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章帝之后，由于礼治理论和礼治制度的成熟，汉代礼治在比较平稳的轨道上发展。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东汉的国力呈现逐渐衰退的趋势，但作为治国方略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礼治，并没有出现衰退，相反，它还进一步受到巩固。这主要表现为东汉经学的发展，特别是何休、郑玄注解儒家经典，巩固了礼治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实，魏晋时期统治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从思想发展和治国方略的发展脉络来看，就是汉代礼治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礼治的建设是成功的。

其实，我们说东汉章帝以后汉代礼治进入巩固期，还可以经学大家皮锡瑞关于经学历史的相关论述作为补证。皮氏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185]。经学的核心是礼学，经学极盛，自然礼学也极盛。东汉名教的出现，自与东汉经学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礼学的兴盛密切相关。至于把以礼学为核心的经学作为选官标准，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各级官吏也以礼学为行政准则，更是巩固了礼治的成果。皮锡瑞对当时情况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186]“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187]

综合上文所述，我们从汉代礼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若干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汉代礼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高祖、汉武帝以及其后的昭、宣、元、成、平、章等皇帝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和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戴德、戴圣、刘向、刘歆、班固、扬雄、马融、何休、郑玄等思想家（礼学家）的合作。礼治要从理论变成实践，要从思想的层面落实到制度的层面，进而影响到行为的层面，需要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政治特别是行政的环节。而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代表的官方，正是这个中介环节的体现者和实施者。这种情况，逻辑地决定了汉代礼学、礼治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以及不可避免地依附政治、为政治所用的可能性。东汉名教的出现及其崩解，便是典型反映。当然，由于政治家的参与和认可，汉代礼学发展迅猛，奠定了后世礼学的基本规模和价值取向，这也是思想家们寻求构建长治久安之道的精神慰藉。

其二，皇帝参与学术讨论并裁决是非。从武帝举贤良对策，到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历十余朝，横贯两汉时期，历时二百余年，皇帝关注并参与学术讨论，并亲自裁决学术问题，形成了最高统治者直接干预学术的传统。这样，皇帝既是最高政治权威，也是最高学术权威。学术的独立性被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求所挤压，变得畸形，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既说明汉代礼治的形成和成熟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需要的结果，也说明汉代礼治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学术独立发展的成果。正因为如此，学术、学者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应当保持的距离，便被消弭于无形之中。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三，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是一种治国方略的自觉选择，而不是对于学术争鸣的参与。换言之，武帝对于儒学、儒生，并不是从所谓学理的层面看待的，而是从为我所用的政治立场出发。因此，武帝采用儒学治国，实行礼治，未必就全然否定甚至要消灭其他学说。历史表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维框架下，其他学派的学说照样存在，并没有被消灭、被禁止，只不过是不被当做国家意识形态，不被作为治国安民的基本方略而已。同样，在礼治的旗帜下，即使在儒学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经学内部的今文古文之争，在礼治方面的古礼今礼之辩、经礼变礼之论。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8]的思想，在汉武以后儒学独尊的态势下，实际上已经做到。问题只是在于，统治者在治国理念、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一元论而反对多元论；但在文化、思想发展方面，还是赞成并实行多样化。《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的思想，能够逐步传播开来，本身就证明汉代意识形态一元化态势下的文化多样化，是可以做到的。

其四，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汉代礼治的形成过程，就思想发展和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进程而言，本身就是儒学独尊的实现过程。汉代礼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新型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是长治久安的问题。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经过长期的探寻，以及二者之间的磨合，最终在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一致，其标志性事件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的制定和实行。从汉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礼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儒学独尊的实现，也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武帝之前姑且不说，就是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礼治的发展和儒学的独尊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如果从武帝时期算起，到东汉章帝时期，也已二百余年。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及其成果《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的出现，标志着汉代礼治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实现。质言之，汉代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的独尊，就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而言，是同步的。此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以礼治国、以礼治为标榜，而其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始终是儒学。

其五，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汉代礼学的形成和完善，就其思想实质和社会功能来看，是巩固和完善了汉代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其秩序。无论两汉社会发展的坎坷曲折还是坦**顺畅，汉代礼学的形成及其完善，在客观上都起到了“资治”“弼教”的作用。两汉包括皇帝制度、仕进制度在内的整个官僚制度，以学校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以仁义道德为标榜的治国方略，等等，无不对专制政治的巩固和完善起了重大作用。质言之，汉代礼学越是发展，越是完善，作为一种体制的专制政治就越是巩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专制政治就越是深入人心，越能钳制人们的思想。我们不能把礼治说成是民本政治，更不能歪曲成民主政治。我们只能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汉代专制政治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礼治包裹下的或者采用礼治形式的专制政治，相对于秦朝的暴虐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况，礼治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更符合宗法社会的社会心理和民间情怀。

其六，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汉代礼治形成的过程，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过程。天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君，“王者宜求端于天”，“人副天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道神圣，人道效法天道、服从天道，是汉代礼治建构的基本出发点。《礼记·礼运》就明确宣示：“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乡〕[189]、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可见，礼的原则和价值出于天，通于人，君主以礼治国，天下国家就和谐有序了。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典型表现。至于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另外一种典型。这种典型的目的，在于将三纲五常的礼治愿望纳入天人合一的框架，以增强其神圣性和号召力。董仲舒径直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90]在他心目中，“仁义制度之数”都来源于天。[191]至于两汉流行特别是东汉泛滥的谶纬神学，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另外一种极端表现。总之，汉代礼治的形成，其背后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便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成熟于汉代的，是在汉代礼治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定型的。

其七，崇古、征圣、宗经。汉代礼治的形成和成熟过程，蕴涵着并体现了崇古、征圣、宗经的特征。以古为尚，唯古是从，以五帝三王、往圣先贤为价值准则，以先王之道为行事依据。圣人即是君主，所有君主特别是既往的君主，都是效法的榜样，都是论证问题的依据。儒家经典成为君主治国安邦、人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原则。朝廷议政论事，官吏行政，都援引儒家经典为自己张目。至于士大夫和庶民，则更是不能离开经典，离经就是叛道！这样，古人、圣人、经典，三者相互融贯，成为汉代礼治建构中的明显思想轨迹。这种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贯穿四百余年的两汉时期，并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个重要思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