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仰慕并躬行宋明心性之学，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因此，他们以一种颓丧的心情看待五四运动以来的时代，称其为“战国时代”。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认为，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时代精神日趋堕落”[135]，而“战国时代犹今日之时代也”[136]。他所谓今日之时代，即指五四至80年代。他在1988年年底于香港举行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也佐证了他对时代问题的看法未变。简言之，牟宗三认为，今日之时代是“一个没落的时代，一个从根本上出问题的时代”，是“一个歪曲的时代”[137]。

牟宗三认为，这个弊端丛生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而言，主要表现为近代以来人文主义之沉落。他说，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宗教在文化理想时代精神方面的鼓舞作用日渐消沉，只成为婆婆妈妈的生活习惯。启蒙思想以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运动，已开花结果而成为现实的民主政治制度。由此，其鼓舞时代精神、指导文化理想的作用已停止并消失。人们只注意了科学成就，而忽视了道德精神文化理想的价值和指导作用，导致人心沉溺于物欲的可悲境地。

依牟宗三看来，这种人心沉溺于物欲的时代，是“上帝”归寂的时代，从科学方面说，便是爱因斯坦的时代。“爱因斯坦时代的基本精神是‘事法界’的认识，不是‘理法界’的认识。”[138]换言之，爱因斯坦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对事欲的现象世界的认识，而不是对真理性的本体世界的认识。牟宗三这里借用佛教华严宗“四法界”说的“理法界”“事法界”概念，对近代科学作价值判断，反映了现代新儒家重形上追求的思想特征。

牟宗三认为，“时代精神日趋堕落”的“战国时代”，其在中国的表现，是“物量”精神的泛滥。他对五四以来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质问道：“试问五四运动以来，吾民族的社会风气是不是一个放纵恣肆堕落茫然的物量精神？”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谓物量精神，依牟宗三解释，即是把一切看成物而尽量利用之，而看不到理性生命、精神生命。他指斥道：“放纵恣肆的物量精神，没有理想，没有文化意识，只是现实、功利、个人、自私的虚无主义、理智主义。”[139]

在牟宗三看来，之所以时风颓败、时代堕落，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唯科学主义的泛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浮气躁，一心做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综合而言，牟宗三认为，时代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承认今日中国问题，乃是世界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文化生命之郁结，是文化理想之背驰。”[140]“今日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之总症结是在文化理想之冲突，可以说整个是一文化问题。”[141]因此，人人应该对时代精神有所反省，有所觉醒。这种觉醒，便是所谓“人的呼唤”。“人的呼唤就是人对于上帝的呼唤，也就是对于人自己的呼唤。这是一种悲情的呼声。这种悲情是一种对于时代的悲情。”[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