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具有兼容天下的意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等等，都反映出传统儒家兼容天下的开放意识。当代新儒家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开放意识。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共同署名发表了著名的“文化宣言”[66]。在该文中，这些当代新儒学的重镇在充分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生命的同时，明确提出中西文化应当真诚地相互学习。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值得一切民族学习；中国文化应当吸纳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以充实自身“圆而神”的智慧。西方人应当学习中国文化“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的襟抱，“圆而神”的智慧，天下一家之情怀，等等。应当说，当代新儒学这些思想，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有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襟怀。传统儒学“以夏变夷”的自大心态，在这里转化成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壮大自身的文化自觉的精神。

“当代新儒学”指涉的范围甚宽，它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以至中国大陆的认同并实践当代新儒学价值理想的学者，而以中国台湾的当代新儒学阵营为核心。近年来，当代新儒学人物都在为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奋斗。继承传统，面向世界，面向现实，奋力拓展，是其思想主流。台湾当代新儒学的学术阵地《鹅湖》月刊，创刊于1975年，迄今已经出版330期，发表了大量的“以宋明儒学上溯孔孟老庄为诠释的立足点”的文章。此外，还创办了《鹅湖学志》。每两年举办一次“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办六届），每两年举办一次台湾地区的学术会议（已办八届），每月举办一次公开讲座，每星期举行一次读书会，每年不定期举行三次至四次时论、座谈会。鹅湖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以及学生书局、文津出版社，都出版了大量的当代新儒学的学术论著。这些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以及出版的数量甚丰的论著，吸纳了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在内的不同地区、国度、人种、学术观念的学者的参与，在总体上反映了其兼容意识。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当代新儒学要固守“返本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要坚持统绪意识，因而在其组织、参与的海内外诸多学术活动中，过分强调其“道”的至上性和唯一正当性，导致对于非当代新儒学阵营学者的不够兼容，特别是对大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学者的“同情性的理解”的误解。甚至，在当代新儒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所谓“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之争。而所谓“护教的新儒学”，不外就是坚守当代新儒学的价值理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固守其道，维护其统。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明辉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的批评，[67]“中央大学”杨祖汉对余英时的批评，对复旦大学杨泽波的回应以及对香港科技大学冯耀明的批评等，[68]蔡仁厚对其师牟宗三思想的谨守，等等，都反映出“护教的新儒学”的某些特征。而所谓“批判的新儒学”，诸如林安梧、邱黄海、谢大宁、郑志明等人，[69]不过是要想在思维空间和学术理路方面在既有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而已。他们自称为“后新儒学”，提出了自认的与“新儒学”的诸多不同之处，但其基本学术价值观和社会理念，与“新儒学”并无二致。真正明显的区别，恐怕是其提出的对于当代新儒学思想纲领的“返本开新”的诠释。例如林安梧认为，当代新儒学的问题，不是“返本开新”，不是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新外王）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如何调理人的实存问题”，亦即由“外王”而“内圣”。尽管如此，林安梧还是没有超越“内圣”“外王”的儒家思维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后新儒学”（“批判的新儒学”——姑且借用这一名词），也属于守道护统的范畴。此外，蔡仁厚、周博裕宣称的“天下不归于儒，天理何在”的愤慨，[70]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独断”，但我们说他们属于守道护统的比较极端的典型，恐怕不为过。由此，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学既要保持兼容开放的意识，又要守道护统，二者相互纠结，“剪不断，理还乱”，从而造成了其发展的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