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相通《淮南子》约成书于文、景之时，于武帝即位之初献上。《春秋繁露》由刘向编订，但其思想和“天人三策”一样，在武帝时即已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书所宣扬的政治思想，所阐发的天人关系，所显露的思维方式，都有相同之处。

“究天人，通古今”“务为治”，是两书的首要共同点。

《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表白了自己著述的目的。在《修务训》中，它表露心声说，圣人不以身贱为耻，而以道之不行为愧；不以人生短促为忧，而以百姓穷困为虑。可见“为治”心切！它还强调，圣人既要知天，也要知人，否则，既不能“与俗交”，更无法“与道游”。只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才能“任于世”[239]。同时，它还论述了自己的主张，是既“言道”，又“言事”，以便“与世浮沉”，“与化游息”[240]。本着这种因任的原则，他自许其可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可以“纲纪道德，经纬人事”，具备天地人事之理、帝王统治之道。这充分表明，作者是要为封建王朝提供一套治国治民的理论，为现实政治服务。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与《举贤良对策》一样，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古今道理，为统治者提供“大道之要，至论之极”[241]。在对汉武帝的策问时，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以此为目标，他认为百家杂陈，各主其是，是对大一统局面的妨碍，因此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便一统纪，明法度，使民知所从。这是董仲舒“务为治”思想的典型表现。事实上，围绕着便于武帝“持一统”的中心，《春秋繁露》全书所着力论证的，无论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还是仁义道德和三纲五常，都是为了使皇位和整个封建统治“传之无穷，而施之无极”，“永维万世之统”，实现“天不变道亦不变”[242]的梦想。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为治”了。亦正如此，汉代刘向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243]。

承认天人相通，宣扬天人感应，是两书的又一共同点。《淮南子》以事物的相类来推论天人相类进而论证天人相通相感。它认为，天将刮风，草木未动，而鸟已飞翔；天将下雨，乌云未聚，而鱼已张口吸气。这是因为“阴阳之气相动”，因此，“寒暑燥湿，以类相从”[244]。人的精神肢体，都“取象于天”，以“比类其喜怒”[245]。它还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物有以相连”，其表现是国家危亡则天象变化，其内在原因是“精祲有以相**也”[246]。高诱把“精祲”解作“气之侵入者”，可见《淮南子》是以性气象薄来说明天人相类的。

既然天人相类，以类相从，有以相通，那么，顺理成章，《淮南子》引申出天人相副的论断。它宣称《时则训》的旨意是“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高诱注解“形十二节”说，“一月为人一节”，可见《淮南子》把人体与月令相耦合。在《精神训》中，则干脆以人体比附自然：“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在《天文训》中，它认为人的“空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这些议论，着重于人体与自然现象在数目上的相同，说明天人一体，天人相副。所以，它的结论是：“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247]

说明事物相类、相符，可以“阴阳之气相动”，自然就可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248]，天人可以相互感应了。

在《览冥训》中，作者说：“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认，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故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涔云波水，各象其形类，所以感之。”因为“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所以，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而津而为水。[249]根据这种类感类动的理论，弹琴也就必然出现“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的同音相应现象。[250]这些大都是自然界的同类感应现象。

在揭示事物的相类——相副——相感，并论证了自然界的同类感应之后，《淮南子》紧扣其“务为治”的宗旨，把社会政治现象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证天人之间的感应，并借此阐明政治的清明和昏暗，以及人主从政之道。

《淮南子》认为，君主的政令与时令相联系。如果“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251]它还说，如果太白星“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紫宫、轩辕、咸池、天河四星可以司赏罚。[252]这就把君主政令与自然时令、社会治乱与天文现象联系起来，为劝导君主适时行政制造了根据。

此外，《淮南子》的作者还相信“土龙致雨”的迷信。如说：“圣人用物，若用朱丝刍狗，若为土龙以求雨。刍狗待之而求福，土龙待之而得食。”[253]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另一种表现。

《春秋繁露》与《淮南子》最大、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在于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及相应的论证手法，特别是语言方面的惊人相似。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利用当时充塞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其天人感应思想，构建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他将阴阳贯注于天、人和社会。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254]，人被浸染在阴阳二气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馔也”[255]。这就不仅把阴阳注入了天、人，而且注入了社会治乱之中。进一步，他还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256]阴阳有主次之分，阳主阴次，这就把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固定下来，模式化了。

为了说明阴阳消长的动力何在以及事物发展的次序怎样，董仲舒将五行、四时、四方与阴阳相配。在他看来，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由于五行生胜，才使自然界四时代谢，社会上王者四政（庆赏刑罚）迭用，个人四气（喜怒哀乐）转换。而这些变化和发展则是按五行的次序进行的。木是五行之始，水是五行之终，土居五行之中，“此其天次之序也”[257]。在把阴阳与五行熔铸为一的同时，为了增强宇宙系统得秩序性和稳定性，董仲舒又把四时四方与阴阳五行相结合。他说，五行中“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258]，“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259]。同时，他还认为春夏秋冬分别代表爱乐严哀“四志”，符合“四时之则”[260]。春夏秋冬分别有生养收藏的功用，而“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赏刑罚四政副春夏秋冬四时的暖暑凉寒，这是“以类相应也，如合符”[261]。由此，他下结论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262]

可见，董仲舒将阴阳五行贯注于天、人、社会，是为了从类别上联结事物，沟通天人，使其以类相感，“人类相动”。据此，他提出了“物以类动”的论点。可以看到，《淮南子》与《春秋繁露》在论证其天人感应思想时，都是以事物类的相似和数的相同为感应基础，通过天人相类——天人相副——天人相感的逻辑演进，通过由此及彼的类推而论证其思想观点的，这是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反映。

就思维方式而言，以天地人相互参照，从宏观着眼，突出整体观念，并以直观类推为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两书的第三个共同点。《淮南子》认为，“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263]。人君治国，只有“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才能“群生遂长，五谷蕃殖……”[264]在谈到著书是为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时，它表白自己的方法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265]。它还宣称，五帝三王莅政施教，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266]。凡此等等，都表明《淮南子》的作者们在考察问题时，是以天地人相参，从整体考察问题的。

在思维方式方面，《淮南子》长于类比和类推，往往是“举类而实（明）之”[267]。它在分析当时广泛流行的鬼神传说时，认为在位者是借鬼神以“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268]。从上述《淮南子》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它是利用事物现象上的类同或数目上的相似，由此推彼，以小推大，以微求著的。例如它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又如，“见空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以类取之”[269]。

《春秋繁露》为了替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造理论根据，以更加宏大的气派，贯通天地人，着眼整个世界。《王道通三》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又说：“天地与人，三而成德。”[270]“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271]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春秋繁露》是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的，把天地人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天和人则是相互对应的两大参照系统。

在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春秋繁露》是以类比和类推为基本方法的。它沿用《春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的方法，“贯比而论是非……援比类”，以使“人道浃而王法立”[272]。在具体论证天人感应观点时，它更是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由类同而类感，由类感而类推。在此过程中，它往往利用日常经验，凭着直观感觉办事，虽然有很大或然性，但使人在心理和习惯上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