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化人类学家雷德斐在其《农人社会与文化》[284]一书中提出文化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之说后，便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富于实用价值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上的启迪，因而广为流行。

一般认为，所谓大传统，是指某种优势文明的文化形态表现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承规模，它是相对于小传统而言的。[285]无论是从文化形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考察，大传统的文化都显示出一种稳定、成熟、恢宏的气势，因而使该文化代代传承，不易被别的文化冲击所打断。生活于其中的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般不易发生剧变。

海外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指出，近些年西方史学界提出的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异名而同实。他说：“大体说来，大传统和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由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根据的经验都是农村社会，这两种传统或文化也隐含着城市和农村之分。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学校和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在农村传衍的。”他还认为：中国文化很早就出现了“雅”和“俗”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上述的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雅言”作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不但起源极早，而且一脉相承，延续不断，因此才能在历史上发挥文化统一的重大效用。“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中国的大传统仍然继续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286]

依我看来，上述关于文化大传统的见解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有助于我们从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层面，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聚力之所在，探究其历久弥坚、挺立不倒的个中奥秘。当然，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是否仅仅是“雅言”，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考察，文化大传统的形成，有助于人们价值意识的理性提升。作为一种文化的主导内容和精神生命的历史表现，大传统的形成，使人们的文化意识有了心理层面的归属感，促进了共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凝聚，增强了文化价值认同的自觉性。

从文化模式论的层面审视，大传统的形成促进了文化模式的成熟和巩固。它使文化传播变得更为现实，更为直接。它不仅使整合于文化模式中的各种文化要素获得了传统上的前承后续，而且使由该文化模式决定的新文化体系，获得了成熟感和后继的可能。一种文化的历史长短，特质的稳定和变易，往往取决于文化模式的稳定与否。文化模式越稳定，该文化系统的延续就越悠久，价值取向也越鲜明，而这又与大传统的形成密切相关。大传统一经形成，便对价值取向起着强化作用，对文化特质起着巩固作用，从而使该文化的类型特征更为突出。

汉代以儒为主，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儒、道、法互补，兼容名、农、杂诸家的新思想体系，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传统。这一以儒为主、统合诸家的大传统的形成，进一步巩固了趋善求治的中国古文化的模式，突出了它的特征，强化了人们的传统心理，并长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后世。

以上论析表明，文化大传统的形成，确是一种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

综上而言，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是民族文化成熟的四项指标，也是其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有见于此，我们应当从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战略高度，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加强各项制度的建设，增强其文化整合能力，以突出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以兼容天下的胸怀，古今综观，中西参照，建立一个多维视野、层次谨严、人们自觉认同的价值系统。以开放的眼光，面向未来的前瞻式的文化战略心态，建设一个能使全民族协同一致，而又充满内在活力的文化模式。我们还要扬弃传统的精英文化，借鉴西方的大众文化，构建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自立自强精神等为核心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气势恢宏、结构稳定、代代承传的现代文化的大传统。这样，我们就真正能够渐渐建立起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从而在文化战略的理论高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