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宣扬“民胞物与”说和大君宗子说，其最终目的是要人乐天安命。朱熹是洞见了这一宗旨的。他说：“《西铭》首论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意，固极宏大，然其所论事天功夫，则自于时保之以下，方极亲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因为张载在此具体阐述了实行忠孝之道的“功夫”：做臣子，要像对待天地父母一样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做儿子，要像晋献公太子申生那样“无所逃而待烹”。总之，事亲事君，须做到忠、孝、恭、顺。从这种态度出发，对于富贵安乐，贫贱忧戚，都看做天地慈爱的体现，因而就乐天安命，活着，顺从地做事，死了，宁静地安息。这就维护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朱熹对此是颇为赞赏的。张载的思想无非是要人们“能安分”[350]，认识自己分当如此。朱熹指出：“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不人肯行。”他看到了张载这一理论上的缺陷，于是提出了“理当如此”说。朱熹发挥说：“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骄；以颜子之贫，而不改其乐。”他还主张，敬天爱天，应如此敬亲爱亲，无所不至，无所不顺。能够这样做，就能成为孝子仁人，事亲不违其志，事天“不逆其理”。这就很自然地从“分”过渡到“理”。而照朱熹的看法，天地之间不过“理一而已”。理（太极）生万物，万物皆须服从“太极”这一最高的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正因如此，朱熹对“于时保之”以下内容的诠释和发挥，是完全按照他的理学思想进行的。说到底，是要人们服从“三纲五常”这一“极好至善的道理”，恭天孝亲顺命，并且不要认为这是外力强加于己的，而是“理必当如此”[351]。这样，朱熹就用“理当如此”说改造了张载以分当如此为立论依据的乐天安命思想，从而增强了其哲理性。

综上可知，与《西铭》中的三层意思及其关系相对应，朱熹是以理一分殊说为其理论的张本，以宗法等级制为论述的核心，以理当如此说为其归属的。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对《西铭》的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是巧妙而周密的。从形式来看，他未超出前代思想家的范围，是通过注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寓创造于注疏之中，从思想脉络来看，他是用“理一分殊”说统贯全文，自始至终，不离封建伦理纲常，同时又将其分析系于理一分殊的网结之上。从手法来看，他是通过利用、比附、发挥和歪曲，用正统理学家的思想来规范“民胞物与”说。

朱熹对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有着政治和理论上的需要。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时当北宋中期，其时文化经济繁荣，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民胞物与”思想虽然有着忽视甚至掩盖社会矛盾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视君如兄长和要求君主待民如兄弟的民本因素。而朱熹生当南宋，其时赵宋王朝已经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起义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号召，不仅“人皆乐附而从之”，而且“以为天理当然”[352]，这说明农民们已不甘心处于逆来顺受、安贫乐道的境况之中。朱熹有见于此，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赵宋王朝，便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用“理一分殊”的“等级差别”观反对农民的均平思想，鼓吹“三纲之要，五常之本”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353]，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根据。因此，对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就成了势所必然。他利用了张载的“气质之性的命题”，为封建统治阶级“存天理，灭人欲”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