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君子长者之心待天下。它与法家所主张的用暴力取天下、治天下的“霸道”相对应。

董仲舒继承了孔孟儒家的王道理想，并通过切实的政治努力，使它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从而在理论构建的高度上，使儒家王道理论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大致说来，董仲舒的王道政治论，主要是法天而治的“更化”说与尊王贱霸的仁政观。

董仲舒所力主的这个“更化”论，说到底，是要求用王道取代霸道。“更化”，即改制。就思想体制而言，是改变法家的强权政治和黄老道家的无为方针。法家所主张的严刑峻法，以强权治国，已为秦王朝的灭亡而显示出其守成作用的不足。黄老道家主张的因任自然，无为而治，虽曾为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文景时期以来的地方侯王的分庭抗礼，地方官吏与富商大贾的相互勾结，与民争利，与中央政府争利，特别是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显示出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功用方面的放任有余而集中调控不足。因此，现实的社会状况急需改变旧制，形成一整套既能够兼综法家与黄老道家思想之长，而又能避其之短的新的统治思想。这个思路的必然结果，便是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提出并为汉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把儒家思想作为官方的正宗统治思想。

根据亡秦的教训和汉兴以来的治国经验，董仲舒主张首先“更化”经济政策，提出了几条措施：（1）“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2）“盐铁皆归于民”；（3）“去奴婢，除专杀之威”；（4）“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89]。这些措施的提出，对于限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适当还利于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董仲舒特别注重新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的构建。他提出并积极参与了古代文官制度的创建，使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成为现实；他以“三纲五常”为枢纽，从理论高度阐释并奠定了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

此外，他极力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实行教化政策，要求重德轻刑、兴学养士、重义轻利、统一思想。这一切，他都将其纳入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之内，归入圣人“法天而治”的“更化”政治的范畴。

可见，董仲舒这个“法天而治”的更化说，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损益”观，以“新王必改制”为思想前提，以创制建国、万世一统为终极目的，为在同一王朝之内实行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较好地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转换。可以说，董仲舒的这个更化理论，是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条件下，不经过外部冲突的方式，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可行方式。亦正因为如此，新王改制，顺天应人之类的呼喊，在历史上不绝于耳。这种区别于西方中世纪的独特的历史现象，是与董仲舒的法天而治的更化理论的影响分不开的。当然，他的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和荒诞性（比如天人感应、改正朔、易服色），但在他所处的那个专制王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在力主更化亡秦暴政的同时，董仲舒继承了孟子尊王贱霸的统治思想，大力倡导王道，主张推行仁政。不过，他并没有给“仁”以明确的理论界定，而主要是从不同的侧面作了阐述。

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德政思想有强烈的针对性。他反复劝导统治者，要求“王者爱及四夷”[290]，认为能够做到“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291]，便是仁。这是对先秦儒家爱民思想的继承。在这个思想基调下，董仲舒集中论述了他的德治主张。可以说，他的仁政思想，主要表现为德治主张。

此外，在《天道无二》《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义》等篇中，他多次阐发了这些观点，十分明确地表述了他提倡德治，反对专任暴力的政治主张。

要指出的是，董仲舒以王道政治为标榜的仁德思想，并非孟子仁政思想的简单沿袭。他在极力鼓吹王道的同时，并不反对更不放弃霸道。相反，与孟子将王道霸道截然相分的思维路向不同，他将二者统一于“仁”的旗帜下。他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292]实际上，他所主张的德主刑辅的统治策略，本身便是王霸并举的具体表现。在这方面，他更多的是继承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可以说，董仲舒尊王贱霸的仁政观，不仅是对孟荀社会政治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创造性地发展，它糅合了二者，使分途发展的孟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为一体。

董仲舒这个尊王贱霸的仁政观，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于匡正统治策略方面的失误，拨乱反正，稳定社会，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以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293]鲁迅先生所揭示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步入中期以后，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点，是我们在评价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