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的文化价值观，以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为标的，以排拒欧风美雨的侵袭为己务，以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为前瞻，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重构中国文化体系为现实目的。

现代新儒学的首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困境，自认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欲图使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有所发展，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而怀抱着“灵根自植”的理想，发出“悲情的呼声”，著高文，发宏论，以对治五四以来的“战国时代”的种种文化弊端，超越“事法界”的时代精神，恢复“理法界”的精神认识。

面对近代西学东渐以后所出现的传统价值系统的崩解，唐、牟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优劣，并由此演绎出了自己的文化精神价值论。

唐君毅指出，中西文化有不同的精神方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和科学。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中西文化关注的对象不同。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社会和被人伦常化和情感化的自然界，因而它是政治的、道德的和艺术的。质言之，是人文主义的。西方文化关注的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类存在的自然形式，以及对绝对的、普遍的精神的信仰和追求，是纯粹客观的探究，而不会将政治意愿和道德情感灌注其中，因而它是科学的、客观的，颇具宗教情怀的，同时也是冷峻的、无情的。质言之，是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的。

牟宗三认为，中西文化有着重大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劣。其差异主要有三。其一，对世界对象的把握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希腊传统，首先把握“自然”，表现“理智”，因而开出逻辑、数学和科学，这是以“智”为笼罩者，故曰智的系统。中国文化首先把握“生命”，讲正德利用厚生以安顿生命，由此点出仁义之心性。这就一方面客观地开而为礼乐型的教化系统；另一方面主观地开而为心性之学。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称做内圣外王，成为道德政治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以“仁”为统摄和实践的最高原则，故亦曰仁的系统。综合而言，中国文化又可概括为践仁的礼乐型的文化系统。

其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二者文化生命的基本精神不同。中国文化是“以理生气”，西方文化是“以气尽理”。中国的成圣成贤的心性之学，“是文化生命之灵魂”，可以“引生无尽的未来”[55]。“心性之学最大之作用就是‘以理生气’，此是文化不断之超越原则，亦是实践之超越原则。”[56]能奉行“以理生气”的大道，就能以德行化才、情、气，润生护生，不致才穷、情尽、气竭。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便会以仁的实现为己任，开出生命之源、价值之源、理想之源。西方文化“以气尽理”的基本精神，顺着人的生命需求办事，尽量利用其才、情、气，以创造文化。它不以德性为主，不是内在于心性之中的德性之理，而是外在的事物之理。它虽能生天生地，但终有才穷、情尽、气竭之时，因而西方文化总是“周期断灭”，不能像中国文化之悠久无疆。

其三，中西文化之异，在于二者的主体内容不同。中国文化以人文主义为主体，西方文化以神本和物本为主体。在中国，人文主义彻底透显，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之骨干。作为西方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的基督教，其精神是神本而非人本。作为西方文化的另一主体内容的希腊传统，其基本精神是物本。在“这两个本的夹逼下，把人本闷住了，所以人文主义在西方一直抬不起头来”[57]。

根据以上理解，牟宗三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千秋。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础的践仁的礼乐型的中国文化，有助于价值领域的开拓和文化生命的承续，但却缺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西方文化在神本和物本中摇摆前进，以气尽理，凭才、情、气的运用，而建构了一整套科学系统和民主政治。但它却因此而缺乏向内安顿自我、调适护卫文化发展机制的功能。因此，中西文化应当互相学习，“谐和统一，相资相补”。

唐、牟二人关于中西文化差异长短的论说，植根于他们的中国文化精神价值观。从总体上看，他们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生命活力，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具有发展的无限性。唐君毅反复申论，中国文化“其价值原白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58]。中国文化的统绪意识、内在超越精神、实践理性、融摄精神、天人合德观念等，[59]都是值得人们珍惜并发扬光大的。这些文化精神价值观，逻辑地使中国文化成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旨趣、重心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于其道德理想的超越和人文意识的充实。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础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是人们的价值意识的来源和根据。只有认同并躬行“道德的理想主义”，才能提升价值意识，才能讲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因此，“在传统的一切思想学术中，只有儒家的文化系统可以作为我们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60]。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实现，必然包含人文主义的完成。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价值观念的开发。因此，他提出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学问”：（1）重视道德宗教的学问，以弘扬“道统”；（2）重视民主政治并促其实现，以继承“政统”；（3）重视科学知识，以延续“学统”。

显然，新儒学所宣扬的中国文化精神价值观，是以对物欲的超越为基准的。正如牟宗三所说，以儒家“休惕恻隐”之心为心理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一贯反对人心陷于物欲之中，反对“顺顶躯壳起念”（王阳明语），反对只凭生理本能生活。这种重视道德理性的指导作用、重视个体修养的价值观，有其合理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新儒学的文化价值观，以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为本根，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维护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着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在西方思潮滚滚而来的今天，在传统价值系统解体、新型价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新儒学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无疑可以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当然，新儒学把中国文化的复兴，寄托于对儒家心性之学的闲发、弘扬和“创造性转化”，寄托于用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规整，则未免失之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