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与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属于深层文化结构的思想要素。就其内涵而言，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特定民族的思想整合力量，是该民族文化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具体说来，就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方面由离散到聚合、由波动到稳定、由混乱到协同的特定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该民族集合人心、整齐力量、团结族类的思想纽带，是该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它主要表现为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和精神风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相对稳定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又是历史地发展着的。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表现样式。但就其前后相继的一贯性，文化心理认同的一致性而言，以下诸方面是其主要内容。

第一，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到汉唐以至宋明，思想家们往往是将中国看做一个政治概念、文化概念，而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世代相袭、普天认同的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观念，便是其具体反映。在先秦时期，思想家、政治家们十分重视道德理想的追求，强调文化精神价值的可贵。重视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传统，便是其表现之一。依儒家的眼光，华夏与夷狄有着行为上的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区别，有着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重大差异。因此，要以文明进步的程度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传说中的孔子修《春秋》，严夷夏之防，便是以礼义道德为原则。诸侯行为不合礼义道德的，便以夷狄看待；夷狄行为合乎礼义道德的，便以中国看待。孟子坚信进步文化能够改变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绝不可能改变进步文化。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6]，便是这种信念的体现。汉代研治《春秋》的公羊家明确认为，夷狄与中国的区别，并非种族或地域的不同，而是文化道德的有无。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认为，《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郊之战，晋国大败，《春秋》褒扬处于夷狄之邦的楚国合乎礼义，贬斥属于诸夏部族的晋国不合礼义，就在于《春秋》无通辞，以是否符合礼义为转移。晋国不讲礼义，虽属诸夏之国，也“变而为夷狄”；楚国恪守礼义，虽属夷狄之邦，却“变而为君子”[7]。夷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通过对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弘扬，进一步凸显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标准及其意义，沟通了夷夏之间在文化心理上的联系。这种夷夏互变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理性精神的重要成分，是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于将“夷夏之大防”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工具，则是唐以后的事，不应由此前的人们代后人受过。而且，即使在唐以后，进步的思想家也是在文化理性高低的层面，区别夷夏界限的。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们，主张“师夷长技”，实际上是承认“夷人”器物文明高于华夏之邦。谭嗣同认为：“今（近代）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8]可见，夷夏之别的标准，是文明进步的高下。

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还突出地表现为对个体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理性，讲究人禽之辨、义利之辨。作为传统雅文化主流的儒、道、墨、法诸学派，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但都承认并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对堕于物欲而不自拔。儒家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观，无道则隐；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苟且偷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10]。孟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1]的大丈夫。董仲舒反对“屈意从人”“随世而轮转”“矫情而获百利”，主张“正心归善”[12]。老庄道家力求保全人的真实纯朴本性，不卖身求荣。他们宁可清心寡欲，也不迎合卑劣的统治者。墨家义利并举，但以义为重，以兼爱天下为张本。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他们是以忠君报国、天下一统为迫求。这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约束自己，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效劳，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文化理想追求。可见，超越物欲，超越动物本能，做有道德修养和文化生命的人，是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生命的逻辑要求和必然归宿。当然，传统的道德修养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我们应当从文化的时代性的层面，予以把握扬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从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继承性的理论高度，给予实事求是的价值评判和消化吸收。

第二，历久弥坚的大一统观念。自西周以来，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大一统观念便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心中，成为每个人自觉信守的行为准则。作为中国传统雅文化主流的诸家学说，尽管在政治文化主张上彼此虽形同水火，但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思想方向上，却相反相成。“《春秋》大一统”，这是封建社会人人皆知的至理名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境界观，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的折射。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念，成为凝聚全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大一统的观念，经过儒法两家从不同思维路向方面的论证，特别是经过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国家建立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实践，逐渐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推动了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和文化进步。

第三，兼容天下的广阔胸襟。中国传统文化一贯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3]。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近代以来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甚而充满辛酸之泪，但中国文化确实是在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下，逐步走向统一，逐步更新了自己的面貌。

在民族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义道德平等待人。汉代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抚少数民族，便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并称这是武帝“创业垂统，为万世规”[14]的事业之一。正是这种“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的思想，使汉王朝将不同的民族（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在治国之道方面，兼容天下的胸怀表现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15]。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著名成语，便是典型的理论提炼。

第四，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怀。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才使我们民族每当外敌入侵之时，能够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不屈不挠地斗争到最后胜利。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鞭策，才使我们民族在内乱出现之时，在保全金瓯的旗帜之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最终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团结起来。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浸透每一个正直的炎黄子孙毛孔的精神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实体才得以长期延续，不断壮大，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以上诸方面内容的交融互补，以及在文化模式方面的有机整合，便构成了我们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体内容。正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引领**。尤为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审视，以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炎黄子孙的文化共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精神风貌等，起了重大的文化整合作用。它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自尊自豪的情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作用。

民族凝聚力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在今天仍然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建构价值。

首先，民族凝聚力可以协调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造成建立统一的文化中国和民族国家的强大心理定势。有了文化中国的共同价值追求，有了中华一体的国家统一观念，有了兼容天下的广阔胸怀，我们便可以在认定中国文化确有其内在生命和精神价值的思维框架之内，交流思想情感，互助互补、互利互惠，步调一致地为建设现代化的文化大国而奋斗。

其次，民族凝聚力能够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思想品性和价值规范方面的共同观念，增强我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协同力量。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应当发掘继承并且予以创造性转化的精神财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分裂主义，反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应当并且已经成为整个炎黄族类的共同信念，成为我们大步前进的思想动力。

再次，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从情感心理和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方面，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交流，加快统一步伐，完成统一大业。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精神生命和内在价值的肯定，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对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的现代阐发，将成为沟通海峡两岸的重要精神纽带。

最后，民族凝聚力能够增强所有炎黄子孙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就世界范围的文明发展而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双峰并峙，难分伯仲。而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价值和人文主义内涵，对所有炎黄子孙都有着特殊的号召力和感染作用。“中国智慧”，天人合一，仁者精神，修齐治平……这一切，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建设有着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价值，而且，即使在所谓“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中，也仍然有着积极的思想借鉴价值和文化重构的启迪意义。因此，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眷念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开掘，显然是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延展和现实表现，必然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满怀信心地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