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历史时限划分，大致说来，国学内涵、内容和范围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古代、近现代[205]、最近二十年[206]。
（1）古代的国学。
国学作为单一名词，其实古已有之，早在《周礼》中就已出现。[207]《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此后，国学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比如汉代的太学，晋代的国子学，隋代的国子监等。曲阜孔庙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谈到“国学”：“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义洽。九域混同，文物焕然可观。内立国学，外置郡邑学官，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儒贤，以嗣封爵，……”[208]这里的“国学”，就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国家”之“学”。
（2）近现代的国学。
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源于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给黄遵宪的信中，商议创办《国学报》，并强调该报应“以保国粹为主义”。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及“国学”一词。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国学”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屡屡论及的“中学”，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学”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继而成立“国学振起社”。国粹派学者邓实1906年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209]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210]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 这些学者所谈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上述表述不同，一些学者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在《前锋》杂志第一期上，题为《国学》的短文中，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211]半年多后的1924年2月，陈独秀又在《前锋》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同样题名为《国学》的短文，尖锐地说：“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一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地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212]郑伯奇批评道：“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词，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213]曹聚仁虽然赞赏认同国学研究，但也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他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214]钱穆在其完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215]
上述争论，其症结在于三点：一是国学概念的清晰与否；二是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三是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认为无可争议者看来，国学就是本国之学，是既往之学，是固有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认为大有问题者看来，国学不能纳入既有的学科范式。陈独秀指出，胡适长于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国维长于文学，这都是具体的学问，“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216]。质疑者还从学术无国界的视角，反对国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国学研究的进行。其实，胡适所说的国故，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在胡适心目中，国故并非就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他曾明确说过：“‘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217]当然，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发掘国粹，抛弃国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亦即要通过国学研究，扬弃传统文化，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陈独秀反对国学，则是认为国学是“粪秽”，不必从中寻找“香水”。这实际上是从价值系统层面否定传统文化。这样，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包蕴着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之争。
（3）最近二十年的国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论争，与上述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亦即同样出现了对于国学概念的厘定、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争论。不同的是，两次论争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目标不同。
关于国学概念的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张岱年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而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218]张岱年在其《如何研究国学》《漫谈国学》《国学与时代》三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219]金景芳、吕绍纲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220]楼宇烈认为：“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221]张立文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222]。李中华认为：国学“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223]。纪宝成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之根。[224]
质疑上述人士的国学概念者，大有人在。舒芜曾撰专文质疑国学。他说：“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国学’是什么？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国学里面所包含的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应当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为什么“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225]？针对舒芜的质疑，蒋国保提出要为国学正名。蒋国保认为，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并非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226]。王生平认为，改造和扬弃国学概念，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国学，而且从本质上看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227]朱维铮批评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他指出，讲国学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228]有趣的是，质疑国学的舒芜，其反对理由之一，就是世界上别的国家都不讲国学，只有中国讲国学，故国学概念说不过去。[229]苏双碧认为，“‘国学’这个概念的含义说不清楚”。“‘国学’含义既然不清楚，也就未必是科学之说了。”欧美各国并没有把有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德国，但它却是时代的产物，而不仅是一国的产物。[230]
（4）国学概念论争存在的问题。
综观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关于国学概念的纷争，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问题一：概念不清。
本国学术、本国的学术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本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国学、国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等等，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但论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本国学术，是研究的文本（对象）；本国的学术研究，是对本国学术文本进行的学理性探讨。同理，本国历史文化是本国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明样态，而本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个本然的样态进行的分门别类的探讨。换言之，前者是“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写”的历史。至于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并不是同义词，在经过多年的文化研讨后，已经成为常识。[231]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孔子思想，这些显然不是同一层面意义的概念，自然也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国学、儒学、国粹等概念，其区别更是明显，但不少论者硬是从价值判断优先的立场，将其同质化、同义化。遗憾的是，在近百年特别是近年的国学论争中，不少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内涵极为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先设定一个模糊的概念，再虚拟一个话题，就自说自话地论证起来，于是把国学概念搅得混乱不堪。
问题二：内容和范围模糊。
国学的内容和范围究竟何在？论者之间并无共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就内容而言，有说是指经史子集的，有说主要指经学的，有说不包括经学的，有说包括经学哲学和文学而不包括史学的；有说包括古代诸子学说的，有说是特指儒家学说的；有说主要是指古代人文学科内容的，有说应当包括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有说泛指传统文化的，有说专指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就时限而言，有说是指古代之学的，有说不仅包括古代而且更应包括近现代的，还有说应当包括当代的，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由于范围模糊，内容当然也就不便确定，从而研究和争论也就成了张飞打岳飞。
问题三：思路不清。
国学是事实判断，中性概念；但论者中不乏过于强势的价值判断推行者。视国学为精粹者，把国学看做纯粹的、优秀的价值体系，顶礼膜拜而盲目推崇；视国学为渣滓者，把国学看做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这种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混淆的做法，导致无谓的争论。此外，论者中有的缺乏充分的根据，只是凭个人意愿甚至主观推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有的论者凭主观想象，认为别国没有国学之说，因而中国也就不应也不能有国学之词。姑且不说别人没有的，是否自己就一定不能有，这种逻辑实在过于简单。实际上，别国也有国学。日本就有国学之说。我国的国学国粹概念，本身就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在其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基督教文化在日方的胜利，就曾有“国学复兴”思潮的崛起，而“日本国学的复兴，是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232]。不仅如此，韩国也有国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天承教授就指出，为了收集、保存韩国学资料，加强对韩国学的研究和普及，在退溪学的发源地——安东的陶山书院附近，还成立了韩国学专门研究机关——韩国国学振兴院。[233]可见，并非外国不讲国学、没有国学，而是有的论者并不了解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所谓国学，就是其本国之学，就是该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李天承教授指出，早在1965年，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和畅达为目的成立了民族文化推进会，积极推进古典国译者的培养和韩国古典的翻译（代表性的便是《韩国文集丛刊》工作）。……韩国古典翻译院这一新的教育机关也在酝酿之中。”[234]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也有国学，所谓“突厥学”便是。类似的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235]
（5）国学应有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之“学”的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国学”，人们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清末民初逐渐流行开来的国学，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其内涵、内容和范围，在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论争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致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时期学者所讲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古代）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所谓“国”，当然是指本国，中国；所谓“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范畴的学术和历史文化。即使如陈独秀、郑伯奇、钱穆等反对者、质疑者，在这点上实际上也没法否定。陈独秀从哲学、史学、文学等角度指出国学倡导者和研究者的某种专长或不足，其实是在客观上承认了国学内容和范围是指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和历史文化。钱穆一方面质疑国学概念不够科学；另一方面也承认国学是某一特定时代的名词。而在他有名的《国学概论》一书中，其内容和范围不外是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两汉今古文经学、魏晋玄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之类的学术思想史，这表明，钱穆所谈的国学，就是本国之学，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
其实，如果抛开成见，以平和之心来讨论问题，则我们可以在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的问题上取得大致接近的意见。
大致可以说，古代意义的“国学”，作为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论者间没有争论。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清末民初兴起的国学，主要是指古代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学术历史文化。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新学而言，是旧学；相对于当代而言，是古代；相对于实践而言，是理论。最近二十年所讲的国学，既有指古代而言者，也有指包含古代和近现代而言者；既有指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而言者，也有指既包含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在内者。所谓国学，是指本国之学。这个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四书》是传统文化，《四书章句集注》是研究传统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四书章句集注》后来也成了研究对象（也成了传统文化），而《四书集注简论》是研究传统文化[236]；传统文化固然是国学，而数十年前章太炎的《国学概论》、钱穆的《国学概论》，在当时是研究国学的论著，而今却也已成为今天的国学研究的内容。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就时限而言，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近现代传统文化（不包括当代文化）；就学科门类而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国别而言，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世界而言，是国学；就内容而言，《十三经》《诸子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十四史等，是国学；民俗风情，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是国学。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谓传统文化，是广义的说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不仅仅是某家某派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