scott Gordon，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Routledge，1991.
该书是一本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著作。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及相关理论观点变化的介绍上，并将社会科学史与社会科学哲学中的问题联系起来。全书共18章，总体来看，作者力图说明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方法扩展到社会分析中的解释策略。本书开篇首先讨论了什么是社会科学及社会性；其次，通过描述社会科学的基本主题，指出了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并介绍了社会科学的历史，以及相关哲学问题的总体概况。具体来看，作者主要通过以下论题阐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科学时代的兴起”，以更为一般的方式，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维萨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态度的主要特征。（2）“社会规律”，探讨的是与社会现象的“规律”观念相关的哲学问题，并且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做出了评论。（3）“重农主义：第一个经济学模型”，试图去构建经济过程的综合理论“模型”，并且指出重农主义之于社会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其体系化。（4）“建模方法论”，基于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各种模型的特征和差别，考察了“建模”一词的意义。（5）“古典政治经济学”，重点探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经济发展模型及其模型方法论。（6）“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通过对斯宾塞、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研究，指出社会学并非一种形而上学，而是经验科学的开端。（7）“生物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主要研究了生物学、进化理论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生物学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生物学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被直接运用于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8）“科学的基础”，通过讨论和批判社会科学中曾经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原则，反思了“科学的基础”问题，指出在确定性丧失之后，社会科学哲学可以采取一种认知工具主义（cognitive instrumentalism）的立场，即社会科学家应该以解释社会科学如何产生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为目标。可以说，该书的一系列讨论，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科学中有关“科学”的内容。
2.Richard Olson，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1642—1792，Twayne Publishers，1993.
本书作者为美国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该书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欧洲近代社会科学的起源与形成，不仅整体分析了社会科学出现所依赖的欧洲思想传统和民族背景，而且具体考察了近代学者们是如何将自然科学模型及机械论等哲学观点，应用于针对社会的科学研究的。本书以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从17世纪到18世纪，促使社会科学产生多重思想的原因，并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的早期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此，该书期望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描述和分析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话语是如何自发形成科学传统的；第二是明确先在的社会、政治和知识等条件对于塑造社会科学新传统的意义；第三是考察社会科学出现后所形成的传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对知识和社会语境的重建的。作者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他认为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开展，这些关于社会的认识与思想逐渐具有了科学的意义。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虽然在初始阶段受文化、政治等环境的影响，但它们发展为社会科学的道路却与其早期的设计完全相反。社会科学最终改造了诞生它们的社会条件。因此，从哲学层面上看，本书的核心观念体现在：社会科学起源于现代欧洲早期一批杰出学者对社会及思想史论题的研究和争论，并伴随主要发生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不同思想传统的碰撞和交融，开启了自主发展的进程。社会科学既像镜子那样折射出其产生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又像一盏明灯，引领着文化前行。早期社会科学在前现代化世界与现代化世界之间构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总体而言，本书对社会科学的起源、发展，以及早期社会科学期望解决的现实问题，都给出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如何受近代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而得以发展的论述，非常新颖且富有洞察力，因此，本书对于当代学者从哲学视角分析社会科学的特征和意义，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当代学者深刻理解社会科学的本质，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Mario Bunge，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该书作者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论著颇丰，观点鲜明且富有特色，主要涉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争论，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构等深层基础问题。正如作者在《危机中的哲学》一书中所述，“哲学深受模糊性之害并已出现危机，必须在某些形式工具的帮助下，依据所能获得的科学知识，以一种清晰的方式来重新讨论”[3]。而就社会科学哲学来说，针对其研究中当前存在的混乱现状，作者提倡用精确的公式取代模糊的隐喻，清除陈腐的命题，吸收与现代知识相一致的新假设，用精确性消除模糊性。此外，为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核心的解释难题，作者采用了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逻辑形式和解释原理的机制解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研究的科学性。本书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哲学的一系列概念和基础性认识，基本上都做出了详尽的梳理，并进行了语义学或数学形式化的重新界定，消除了社会科学核心分析过程中存在的歧义，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之上。本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哲学著作，它强调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成果，对社会科学进行精确化改造，其本质在于追求哲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主义路径，为社会科学的合法性提供依据，重塑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形象。
4.Anton van Harskamp，Conflicts in Social Science，Routledge，1996.
该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具体学科的视角，围绕社会科学中的争论，以及争论的解决而编纂的论文集。全书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社会科学中的矛盾进行展示，并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是争论的参与者，也是争论的解决者，应当积极寻找社会科学应对冲突的正确方式。因此，社会科学中的矛盾最终是在具体社会科学学科中被解决的，而非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上。
5.Ian T.King，Social Science and Complexity：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2000.
该书作者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复杂性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主要涉及整体关联社会科学的科学基础、后牛顿时代的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复杂性时代的辩证社会科学等领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是当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牛顿实证主义的范式霸权已经超越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科学都以自然科学所宣称的那种科学化的路径来追求其合法性”[4]，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都试图借用牛顿式的科学方法和模型来提高其科学性。然而，在牛顿实证主义范式指导下，“我们所构造的测量工具是合理的吗？实验设置可以有效控制正确变量吗？样本是根据统计概率适当地选择的吗？……”[5]自然科学中量子—全息术、混沌理论、新进化论或复杂性理论，以及自组织理论等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它们揭示了“机器隐喻只能表征整个实在图景的其中一部分”，牛顿实证主义范式的内在缺陷，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的’和‘科学方法’到底意味着什么”。[6]这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整体关联的研究视角，它试图以一种跨学科、多元论的研究范式，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路径，弥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裂缝，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合法性依据。而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该书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哲学著作之处在于，它从一种独特的视角，即复杂性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统一性，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
6.Alexander Rosenberg，Darwinism in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该书的作者一直致力于科学哲学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从早期的经济学哲学逐渐转向了与生物学相关的科学哲学，并在此方向上成果颇丰。全书通过11章内容，围绕广义的自然主义和具体的达尔文主义，及其对非生物学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全书内容包括涉及达尔文思想和自然主义的三个方面：第一部分通过说明科学哲学中自然主义的结构及其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等问题的应对方式，来展现自然主义的优势和缺点；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达尔文主义启发下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第二部分通过对生物学理论特性、方法、适用范围和局限的论述，表达了生物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其概念形式并非受物理学决定，而是由我们的认知局限和实践兴趣所规定的观点，因此，主张自然选择的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抑制普遍性，这一观念是遗传法则同生命宇宙论现实选择多样性的折衷，适合成为哲学或人文科学的指南。第三部分探索了进化生物学同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生物学，对自然主义在指导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过程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做了客观分析，并对其在社会科学及政策中的应用问题做了探讨，由此倡导一种达尔文主义启发下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全书逻辑线索明确，结构完整，对达尔文主义及其启发下的自然主义给予了客观呈现。
7.Eleonora Montuschi，The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3.
该书考察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是如何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考是通过运用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以及针对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有关问题而实现的，从而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获得社会科学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哲学思考。本书对客观性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科学实践中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或者一般性的哲学研究，进行相应的反思。总体来说，对社会科学的进展感兴趣的读者，包括哲学研究人员，可以将本书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的入门读物。
8.Scott de Marchi，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作者的研究集中于计算方法、美国政治学，特别是计算社会科学和混合方法等领域。作者认为，“编史学方法的问题，在于其建立在客观性问题的‘浅滩’上”，因此“编史学转向对社会科学不利”；“演绎模型同经验试验之间先天缺乏一致性”，并且“现有方法在应对复杂问题时脆弱不堪”。[7]因此，该书的目标在于用计算建模改进当前的社会科学实践方法。全书共6章，以“评估模型的框架”，“计算建模方法的合理性及其在解决更复杂社会科学问题中的作用”，“对计算建模主要概念的阐释”三个主题，来实现该书的目标。通过上述内容，该书检视了数学建模的三个主要领域——博弈论、统计学和计算方法，并提出一种建模的新架构。不同于以往将该领域进行区分的做法，作者提供了一种跨越和融合不同方法论进路的架构，力图实现一种能让社会科学研究者解决更为复杂问题的新方法。本书对如何进行合理的方法论研究，提出了实际的建议和深刻的洞见，指出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正问题所在。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集中讨论了社会科学中使用当前的数学模型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并特别关注了“计算建模”这一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充分研究的论题。
9.Kathryn Dean，Jonathan Joseph，John Michael Roberts，Colin Wight，Realism，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Palgrave Macmillan，2006.
该书共6章内容，以“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与社会科学”两条主线，用开放的态度，对批判实在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10.Peter T.Mankas，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本书作者认为：“由于不加批判地被科学哲学中早已过时的学说所影响，在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那里都仍然广泛存在着一系列对于社会科学的任务和界限的误解。”[8]因此，该书以实在论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社会科学的本质和目标，“通过发展行动者作为原因，以及社会机制作为行动者的生成性因果机制的这些观点，这本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把论证延伸到社会科学”[9]。作者先是以科学哲学中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观点，来重新考察科学性质和科学解释等问题，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理论的根本目的并非预测和控制，或对事件（包括‘行为’）的解释。”[10]而是以因果机制的叙述来实现更好的理解。进而，作者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差异入手，引出对社会科学中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因果机制的考察，认为这些因果机制是后成地蕴含在人类行动和制度中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科学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于事件的解释和预测，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社会机制。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生成机制，不能像分子属性还原为原子属性那样进行复归式的还原，社会机制模型的构建需要借助于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二元论观点，宏观社会结果的生成机制必须根据人们的行动及其相互作用来加以理论化，而不能做进一步还原。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历史社会学，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中如何将相关的社会机制与偶然的个体行为联系起来，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如何将（作为社会机制的）市场概念化为一种协调机制，并通过自愿交换原则来运作等相关问题。总之，本书为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一种克服诠释性理解与因果解释之间对立关系的有益尝试，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有力辩护。
11.William A.Gorton，Karl Popper and the Social Scienc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本书是“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哲学丛书”（ SUNY se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的一部。该书也是第一部以专著的形式讨论波普尔（Karl Popper）社会科学哲学文献的著作。作者认为：“波普尔对社会科学的看法不仅提供了对社会调查的性质的洞察，而且也为社会科学的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方向。”[11]因此，本书在波普尔整个思想框架的语境下，具体考察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情境分析法，将这一方法视为社会科学解释模型，并加以深入阐释。全书主体部分论证了：（1）情境分析法的理论背景是波普尔本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社会本体论上的实在论立场；（2）由于波普尔的实在论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自然必然性的强调，导致覆盖律解释模型、规律及因果关系术语无法与情境分析兼容，而情境分析模型也并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否证度；（3）情境分析法的早期构想就是对经济理论的模拟，将规范指导行为纳入经济行动领域，时下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正在使经济学越来越接近于波普尔的情境分析；（4）情境分析理论可以通过将心理学，尤其是心理机制纳入其解释模型中而得到改进。最后，作者为社会科学中模型化方法提出辩护：“社会科学中一般规律、普遍理论和精确预测能力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在社会科学中一般解释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如我希望向读者展示的那样，建构能提供某些一般解释力的社会模型，是社会科学力所能及的。波普尔的情境模型提供了一种将诠释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12]
12.Robert C.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7.
该书作者既是物理学教授，也是哲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物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及心理哲学等，特别是，他对“物理主义”之后的科学研究特征、方法论自然主义及其超越，以及约束和因果关系等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具有浓厚的兴趣。该书“直击社会科学哲学中一些最深层次的问题的核心”，试图回答“社会科学可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以及社会科学家不自觉地把个人和文化偏见带入研究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13]。该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定一些常被作为社会科学实践基础的，但却并未得到检验的假定，集中研究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和方法论问题”[14]，如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包含哪些科学假定和概念？社会科学前进的动力是什么？等等；第二个层次是，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具体社会科学学科中，分析基于动力因果关系的物理和计算机模型，在提取社会科学规律、丰富社会科学解释中的适用性和重要意义；第三个层次是，集中于“为什么应该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探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吗”、“社会科学是否可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等问题，在元理论层面上，尝试解决一些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核心争论。值得强调的是，作者提出了“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存在质的差异，而只是程度的区别”[15]，而这种程度的区别“根植于它们研究对象类型的本质不同”[16]。总之，这是一本关于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鸿篇巨著，其所涉及的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作为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综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13.Chrysostomos Mantzavinos（ed.），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Philosoph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该书编者研究方向为社会科学哲学，著有《竞争理论》《个人、机构和市场》及《自然主义的诠释学》。本书是一部内容充实的论文集，其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研究社会科学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的科学实践；（2）社会科学中的哲学理论应当与具体的科学实践相互作用并以其为基础，基于此所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才是有意义的。本书共10章，由3个论题所组成：第一，“社会性的基本问题”，该论题主要探讨社会本体论问题，作者认为，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是社会性的问题，而社会科学哲学就是要试图在哲学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广义上说，这一问题所探讨的是，在哲学视域下人们是如何研究社会世界中的存在的。第二，“社会科学中的定律和解释”，论述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相关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的适当方法和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社会科学中的定律与社会科学解释、社会科学如何与自然科学相关联、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程度等。第三，“哲学和社会科学如何增进彼此”，在此论题中，作者探讨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上，哲学和科学之间是连续统一的，并且哲学和社会科学同等重要。另外，该部分还主要探讨了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形式和功能。总之，该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编撰形式，每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呈现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哲学家所做的具体工作，第二部分给出基于实践的社会科学家使用各自的学科标准对前面论点的批判。这种特殊的编排确保了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时，从哲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双重视角看待问题的研究思路，也延展了该书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14.Roger Backhouse，Philippe Fontaine（eds.），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导 论本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人类地理学等诸学科的产生、演化、主流思想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涵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概观。以往类似的研究要么单独集中于一门社会科学，要么是在特定历史问题的背景下考察社会科学。与之相比，本书是首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集中讨论的著作，并且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都是由本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此外，本书对待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是不分主次并列处理的，并将心理学这门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明确列入社会科学学科之列，而且在写作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大量运用叠加手法，使社会科学之间跨学科的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认为的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都区别于彼此的传统理念，指出了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很多共同之处，提出了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学科史的蓝图。在历史已经越来越被视为与理论的塑形不相关的今天，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历史编纂学的价值，同时为打破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破除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传统思想以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分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进行哲学上的思考，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根源和事实依据。
15.Ian C.Jarvie，Jesús Zamora-Bonilla（eds.），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SAGE Publications Ltd.，2011.
该书共收录39篇文章，主要探讨社会本体论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基于社会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描述，该书指出自孔德和迪尔凯姆开始，哲学家们就已致力于社会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但直到最近才形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不仅关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而且所讨论的话题日益广泛，包括自然世界中社会的地位、语言和社会、理性主体、个体论与最大化—最小化的关系等等。尔后，该书探讨了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直觉主义、功能主义、批判理论等各种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重点揭示了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与经济学哲学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功能主义与建构论、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框架下，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相关问题。最后，该书较为全面地纵览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现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比如经验证据、实验、社会科学中的统计、预测等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总之，作为一本综合性手册，该书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论述了关于科学哲学发展、社会本体论、范式、方法论四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整体上体现了目前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发展水平。
16.Ted Benton，Ian Craib，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Palgrave Macmillan，2001.
Ted Benton是一位具有较强生物学学术背景的社会学家，其早期研究专注于社会学与哲学的边界问题。针对实证主义与诠释学两大学派的对立问题，提出一种非经验主义但仍具实在性的自然科学解释，成为少数试图超越这一对立的哲学家。Ian Craib在社会学、精神分析领域享有较高声望，其主要致力于个体、集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阶级系统和权力政治对这些关系的影响的研究。本书通过对社会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批判分析，从而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在宏观层面上，作者深刻剖析了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哲学是指导社会科学还是附属于社会科学；哲学是发挥‘大师’的作用，还是只是一个‘小工’”。其次，在中观层面上，就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存在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探索了如果要替代经验主义，那么在科学、自然和社会中将面临着怎样的选择。第三，在微观层面上，引入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从批判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将社会科学看成是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相类比的研究系统，并在本体论上加以讨论，其暗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取向。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还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讨论了女性主义政治观、认识观、知识观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特点。与其他综述性的社会科学哲学著作不同，该书着重分析了那些与社会科学本质相关的批判问题，系统地呈现出批判实在论与自然主义研究趋向的内在关联性。
17.Martin Brinkworth，Friedel Weinert（eds.），Evolution 2.0：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Springer Press，2012.
本书立足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考察了现代达尔文主义中极富挑战性和开放性的前沿问题。现代达尔文主义是“基于进化的达尔文起源思想与遗传学说的自然选择理论的综合”，这一理论在哲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难题的求解过程中，形成了众多交叉研究领域。该书首位编者专注于生物学研究，后一位编者主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两位主编的协作，体现出本书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的特点，这也恰恰是现代达尔文主义前沿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特征特别体现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中引发的冲击”中。该部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关注模因论，把人类心灵的独特性引向文化层面进行探讨，在达尔文主义视角下审视社会性因素，正视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复杂性；第二，将进化认识论视为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新路径，着重强调个体之于外部世界的主动性以及个体间的交互属性；第三，揭示出进化理论使用的是一种趋向最佳说明的推理，而非传统的假说—演绎模式，为达尔文主义扩展至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辩护；第四，以进化理论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中的应用作为例证，具体探索经济学理论中的进化以及达尔文主义中所蕴含的道德意蕴。总之，这些内容在哲学层面展现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渗透与理论拓展；以及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就使得该书从一种独特的生物学视角，成为例证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18.Harold Kincaid（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作为一本综合性手册，该书以论文集的形式，描绘了驱动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框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正如“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本手册旨在将自然主义倾向涉入当前社会研究的争论之中，从而实现促进科学哲学发展的目的”[17]。全书通过26篇论文、5个主题，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部分“机制、解释和因果关系”，考察了当前研究中关于微观基础的争论，主要涉及因果关系问题，其中包括机制、过程追踪以及复杂性等内容；第二部分以“证据”为题，主要讨论了与证据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以迪昂原则评估理论相位的多种方式、贝叶斯统计的使用、随机控制检测、计算模型的作用等。所有这些对于“证据”问题求解的新模式，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改变只有通过纯粹逻辑的一致性才能获致证据基础的传统观点；第三部分以“规范、文化和社会心理学”为主题，通过方法论个体主义、行为规律性、进化纲领和生物种族概念相关的人类智力等内容的一系列讨论，阐述了哲学与科学是如何相关的，同时也论证了一种知识生产的非客观立场；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知识社会学”和“规范关系”，其中包括女性比较政治学、政治哲学以及科学标准所包含的社会学要素等论题。概言之，“本手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和导向”[18]，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如何从单纯的实证主义概念过渡到后实证主义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供了较为清晰的阐述。
19.Julie Zahle，Finn Collin（eds.），Rethinking the Individualism-Holism Debate：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pringer Press，2014.
这本论文集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这一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为中心，汇集了近年来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和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二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所在。以往此类研究都是在具体问题的背景下，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分歧进行描述。与之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争论进行分类整理和集中讨论，并对二者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门的阐述和分析。这有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全面认识和深化理解，并为对此核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此外，这本论文集汇总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有效的新思想，这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20.Mark Risjord，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Routledge，2014.
作者的主要研究范围集中于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与认识论等领域。本书通过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实例与相关问题的哲学论证，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阐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重要哲学论题。作者从“规范性”、“自然主义”、“还原论”三个富有争议性且较为宽泛的论题入手，展现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与发展的概观性图景：（1）“规范性”。在此论题中，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规范、价值与规则等问题。一是，社会科学家在社会政策的争论中，如何为其研究成果给予客观性的辩护；二是，在价值作用问题的求解中，如何定义价值与事实；三是，社会科学理论通常借助规范、价值等概念，来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事件，根据这一普遍共识，如何为规范的起源与功能提供理论上的说明。（2）“自然主义”。该论题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其一，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作者从形而上学的视角，强调了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与其他生物并无本质区别，其行动能够被同样的机制和原因所解释。其二，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该论题重申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形式与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这一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将因果性问题置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下，指出因果概念的分析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3）“还原论”。通过借助还原论，作者首先探讨了社会与个体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还原解释，主要是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与生物进化论，以个体之属性及行动来获得社会现象的解释。总之，本书可作为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般性读物。
21.Richard S.Rudner，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rentice-Hall，Inc.，1966.
该书已多次再版，有中译本——［美］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本书围绕两个重点展开论述：一是社会理论逻辑和推理问题；二是说明社会理论研究与其难题的相互关系。据此，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区分了几种理论表述的类型，包括理论、模型、概念图式、分类系统、类型论等；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伴随这些理论表述的应用而出现的问题，讨论了诸如“社会科学不能像非社会科学那样运用其理论表述”的各种指责，研究了观念化的系统运用，以及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种种解释性论证和预测性论证，另外还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所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察。总之，作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社会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既不是那些最一般的问题，也不是那些最具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科学中理论结构的逻辑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的证明的逻辑问题，亦即方法论的问题”[19]。
22.Calestous Juma，Immanuel Wallerstein，Open the Social Sciences：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该书有中译本——［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本书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为此，在本书中，作者倡导社会科学的演变史是一个学科间分化与整合的历史，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在于消除学科壁垒，推进学科间的有效重组。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概述了社会科学各学科建构的历史过程，系统阐述了学科间的界限及相互分离；第二部分对区分社会科学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揭示了学科专业化和结构化所带来的弊端；第三部分重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即一种全球的、全文化的、开放式的互动实践。最后一部分展望了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文化的共享。该书所提倡的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指向，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极富前瞻性。
23.Max Weber，Gesammelte Aufs?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Tübingen，1982.
该书已多次再版，中译本主要有三个版本——［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秋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韦伯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关于方法论方面的学说尤其重要。本书由选自《科学论文集》的三篇文章“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构成，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是其方法论著述的代表作。本书主要论述了以下内容：（1）作者认为社会科学以文化事件（即包含了意义和价值的事件或行动）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做了区分，认为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活动的诠释性理解，即对其过程及结果的因果性解释。（2）作者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强调理解和解释。理解是关注行动者的主观心智，对行动者行动意义的解释性理解；解释是对行动的因果性解释，因果解释不是一种决定论的解释，而是基于理解的解释。（3）作者对于价值问题的关注，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是价值问题中的核心概念。价值关联，即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与经验材料发生关联的过程，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使我们处于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关联之中，也是接近实在的可靠途径；价值中立，即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避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牵涉个人的主观意向，难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社会科学研究要达到客观性，需在研究过程中摒弃价值判断，力求做到价值中立。
24.Otto Neurath，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该书有中译本——［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维也纳学派创始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该书作者主张以物理学为基础，应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方法，通过对科学知识语言结构的分析，将“物理的”和“心理的”、身体的和心灵的东西统一起来，进而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最终实现其统一科学的设想。基于此思想，该书主要围绕术语学和社会科学展开讨论。作者将有关人类社会的各学科统称为社会科学，并结合术语学例证，对具体社会科学中的用语进行语言分析，以阐明其认为复杂精巧的物理主义言语方式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结论。随后，作者进一步加深其物理主义的色彩，通过讨论集体性纲领、确证和支持假设等主题，论述社会学中的科学步骤。最后，作者阐释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现存的困难，并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即使不能使用科学理论做出预测，经验主义的材料仍然能为人们提供思考和行动所依赖的资源。总之，该书从自然主义、整体论和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社会科学术语进行语言分析，将社会科学还原成可以为物理语言所描述，并受益于科学方法和经验材料的知识，从而使其融入人类社会科学的“大厦”中。
25.Peter Winch，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Routledge，1990.
该书有中译本——［英］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版）》，张庆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旨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温奇将这两个批判形象地类比为“两条战线”，并指出“为了澄清哲学的本性和社会科学的本性，这两条看上去不同的战线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同。因为，任何有价值的社会研究在本质上必须是哲学的，任何有价值的哲学必定关心人类社会的本性”[20]。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首先批判了哲学的“小工”观念，从而提炼出自己的哲学观，即哲学研究的概念问题，因为概念影响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由此，作者区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进而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游戏、遵守规则、生活形式等理论，指出二者在性质、目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主张社会科学应该努力实现对于有意义行为的“诠释性理解”，而非因果说明和预测。此外，作者也反思和批判了以穆勒、迪尔凯姆和帕累托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提出通过对社会生活形式的考察，来理解语言、规则和行为的相互关系。总之，本书通过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理论和诠释学相结合的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融合英美分析传统和欧陆诠释学传统的后实证主义路径。
26.Gerard Delanty，Social Science：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
该书有中译本——［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中的一部，立足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力图反映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作者基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担忧：“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被繁杂的细节淹没的危险，甚至有可能会在某次社会潮流中沦为一种职业人士或是某种摆设。”[21]通过厘清现代社会科学的谱系，即实证主义、阐释学、马克思主义、建构论及后现代主义，来寻找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社会科学当前的研究视角是与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究竟是专业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争辩，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22]作者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和社会学应该超越实证主义争辩，因为社会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当前社会科学的危机不再是方法论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实证主义批判，而是社会科学未能协调好专业文化与文化公众使命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回答科学的社会制度和专家如何生产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核心争辩之一就是建构论—实在论争辩，建构论认为科学并不独立于其研究的对象之外，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实在论则强调现实的外在性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客观性。作者提出建构论和实在论共同坚持批判的社会科学，二者有很多相同点，“并预示着社会科学哲学的未来方向将会走向和谐”[23]。
27.James Bohman，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MIT Press，1993.
该书有中译本——［美］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李霞，肖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是“社会理论译丛”中的一本。该译丛旨在“译介国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进展”，“从纵深上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增强我们的社会想象力和理论反思能力，以利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24]。作者认为，社会现象中充斥着非决定性和开放性结局，“而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已经‘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概念’，新的、更复杂的说明形式已经出现于社会理论中”[25]，同时，自然科学说明与人文科学解释的相互混合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詹姆斯·博曼既反对实证主义，又反对对解释和意义的极端推崇，试图以综合的方式来发展 “这种不可化约的方法论的复杂性”[26]传统。据此，该书提出并讨论了：社会行动说明相关的因果性问题、源于拒斥确定性和一般性方法论的多种说明模式、社会科学中诸多非决定性的来源（即解释的问题）、宏观社会学中的说明问题、任何有效的说明模式都适用于批判的社会科学等内容。通过对社会科学真实案例的分析，从包含因果性、规则、解释、整体论和社会批判等具体视角的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对非决定性的不同形式和情况进行了鉴别，并提出“摒弃在哲学领域已经具有典型性的理想化模型，代之以将科学理解为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活动”这种综合处理社会科学哲学主要问题的方式，得出“社会科学最好是被理解为理解当前和形塑有限未来的实用主义和历史性的工具”[27]的观点。
28.Martin Hollis，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该书有中译本——［英］马丁·霍利斯：《社会科学哲学》，胡映群译，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作者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社会世界及其如何运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内部者或行动者的故事，即说明社会生活的意义；另一个是社会外部者或旁观者的故事，即说明社会行为和社会事件的原因”[28]。这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和诠释学的版本。当然，自然主义并不只处理物质的条件和行为，而诠释学也不只处理行动和观念结构。自然主义认为，由于行动的理由也是行动的原因，所以理性的重新构建是一种解释过程，而这种过程在原则上类似于自然中任何其他的因果次序过程；相反，诠释学则认为，由于分析规则、规范和角色所需要的分析风格，使得我们不能将社会与心理要素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一门处理意义和理由的社会科学，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这二者之间的争论涉及客观性问题、价值中立问题及事实—价值二分等。事实上，“知识、力量和德行是以一种不可溶解的方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29]，一方面，科学家有责任在科学研究中摒除价值判断，这在社会科学中同样为真；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不判断某些行动者所持有的道德信念的真假，而希望从内部了解社会生活。因此，事实—价值二分，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实现，而且也无益于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推进。
29.Daniel Little，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该书有中译本——［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长期致力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并对中国当今的发展兴趣浓厚。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作者旨在通过社会科学实践的背景，探寻“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如何将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中经验推理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又起到什么作用？等传统科学哲学问题”[30]。因为具有“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及对“评估理性选择模型对社会解释的效力及范围”[31]的兴趣，作者选择了中国农业变迁作为主题，以检验“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社会解释的一般模型。该书主要选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市场交易的等级体系、传统中国农业的停滞与发展等主题，围绕中国农业和农民，深入探讨了有关小农行为动机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与“巨区”理论、中国经济史上的技术停滞与突破的科技论与分配论等问题。近年来，社会科学哲学有关中国研究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但如此朝向社会实践，特别是结合中国农业社会这一具体国情的著作却很鲜有，这也正是本书的特点所在。
30.Peter L.Berger，Thomas 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Penguin Books，1967.
该书有中译本——［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现实”是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之外的现象的性质，“知识”是一种真实的、拥有特定特质的现象。[32]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知识社会学必须关注社会中所有被称为“知识”的事物，不论这些“知识”是否具有按照各种标准所判定的正当性或不正当性。因为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得到发展、传递和维持的。因此，知识社会学必须去理解这些过程，关注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谢勒认为，“理念因素”与“真实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调节性的，真实因素调控着特定理念因素得以在历史中出现的状况，但却不会影响后者的实质内容。因此，一方面，社会确实具有客观的事实性；另一方面，社会是在活动所能表述的主观意义中建立起来的。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正是社会所具有的双重特征，使得它的“现实是自成一体的”。[33]这就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主观意义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事实性。这种洞察社会建构方式的路径，是自然主义和诠释学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31.Stephen P.Turner，Paul A.Roth（eds.），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该书有中译本——［美］斯蒂芬·特纳，保罗·罗思编：《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隶属于“布莱克韦尔哲学指导丛书”，是以考察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基本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全书通过13章内容，梳理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纲领与问题，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合理性，以及科学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而严谨的讨论。作为一本指导研究生的参考教材，该书呈现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从结构上看，每章首先回顾具体问题的历史，随之呈现当前对该问题争论的焦点，最后提出该问题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解决方案；从内容上看，该书不仅回顾了社会科学的科学特征问题的起源以及该领域所经历的变革，更重点关注了英美分析哲学的思潮，并以此视角，探究当代科学哲学中具有前沿性的热点话题，包括后现代主义、科学研究、女性主义哲学、社会生活的进化解释、理性选择理论、实践理论以及因果模型等。可以说，该书是对当今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活跃且越来越重要的基础问题和争论的极佳指导，其严密的结构编排使得书中讨论的话题清晰易读，并将争论进一步向前推进。
32.Patrick Baert，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owards Pragmatism，Polity Press，2005.
该书有中译本——［英］派翠克·贝尔特：《社会科学哲学：迈向实用主义》，何昭群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社会科学哲学发展至今，其研究路径存在着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对立。因此，作者写作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提出社会科学哲学这门学科的新途径，即一种受惠于美国实用主义的新途径。第二是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途径进行深入地评估。作者并非只是简单地介绍与社会科学哲学相关的基本观念，还聚焦观念背后的作者及思想学派，并概述了社会科学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如社会学和历史学。在书中，作者对迪尔凯姆的科学理性主义、韦伯的诠释学理论、波普尔的否证主义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立场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作者立足于实用主义立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在最后，作者详述了一条改良社会科学的道路，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摆脱自然主义的影响，并以自我指涉的知识习得为目标的可能性。
33.Elgin F.Hunt，David C.Colander，Soci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Routledge，2005.
该书有中译本——［美］亨特，柯兰德：《社会科学导论（第12版）》，康敏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作者认为，社会生活是探讨人类团体生活所有层面的一种知识领域，其最关心的是决定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文化要素，因而社会科学历来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科目。该书最初由芝加哥大学九位教授编纂而成，对社会科学中人与文化、社会阶层、社会制度、政治组织与社会问题、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制度等主题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形成了综合性的知识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出版以来，该书广受好评，是通识教育的典范。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发展，该书已经多次更新再版，但基本保持了其一贯的系统性。特别是，作者提炼了一种明确的观点，即常识的视角就是社会科学的视角。
34.Stephen P.Turner，Explaining the Normative，Wiley，2010
该书有中译本——［美］特纳：《解释规范》，贺敏年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中的一部。作者认为，“所谓规范性，即是关于某种非自然的、非经验的，被描述为必然的、内在的事物的统称，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为实际情况提供解释和说明”[34]。规范性问题的一个核心是，规范论与社会科学之间所构成的鲜明的竞争关系：一方面，规范事实无法通过非规范性概念来进行化约和消除；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解释诸如交流和行为这样的经验事实，这就引起了各种围绕“是”与“应当”的二元性和循环性问题。[35]从而产生了从实际效能中分离出规范的问题、非规范状态与规范状态之间的转换问题、关于脱离人们的信念的规范性问题，以及非充分决定性与优选描述问题等。规范性问题牵涉很多其他哲学问题，其中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存在什么样的关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或关于规范的科学说明，它们何以是不充分的”[36]，作者集中研究这种不充分性，不断消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固有的、本质主义的区分，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理由和原因指向，与规则、合理性的说明指向兼容起来，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实践。
35.Theo A.F.Kuipers，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ocal Issues，Elsevier，2010.
该书有中译本——［荷］库珀斯：《一般科学哲学：焦点主题》，郭贵春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是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持编译的“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一部，着重探讨了“社会科学中实验的功能”、“还原、整合与科学统一”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相关的主题。首先，对实验作用的分析，来自方法论的一个挑战是，“在社会现象的领域，‘实验’自身的可能性问题” [37]。与传统社会科学对待实验的谨慎态度不同，作者强调了实验作为一个共同的基础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实验的概念不应被预先设计的、人为干预的物质特性所局限，这代表了社会科学中实验概念从传统到扩大的一个过渡，肯定了实验所具有的提高社会科学预测能力的优势。其次，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分层统一性，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奥肯的系统统一性，维也纳学派的方法论统一性；亦或是控制论或一般系统论，都是以不同方式对科学统一的尝试性探索。然而，对统一性的追求通常会实现整合而非真正的统一，运用整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认识的局限，并构成我们推进研究技术和理论的认识论保证，另外，它所提供的在学科交叉和转化过程中的动力，也为科学整合中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38]最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涉及为什么要划界、如何划界以及知识诸领域的特征等。事实上，存在着两条划界线，一条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一条介于可靠的知识与虚幻的知识之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恰当的探究、推理准则和证据也存在于科学之外，决定何时以正确的方式获取知识一般属于认识论的任务，因此，“知识与虚假之间的基本的认识论划分比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要更为重要” [39]。这几个问题充分说明了，针对与社会科学哲学相关的几个核心问题，该书在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下，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开辟了一条跨学科、多元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通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手册还包括《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信息哲学》《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以及《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等。这是迄今为止门类规格最为全面的科学哲学丛书，以宏大的视角展现了新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面貌，通过对一般科学哲学以及各具体科学哲学研究的梳理与阐释，试图为未来科学哲学开启一幅远景。
36.Stephen P.Turner，Mark J.Risjord，Philosophy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Elsevier，2006.
该书有中译本——［美］斯蒂芬·特纳，马克·瑞斯乔德：《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尤洋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将人类学和社会学哲学当作社会科学哲学的一部分，从技术上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所涉及的众多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背景，恰当地处理了相关的哲学问题、方法论辩论及实质性的经验问题等，并对20世纪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发展给予了公正的评判。特别是在“毫无畏惧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作者指出，通常认为“自然主义者与其他人的关键区别在于哲学对以下观点的承诺，即哲学在非系统阐述及明确表达这样的问题时，除了运用属于科学调查整体的方法或资源外，没有其他特别的方法或资源”[40]。然而，作者认为，自然主义并不是对泛滥的科学至上主义或顽固的还原论的伪装，“伴随调查的推进，自然主义能够不断发现（和修订）科学的概念，并将哲学置入那些致力于寻找对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的最有可能的系统性解释的学科之中”[41]。这种对自然主义的科学定位，既有助于厘清目前各种打着自然主义旗号进行范式改革的科学主义者之本质，又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长足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二、中文图书
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以社会科学哲学为题或与之相关的中文图书有10部，介绍如下。
1.陶远华：《理智的困惑：当代社会科学的哲学困境及其认识论研究》，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当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时，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仍然止步不前。在人类认识社会的进程如此艰难的局面下，本书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对象，探索这一领域中种种具有哲学意义的认识论难题，以及人们所做出的种种尝试。本书根据“认识过程本质上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理论前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着重论述社会作为认识客体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与认识过程相联系的特征。首先确定社会客体的感性形式，然后对“社会现象”这一概念进行界说，最后论述社会客体的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论难题。第二部分，论述社会认识主体的特征。通过强调社会认识主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进程，及其基本意识结构、价值结构和比拟特征，从而对社会认识主体做类型研究。第三部分，对社会认识过程做动态考察：首先，提出社会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并对由此所决定的认识论困难做出基本分析；其次，对在社会认识过程中主体把握客体的三种特殊机制进行研究，从而具体描述社会认识领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进程。
2.欧阳康主编：《社会认识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该书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中的一部，力图在“如何科学地认识社会”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使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可供实践和操作借鉴的方法论原则。社会认识即对社会的认识，或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相应地，社会认识论即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哲学理论，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力图借助多种参照系来揭示社会认识活动的特殊本质，帮助人们有效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作者认为，社会认识方法论，不是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罗列和描述”，而是“既有相对于各种具体的社会认识方法的普遍性，又有相对于各种一般认识方法和对非社会客体认识方法的特殊性”[42]。因此，作者在仔细论证了“社会认识科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认识方法论思想，并对社会观测、社会发现、社会理解、社会评价以及社会决策等活动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揭示了社会认识的传播机制、检验机制和进化机制，总结得出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方法论原则。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系统剖析了“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的真理性”和“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借用各种定量客观的观察、发现、评价及决策方法，系统构成了认识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富有见地的“科学化”路径。
3.刘远传：《社会本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把社会的本体论研究凸显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分支，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为此，该书从清理社会本体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出发，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和整体性研究方法，主张从解释学的角度对社会历史进行本体论的诠释。作者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力梳理历史上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将其分为英雄史观、神学本体论、自然主义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人本史观等主要形式，并分别加以具体的论述和分析，评析其成就与缺失，在此基础上发掘和阐发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将其定位于以现实的人为本的社会本体论。下篇则从横向各方面进一步阐发马克思哲学的以现实的人为本的社会本体论，分别论述了自然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活动的关系系统，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性存在，社会活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方式，社会规律及社会人的活动规律等，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见解，推进了社会本体论和社会认识论的研究。
4.欧阳康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视角。作者对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关注，是从深入开展社会认识论这一哲学研究角度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要在帮助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自我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功能，就必须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来加以研究，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任务。本书立足于当代大哲学的视野，探寻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对象性基础，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与功能、进程与发展、客观性和主体性、真理性和合理性、滞后性与超前性、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探讨人文社会研究中的说明与理解、认知与评价、规范转换与学科沟通，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体系。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重要地位的不断凸显，该书有助于学者更加深入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
5.章启群：《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该书隶属于“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系列丛书。该丛书运用当代诠释学的观点和方法，试图阐释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问题及解决途径，以展现诠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该书正是从哲学的视角来体现这一主题的。“西方诠释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43]狄尔泰之前，这仅是一种方法。海德格尔“认为理解问题的核心不是‘存在如何理解’，而是‘理解如何存在’”的观点彻底改造了传统诠释学，并奠定了哲学诠释学的基础。伽达默尔“由文本的理解入手，进一步讨论了意义与历史、世界、语言的关系，从而完成哲学诠释学的最后建构”[44]。由此，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西方解释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而建立的哲学，即现代诠释学。该书在对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对古典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换、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介绍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些思想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内在影响。
6.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该书是欧阳康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中的一部，由欧阳康约稿和编辑，并组织相关学者翻译，是“对世纪之交的英美哲学概况的综合性和分类性介绍”[45]，书中“各个部分的作者都是该分支领域中非常著名和重要的代表性学者”[46]。本书在构建和描绘世纪之交英美哲学全貌的基础上，突出了编者自身所关注的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内容。在“科学哲学”一章中，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围绕科学哲学中的十四个重要问题，对科学的性质、内容、方法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尤其是面对“社会科学可能吗？”这一问题，作者指出社会科学并不诉诸于齐一性的自然规律（定律）和公理化方法，而是寻求理解。在“社会科学哲学”一章中，大卫·鲁宾（David-Hillel Ruben）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开始，重点围绕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因果说明和非因果说明、行动及其说明和预测、合理性、相对主义、方法论、价值观等核心论题，做了详细的介绍，为读者勾勒出了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域的大致脉络。
7.魏鹤：《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自然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47]
自然主义的哲学理论和认识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自然主义研究路径逐渐占据哲学的重要地位。由此，本书主要是通过准确理解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将其合理地运用于社会理论的研究的。首先，本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有关自然主义问题的系统梳理，对自然主义概念及其本质特征进行界定。自然主义从自然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宇宙、社会和人，它是哲学一元论。其次，本书阐述了自然主义的方法在西方社会理论发展中的广泛使用，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早期，它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可以说，自然主义为社会理论研究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框架和见解，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弊端。另一方面，社会是由有意义的个人行为构成的，自然主义忽视社会生活的意义，因而受到学者们的批判。最后，作者希望通过批判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的新型实在论，来尝试将解释学的观点、社会批判的方法与这一新型实在论相融合，努力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因此，对自然主义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在实践上是可行的。
8.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该书作者主要研究科学哲学与方法论、本土社会心理学，致力于结合中西方文化，以科学哲学为基础，开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并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著有《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诠释》《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书。在推进社会科学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中，作者“深深体会到，要让科学或社会科学在非西方社会中落地生根，甚至开花结果，非西方社会中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有‘相应的理解’”[48]。而就台湾地区而言，鲜少有“讨论不同哲学课程与社会科学发展关联”以及“以某种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课程与著作，加之已有科学哲学著作的译笔生硬，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丰富，缺少一个整体把握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发展逻辑的鲜明线索，因而，作者决定撰写此书。他主要根据研究社会科学所依赖的研究基础的不同，将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的知识探讨，后半部分将“社会科学的哲学”作为研究基础集中探讨。针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二者的观点均有所差异。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产生五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客观研究路径可分为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观研究路径包括诠释学和批判理论。以此为逻辑线索，该书对上述五种具体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在最后一章中提出，可以将“企图整合‘客观/主观’两种截然不同研究路径的”建构实在论视作科学哲学的新起点。
9.袁继红：《社会科学解释研究：规律/规范、原因/理由与社会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9]
本书是国内研究社会科学解释论题的一部专著。由于作者认识到：“规律与规范、原因与理由是诠释与解释之争的核心，这两个对子既是社会科学解释研究的缩影，又可由它们开始，展开对社会科学的本质、社会科学规律存在、因果性与规范性、意向性与社会科学解释等社会科学重要问题的讨论。”[50]因此，作者以规律与规范、原因与理由同社会科学解释的关系这一视角展开问题域，“在书中维护自然主义立场，初步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51]。为了这一目标，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由于受到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科学观的束缚，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对于社会科学本质及其方法的定位都是有缺陷的，应该从后实证主义的新科学观入手重塑社会科学解释；（2）通过分析亨普尔所建立的经典科学解释模型的困境，考察亨普尔覆盖率模型应用于社会科学时所产生的适用性问题，并借鉴反自然主义者对亨普尔模型的批判及其替代性方案，提出从逻辑论旨和规律论旨这两个层次来改进覆盖率模型；（3）从国外学者关于信念、期望和行动之间解释关系的争论入手，重新辩护了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的观点，通过借鉴戴维森的意向解释理论，使规范得以进入社会科学解释，从而改造和修正了自然主义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论点。
10.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正如作者所言，“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条是实证主义的思路，另一条是诠释学的思路”，然而，“纵观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和诠释学的方法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又遇到各自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展开社会科学的哲学讨论，重点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诠释学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并把维特根斯坦的转向看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契机”[52]。在具体论述中，作者选取了实证主义和诠释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加以批判考察，指出这两个流派对社会科学的性质、目标和方法的论述都各有偏颇。通过考察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中关于社会科学核心论题“说明和理解”、“意向性问题”、“先验问题”等的论述，作者揭示了以维特根斯坦为引擎的分析哲学进路给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方法论研究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本书最后部分还着重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于温奇的理解方法、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等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总之，本书作者在整体的思想架构上，尝试打通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界限，在具体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力图使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从而为学界勾勒出一条社会科学哲学的清晰线索。
三、中文论文
近30年来，我们收集到的国内学界有关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般性论题与具体论题方面的论文近350篇，有关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博士论文有14篇（其中魏鹤与袁继红的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硕士论文有70余篇，现分别介绍如下。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一般性论题方面的论文。
1987年朱红文在《哲学动态》（第2期）发表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概观》，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和讨论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文章梳理了该学科的历史脉络，探讨了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社会科学哲学的四个主要问题等，从而将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面貌展现在学术界和公众面前。
1997年欧阳康在《人文杂志》（第2期）发表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构想——问题与构架》和2001年在《江海学刊》（第4期）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论纲》这两篇文章，围绕对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内容的认识论反思，描绘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逻辑和理论框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问题意识开始增强。
1999年谭仲鹢在《哲学动态》（第1期）发表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以问题为导向，介绍了社会科学中的合理选择理论与合理性原则、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争，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勾勒出了一条主线。
2006年周昌忠在《哲学研究》（第7期）发表的《试论社会科学的哲学本质》一文，认为“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范式向人文社会研究领域转移的产物”，社会科学哲学的哲学本质体现为，在存在论方面以“自由本体—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在认识论方面以“实践理性—理解”为认识特征；在方法论方面以“概念—超验演绎”为方法取向。
2008年吴畏在《哲学动态》（第7期）发表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三种态势》一文，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可能性”和“相对性”三个方面，较为宏观地把握了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态势。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反思方面的论文。
2003年朱红文在《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史的视角》一文，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探讨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从而阐明社会科学的学术空间和学术规范，同时也揭示出哲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文章以历时性的考察，宏观地把握了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张力，为我们反思社会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
2004年袁继红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3期）发表的《试析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观》一文，比较新颖地围绕社会科学中规则和规律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社会科学规律的内涵，以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为社会科学中规律存在的可能性做出了有力辩护。
2008年袁继红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期）发表的《论社会科学规律之可能性——从当代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角度看》一文，以金凯德和罗伯茨之间关于社会科学规律存在与否的论战为切入点，梳理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在此问题上的争执，通过反驳戴维森对社会科学规律的看法，为社会科学规律的存在和特征给出了自然主义的图景。
其三，社会科学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方面的论文。
1991年易江在《哲学动态》（第5期）发表的《行动理论中的说明问题》一文，是国内较早引介社会科学中行动理论问题的文章，作者从五个层面、四种进路，条分缕析地勾勒出该研究领域的全貌。
1994年杨耕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一文，以“科学抽象和科学解释”两大系统的区别为前提，从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野，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六种范式的分析与批判，提出了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思维坐标，来剖析社会结构，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构造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新范式。
1998年易江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发表的《行动说明理论的哲学传统》一文，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来区分行动解释（说明）的主要思想倾向，分别考察了其主导性的解释模型。
2002年王巍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科学说明和历史解释：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论统一性》一文，对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型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作者认为，亨普尔的“含涉性定律论旨”模型（覆盖律模型）在历史说明中是必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负载价值，而经验科学方法论是统一的，即说明和解释，这些不仅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歧，反而是其方法论统一性的核心依据。
2003年朱红文和冯周卓在《求索》（第5期）发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和视角》一文，比较新颖地提出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把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2004年吴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期）发表的《社会知识论还是社会认识论？》一文，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结合当代西方学者的阐释，廓清了社会知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概念，从而为跨学科研究规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周业勤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的《从实体到关系：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与超越》一文，围绕社会科学中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这一经典论题，主张抛弃本体论层面的二元论预设，解构实体，将研究视角由实体转向关系，从而在社会学方法领域扬弃二元对立。
2006年袁继红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6期）发表的《覆盖律解释与意向性解释》一文，将意向性解释和覆盖律解释的区别归结于二者对社会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性质和目标的界定，导致了覆盖律解释的失败，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在方法论层面弥合了意向性解释和覆盖律解释的分歧。
2007年吴畏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发表的《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一文，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通过介绍批判实在论对社会实在的重新界定，说明了对方法论的新理解，提出“说明批判”这一社会科学的解放主题。
2007年袁继红在《山东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的《论批判实在论的社会科学解释观》一文，从批判实在论对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方法的批评入手，通过分析巴斯卡的社会科学本体论论证，提供了社会科学解释研究的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2008年袁继红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发表的《规范如何进入社会科学解释——对当代自然主义基于语境模型的语义分析》一文，围绕“社会科学解释中是否容纳规范或规范的陈述”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语境模型的语义条件修正，从而实现了自然主义与意向性两种解释范式的融合，为规范性描述进入社会科学解释提供了路径。
2008年徐竹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从方法论重构到先验旨趣分析——论现象学科学哲学中科学说明研究的范式转换》一文，从对亨普尔“演绎—律则”模型的先验旨趣分析入手，描绘了不同类型的解释（说明）与先验旨趣之间的具体关系，强调了实在论因果机制解释模型“为社会技术提供基础”的先验旨趣。
2009年张庆熊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对“说明”和“理解”的重新思考》一文，以“实践的转向”来刻画维特根斯坦对解释（说明）和理解问题的整合，摒弃了二元论观点。
2009年闻凤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9期）发表的《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冲突及其消弭》一文指出，社会科学中理解方法论和实证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冲突，都是由片面的社会哲学所导致的。作者主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融合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来构建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2012年徐竹在《哲学动态》（第3期）发表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因果机制理论述评》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因果机制概念的提出及其科学哲学理论背景，通过对“机制”概念的实在论含义和生成性含义的澄清，为我们研究社会因果机制理论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2014年张庆熊在《探索与争鸣》（第11期）发表的《寻求“说明”和“理解”的整合——论近200年来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线索》一文，通过梳理社会科学中理解与解释（说明）之争的由来与发展，在新的视角下考察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争论的综合。
其四，科学哲学家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
2007年万丹在《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发表的《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一文，从波普尔对社会科学规定性的界定和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及其与波普尔知识观、政治观的联系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思了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体系。
2008年郭金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6期）发表的《温奇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一文，分析了温奇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日常语言哲学理论的运用，勾勒出温奇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轮廓，促进了国内学界对温奇思想的认识和反思。
2008年吴畏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的《费耶阿本德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一文，梳理了费耶阿本德以知识论建构社会科学实践，以合理性建构社会科学的理性特征，以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开辟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路径，并从这三方面的贡献入手，充分挖掘了费耶阿本德思想体系中的社会科学哲学意涵。
2009年郭金杰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查尔斯·泰勒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一文，考察了查尔斯·泰勒对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批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诠释性理解的强调，为学界反思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借鉴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2009年闻凤兰在《学习与探索》（第6期）发表的《论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从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整个理论背景出发，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前提、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其五，有关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硕、博士论文。
1991年陶远华的博士论文《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研究》，从认识论角度反思社会科学。通过剖析三种关于社会科学的典型观点，作者澄清了社会科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和目标，进而从作为探索性认识活动的社会科学、作为方法的社会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社会科学三个方面，对社会科学进行了认识论研究。[53]从而阐明了作者对社会科学性质的基本看法。在论证过程中，作者结合了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性质的观点，对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理论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考察。从而为学界反思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进路。
2007年丁五启的博士论文《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从哲学视角审视了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论的思想来源、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向，为学界勾勒出这一研究领域的全貌。在具体论述中，作者首先梳理了社会认识论的三种思想来源，着重强调了社会认识论的社会化倾向和自然主义形态，进而以一种真相论的分析，阐述了个体认识论中知识获取的因果可靠性路径和知识辩护的真理性，并从实践维度考察了知识信念分析的认知实践转向，强调了他人证词的认识基础地位。此外，作者也澄清了通常被视为广义社会认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围和内涵。总之，这篇论文以较为广阔的视野澄清了社会认识论与自然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
2007年闻凤兰的博士论文《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是国内研究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最为系统和深入的文献。作者不囿于社会科学哲学，而是在波普尔整个思想框架的语境下，具体考察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容，批判地分析了波普尔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本文主体部分论证了：（1）波普尔在批判方法论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传统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诠释性理解等理论的基础上，以方法论约定主义、科学方法的统一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为依据，结合了“证伪主义”、“猜想与反驳”等科学哲学方法论和“第三世界”本体论，建构出了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2）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境况分析法为核心，其基本内容还包括客观理解法和渐进技术法，这一方法论体系的提出借鉴了经济学理论；（3）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具体化和境况化。
2009年柳海涛的博士论文《社会的语言结构——塞尔社会哲学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塞尔的社会哲学思想。由于作者认为：“塞尔对社会实在的说明区别于社会科学的经验实证主义，而是一种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所以，他的社会哲学思想应仍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54]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集体意向性理论出发，去分析他的社会哲学的。论文主体部分以塞尔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入手，阐明了社会实在所蕴含的意向性和语言符号要素；作者进而论证了集体意向性是社会客观性的保障，而语言符号是社会实在的根本构成部分，二者都是社会制度事实的内在构成部分。由此，通过分析制度事实中规则的运作，作者将社会实在的建构和规则的建构视为统一过程，并将塞尔的理论引入社会秩序和社会转型的实践考察中去。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社会本体论和语言哲学出发，反思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新视角。
2009年夏代云的博士论文《社会科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从可还原性的视角分析》，从可还原性视角，重新建构了社会科学理论模型，从而为整合并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在全文的论证过程中，作者首先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要点，指出可还原性渗透在这一争论的两大焦点——本体论承诺和方法论解释原则之中。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及其争论，以及二者的方法论主张及其争论入手，通过考察争论中各种强弱形式观点的困境，提出并论证了一种部分可还原整体论（简作PRH），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55]。可见，本文作者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立场，以模型化方法重新建构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论。
2010年赵华的博士论文《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是研究“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论文围绕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