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8日的演讲中，福柯重点讨论了经济人（l’homo oeconomicus）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福柯这里的思考主要针对当时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出现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福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贯穿于18世纪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主题。在这种假设中，“经济人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其利益自发地（spontanément）趋同于（converger）其他人的利益”[36]。这是原先神学中那句“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另一种说法。经济人，就是意味着“放任自由”（laisse faire），可是，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原子（atome de liberté）。因为，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上，通常他都会被作为可操控者重新引回到经济环境中来，成为根子上并不自由的可操控的被治理者。在福柯看来，这是一个自由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法则之间出现的悖论。

为此，福柯引述了孔多塞[37]的《人类精神进步》（L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一书。他说，在此书中孔多塞讨论过这种被称之为经济人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经济人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无数无法预见的东西，其中，“每个个人从属于一个整体，后者是一个无法控制、无法规定的，它是物的进程和世界的进程（le cours de choses et le cours du monde）”，个人利益的实现，恰恰与“大量个人之外的要素有关”。于是，经济人只能处于某种不自由的“不定的内在场”（champ d’immanence indéfini）[38]之中。在福柯看来，在市场活动中被资产阶级假设为自由、自主的经济人，实际上处于“双重的不自主（double involontaire）、双重不确定（double indéfini）和双重无法总计（double non-totalisable）”的可笑处境之中。双重不自主是指，大量偶然因素作用于经济人的活动结果上的不自主和他不自主地为他人的利益做事；双重不确定和双重无法总计是指，经济人的利益“所依赖的那些偶然属于一个我们既不能贯穿也不能总计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产出自己的利益而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未明确，一种无法总计和不确定”[39]。福柯说，这个看起来是独立主体的自由经济人，实际上却是一个被市场中自生成的看不见的手（main invisible）支配的可怜木偶。福柯在此讲座中20余次使用main invisible这一词组。这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政治经济学中的斯密。

福柯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些像马勒布朗士[40]的无脸上帝。或者依阿甘本的解读，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喻源自神学中的上帝的无形之手。[41]福柯认为，传统上人们通常都是关注斯密所说的那只有力量的手，“即某种好像有神意的东西把所有分散的线条编织在一起”，但是，同样重要的恰恰是斯密这里强调的“不可见性”（invisible）。[42]这个不可见性的直接构境意义是政治权力的不可见，是君主和所有主体性干预的不可见。在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自发地组合各种利益，同时它禁止所有形式的干预，甚至所有形式的、总体化经济进程的高瞻远瞩”[43]。阿甘本曾经引述迪迪耶·德鲁勒（Didier Deleule）的话说，“在现代思想中，从休谟到亚当·斯密，一个可以与神恩理论进行完美类比的概念出现了。它打破了第一原因的优先性，并用一种内在性后果的纯偶然博弈所产生的秩序取而代之”[44]。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rationalité）恰恰是由经济进程的总体的不可知性（inconnaissabilité de la totalité）所奠基的。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一门无神论的学科，经济学是一门无上帝（sans Dieu）的学科，经济学是一门无总体性（sans totalité）的学科”[45]。这种性质，当然也会是全部资产阶级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的本质。福柯在此讲座中140余次使用société civile这一词组。

1979年4月4日，在本年度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福柯集中讨论了公民社会的问题。在他看来，经济人与公民社会是资本主义体制中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自由的经济人的假设点“填满了公民社会之深厚的、完整的、复杂的实在性”，或者说，“公民社会是一种具体的集合体（ensemble），在其内部，这些理想的点，这些经济人应该重新归位以便对其管理。因此，经济人与公民社会属于同一个集合体，即自由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l’ensemble de la technologie de la gouvernementalité libérale）”[46]。

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了一个无主体的经济场（champ économique），在这个自发运转的经济模式中，产生了全新的自然主义治理技艺。当这种治理被引入整个社会的控制中时，也就生成了所谓公民社会这一新的参照场（champ de référence nouveau）。[47]福柯说：

公民社会不是一个哲学概念，我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治理技术学的概念（concept de technologie gouvernementale），确切地说它是治理技术学的相关项，而治理技术学的合理措施应该以法律的方式与一种生产和交换过程意义上的经济相挂钩（indexée）。治理术的法学结构与经济学结构相挂钩，这就是公民社会的问题。[48]

这还是马克思的理路，经济实践结构裁决法学结构。福柯认为，公民社会不是一个政治哲学理念，它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技术学。这是一个很激进的判断。在福柯这里，资产阶级的公民社会就是一种新型社会治理的实现，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治理，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一种既服从权利法规又尊重经济特殊性（spécificité de l’économie）的治理，它将是一种管理公民社会、管理国民、管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的治理”[49]。

在分析了弗格森[50]《公民社会史论》（Essai sur l’histoire dela société civile）一书中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之后，福柯最后小结说，资产阶级的公民社会的确建构了一种与传统君主权力完全不同的新型治理合理性——自由主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实质是“如何治理，如何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51]。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就由此诞生。

[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代表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认知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等。

[2] 法兰西学院是当时法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法国皇家讲座学院，法兰西学院由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30年建立。学院下设52个讲座教授，均由当下各领域最杰出的学者组成。每位教授在一年中必须向公众开设12个分开讲座，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福柯于1970年当选“思想体系史”教授。

[3] 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引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p.4.

[5] ［美］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6]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引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p.4.

[7] 同上书，第3页。

[8]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9] 同上书，第11页。引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p.15.

[10] 同上书，第11页。

[11] 参见［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12] 同上书，第12页。

[13]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14] 同上书，第13页。

[15]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16] 同上书，第25页。

[17] 参见［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8] 参见［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19] 同上书，第27页。

[20]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1] 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250页。

[22]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引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pp.33-34.

[23] 同上书，第28页。

[24]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25] 同上书，第38页。

[26]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27] 同上书，第51页。

[28]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29] 同上书，第53页。

[30]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31] 同上书，第55页。

[32] 同上书，第54页。

[33]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34] 同上书，第54页。

[35] 同上书，第56页。

[36]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37] 孔多塞（Marie-Jean-Antoine-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782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代表作为《人类精神进步》（1795）等。

[38]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39] 同上书，第246页。

[40] 马勒布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17世纪笛卡儿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代表作：《真理的探索》（1675）、《论自然和恩赐》（1680）、《论道德》（1684）、《关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探讨》（1688）以及《论对上帝的爱》（1697）等。

[41] Giorgio Agamben，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84.

[42]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43] 同上书，第247页。

[44] Giorgio Agamben，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Translated by Lorenzo Chies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22.

[45]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46]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47] 参见［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48]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引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1978-1979，Paris：Gallimard，2004，pp.299-300.

[49] 同上书，第262页。

[50] 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1759年起任爱丁堡大学哲学教授。代表作：《文明社会史论》（1767）、《论历史的进步和罗马共和国的终结》（1783）等。

[51]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