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是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历史遗产。从文化的民族性的一面来看，儒家文化有其特定的精神价值。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能够反映思维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本质特征的东西，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它的特点是：第一，能够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基本特质，具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第二，能够反映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第三，具有超越性，即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的内容和精神，与民族存亡共始终。民族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精神力量的汇聚，必然包含着该民族积极向上的思想因素，因而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特定民族精神文明的积累和演化，因而具有世代相继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的主体，都毫无例外地是人民群众；任何类型的文化发展的最深厚的根源，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因而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这种发展的连续性和创造的人民性，包蕴着特定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可以不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带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

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时候，必须注意民族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批判继承，创造转化，推陈出新；同时，又要注意从辩证发展的观点考察问题，超越华夏中心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从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以增强民族文化的机体。

根据这种认识，我认为，即使从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审视，儒家文化的思想内容，也有值得重视的合理方面。概括而言，儒家文化的合理追求有：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德业双修的精神境界、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

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生一世，必须建功立业，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儒家经典《左传》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6]；《周易》宣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7]。这些，都是激励人们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尽管《孝经》宣扬的“立身扬名”论有着今天必须彻底否定的时代和阶级内容，但它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劝诫人们要树立角色意识，按照社会伦理政治规范行事，争取有所作为、有所前进的思想。它所宣扬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师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故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18]的思想，从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一面看，当然是为了驯化人们的自我意识，维护专制主义统治。但是，我们透过其表象，通过民主文化心理的积淀的一面来看，却可以看到这里面蕴涵着一种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果把这种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批判性地转化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内容，赋予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则可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力量。至于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明确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更是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人生观，成为激励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可见，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作为儒家文化的基本品格，它不仅是鞭策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前进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今天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重要的人文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资源。

在提倡并努力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儒家文化特别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儒学创始人孔子教育弟子要当“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还坚决主张并身体力行其“道”，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19]的独立人格。邦有道，自身贫贱，深感耻辱；邦无道，即使自身富贵，却深以为耻。“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便是最好的注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一方面，提出一系列文教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构想，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表现出强烈的事功倾向；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著名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21]的义利观，强调道德理想之类形上追求的价值，从而突出了个体修养的意义，兼顾了德与业的双修并持。他在其《士不遇赋》中，力主：“贞士耿介而自束”，“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便是坚持独立人格，以义节利、以德导业的明证。实际上，儒家所一再宣扬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是为了凸显德业双修的人格追求的文化内涵，是为了高扬儒家人文理想的旗帜，而不是如同某些论者所说，单纯是为了贬斥“利”的地位。显然，儒家文化中这种德业双修的人格追求，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对于传统人文精神的流布，有着积极的意义。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基本特征之一。《周易·系辞下》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中庸》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内逐渐吸收、容纳了本土文化中的道、墨、法、阴阳等诸多流派的思想，对外容留并吸纳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表明它有很强的兼容性。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又多元并举的复合体。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民胞物与”、和而不同等思想，对我们民族精神影响至深，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便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