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英国学院派左派理论家，雅索普思想的来源如前面所述，是多元的，其个人理论兴趣也很广博，这给我们定位其理论位置带来了一些难处。然而，雅索普曾说要通过对战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全面研究，找出像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可能形态。而且，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就坚持从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出发，坚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和周期。并且，他曾坚决否认自己属于像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潮流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因此，本文将他界定为具有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新葛兰西主义者。

首先，雅索普对国家理论的兴趣是从研究葛兰西开始的，他的整个理论运作受葛兰西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启发。同时受到比比奥（Norberto Bobbio）等人对葛兰西重新阐释的影响。他们认为，葛兰西将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不是像马克思一样将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关系，并以这种经济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基础。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将政治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的作用凸现出来，这正是“霸权”概念的创造性所在。雅索普对国家的理解框架，即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策略竞争与选择，是在吸收了葛兰西及普兰查斯“国家是社会关系”启示的基础上，接合调节学派的市场非自洽性及波兰尼的“市场社会”等洞见而形成的。而近期他更是关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也主要是受到葛兰西的上层建筑和霸权思想的启发。要言之，他是在葛兰西开创的理论路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的。同时，他也受到经阿尔都塞中介过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创的从抽象与具体关系的影响，也受惠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影响，这从他对自己方法的命名“策略—关系”中保留“关系”，即某种意义上的“结构”，便可看出端倪。但是，在具体理论演绎中，雅索普已经删除了“最终决定”，走向纯粹具体中的偶然接合。

新葛兰西主义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与问题式，它们只是共享着葛兰西的资源。众所周知，国际知名的新葛兰西主义很多出现于英国，如以文化研究闻名的伯明翰学派、以后马克思主义闻名的拉克劳、墨菲等人。雅索普与他们理论的共同点在于都受到葛兰西思想复兴的影响，都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都对接合方法有亲近感。但他们的区别并不仅仅是研究主题的不同——伯明翰学派研究意识形态、拉克劳等人研究激进民主、雅索普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区别是雅索普与其他人的研究视角，或者说问题式、方法的区分。雅索普国家理论成熟后的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维综合，是前学科与后学科的接合，并非只从其中的一个部分出发的片面深刻。因而雅索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一定意义上是具体复杂的，是全面的，而非片面和简单抽象的。再有，以上的分歧也造成了他们对待接合方法的理解上的一些差别。

其次，雅索普的理论立场与后马克思思潮的异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理论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话语。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反对同一性对总体性的逻辑消解，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然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还是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批判性地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被否定了，虽然他们仍然坚称继承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精神。

与他们相区别的是，雅索普始终坚称他的方法之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他在指出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在再生产中的节点性作用的同时，却拒斥了任何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只是策略性地将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并列，并认为当它们同等地在国家这个策略平台上竞争时，经济“有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他通过认定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性，否定了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最终将这一地位转让给了二元式的伦理国家。但是，雅索普与后马克思思潮又有所区隔。后马克思思潮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架构的历史性超越，而雅索普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

再次，雅索普并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我认同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的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是某种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民主的知识分子立场，它在话语形式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而压抑了它的核心——生产力、阶级和革命等”；“他们的知识规划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定点爆破所形成的，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外部引入的”。雅索普虽然在理论的后期吸收了拉克劳等人的话语分析，但是对他们排斥经济学和经验主义的研究不以为然。在1990年的著作中，他就批评了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雅索普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他本人就吸收了大量异质性的理论思想。

雅索普的理论立场与张一兵教授所指称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换的同时，仍然坚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有某种相似，而且两者都自指为马克思主义。如果承认哈维对后现代的缘起的经济学考察，以灵活积累、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制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的根源。那么雅索普所界定的作为后福特生产的调节方式的“熊彼特主义后民族工作福利国家”与后现代就有了相似的表征。但是，鉴于不能完全排除“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暧昧、能指的漂浮，并且雅索普本人的具体知识规划与后现代思潮没有直接明显的“接合”，因此本文暂不考虑将其理论纳入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最后，从其理论逻辑看，雅索普这里则有一个从“晚期马克思主义”那里走进与出离的问题，或者叫游离于晚期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雅索普坚持从生产范式、资本逻辑出发，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又溢出这一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原则。也许，这就是当代英国左翼学者的一种新特点。

鉴于以上看法，为了彰显雅索普的思想坐标以及本文的立场，我将他界定为一个新葛兰西主义者。如果说后马克思思潮的主题是走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同一性或本质主义、历史主义的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激进民主，那么作为新葛兰西主义者的雅索普的问题式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对国家性质与功能的新定位。

[1] 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1946—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社会学杰出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治学、国家理论、调节理论、批判实在论、治理与治理失效等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他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超越调节方式》和《国家权力》等著作。

[2] Bob Jessop，Social Order，Reform，and Revolution，Macmillan，1972.

[3] 参见Bob Jessop，Traditionalism，Conservatism，and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Allen and Unwin，1973.

[4] 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p.30.该书为雅索普先生赠予笔者的最新著作的电子版。以下凡本文引用该书的页码，均为电子版的页码。

[5] 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p.17.

[6] Bob Jessop，“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December，1977，pp.353-373.

[8] Bob Jessop，The Capitalist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n Robertson Press，1982，p.252.

[9] Bob Jessop，The Capitalist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n Robertson Press，1982，pp.211-259.

[10] 雅索普1979年与普兰查斯在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大会上相识，那时他就想写一部普兰查斯的传记，后来由于后者突然去世写作计划一度搁浅，但不久之后又重新准备写作。

[11] 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导言。

[12] 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

[13] 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40.

[14] 出版于2006年的《调节理论：让资本主义经济是其所是》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与本文主题只是部分相关；《国家权力》一书，主要是雅索普此前国家理论的一种具体运用与回顾；《文化政治经济学》尚在写作中，其中有一些成果已发表。基于这些情况，本文对以上三部著作只做选择性的分析，不将其作为本文的主要研讨对象。

[15] Bob 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Martin Robertson Press，1982，p.211.

[16] 参见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pp.30-66.

[17] 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p.17.

[18] Bob Jessop，Conventionist，Conservatism，and Britain Political Culture，Allen and Unwin，1974，p.1.

[19] 这里指某些事件或运动集中起来可以产生一些统一的效果。详细解说可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 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1.

[21] 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8.

[22] 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58.

[23] 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60.

[24] Bob Jessop，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and the State，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y，Routledge，London，UK，2005，p.144.

[25] 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2007，p.29.

[26] ［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7] 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275.

[28] 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