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识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是探讨认识论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认识的发生，不是指人们对事物的某一个具体认识的发生，而是指发展于人的认识能力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认识发生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确认实践活动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一、认识从实践中发生

认识的发生也就是认识的起源问题。所谓认识，就是指主体对客体的观念的把握。认识离不开人的意识或精神的活动，但认识又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全部形式，而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对象性的关系。

认识的发生既有生物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认识发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从实践活动出发，确认人类认识的起源和发生同人类劳动的起源和发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实践既造成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分化，同时也推动着认识主体和客体不断实现统一。因此，实践在认识的发生中起着决定作用。

首先，劳动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性，也提供了可能性。

人的实践是以自觉目的性为基本特征的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它要求人们形成关于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要求人们不仅能反映事物当下的、个别的状态，而且要超越具体的认识情境，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实践的目标和方案，追求事物对人而言的理想状态。显然，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对个别事物的直观反映方式，不能满足人的实践活动的要求，人必须以能动的创造的方式认识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这就产生了人以观念方式把握对象的客观需要。

实践不仅使认识的发生成为必要，而且使认识的发生成为可能。认识发生的根本条件是主体和客体的分化，即人作为主体必须能够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一方面明确意识到自己是活动的发起者，另一方面明确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对象是身外的客观存在。这一点动物做不到。人则在实践活动中，在同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摆脱这种“主客不分”、“物我不分”的状态，使自己成为认识的主体，使对象成为认识的客体。

实践不仅使主客体分化，而且使主客体联系起来，这就为认识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工具性的操作活动，能够具体地暴露事物内部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人的观念所把握的内容。人以工具为中介同对象发生相互作用，是使用一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殊手段去作用于对象。正是通过物化的手段，主体使自己的活动客观化：一方面把工具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变成人认识的现象，扩展了认识对象的范围和暴露对象属性的范围；另一方面使人突破感觉器官和生理状态的限制，在尽可能广和尽可能深的程度上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因此，实践活动是主体以观念方式把握客体、同化客体的前提。

其次，认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人的认识能力产生的过程，实践不仅促进了人脑的发展，而且通过活动的内化，产生了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和认识程序，形成了专属于人的认识能力。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大脑为中心、以感觉器官为门户的统一的神经生理结构，这就为接收、摄取、综合各种刺激信息，实现主体对于客体的相符性反映准备了条件。但是，人脑的生物进化是有限度的，同时，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性的认识结构，即以社会性的知识为背景，包括这些知识的结合方式和活动程序在内的认识结构。

人的社会性的认识结构是在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活动的内化，即外部活动向内部活动的转化逐步形成的。例如，人在做工时手的动作要受眼的监督，人的视线要随做工的手而运动，在劳动过程中不仅视觉器官与触觉器官之间形成大量的联系，而且手的功能活动对脑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手——眼——脑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使手的动作更加灵活、主动和协调；另一方面“训练”并形成了人眼所特有的感知—运动方式，即人眼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刺激，而是按照手的动作方式主动地、有规律地对对象进行“扫描”。久而久之，这种活动就在人脑中以理性和逻辑的方式积淀为人的感知活动结构，即相对固定的感知运动模式。没有这种结构，人不可能从事正常的观察活动，不可能形成关于外在事物的主观映象。

在实践操作活动中，人不仅形成了感知活动结构，而且形成了理性思维结构，这种结构是思维方式、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等方面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这种理性思维结构不是先验的预成的，而是由外部活动向内部活动的转化而形成的，是无数次重复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就蜕掉了它的感性的形式，以抽象化的方式积淀为人脑中的理性和逻辑，成为“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1]的逻辑运演的程序和规则，这就是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即主体认识图式。

由于人的活动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手段和工具，并且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受一定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因此，个体的实践活动都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由实际动作向观念动作的转化即内化也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并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其水平。人一方面发生着活动的内化，另一方面又以观念活动的结果去指导实际的改造对象的活动，实现着活动的外化或对象化。通过这种不断发生、发展的活动的内化与外化，人不仅改造着对象世界，而且不断改造和重建主体的认识结构。与此同时，人的认识能力也就相应地、历史地得到发展和提高。

最后，认识的发生以语言、符号的发生为标志和手段之一，反过来，语言、符号的发展又促进认识的发展，而无论语言、符号的发展，还是认识的发展，都离不开实践活动。

语言是因为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语言的产生使人能够用词来概括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抽象思维，并使人们的思想进行交流。人们正是通过语言使思想获得了共同的表达方式，从而使认识超出了个体经验的狭隘范围，这是人的认识不同于和高于动物的个体心理体验的重要特点。同时，人通过语言不仅能够掌握人类的历史经验，而且能学习和掌握相距遥远的他人的现实经验，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仅如此，语言在交往语言的基础上逐渐向书写语言和无声语言发展，成为指称和意义越来越明确，语词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越来越强的符号系统，这就越来越适合于人在思维中凭借语言对客体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即通过思维操作的活动在观念上把握和改造认识对象，完成对客体的认识。由于认识活动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都有语词的参与，这就使人作为社会性主体能够反映事物的普遍性，从而保证了人的认识不仅能进行生动的直观，而且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形成了与动物的反映方式根本不同的人的认识活动。

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认识发生的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活动一方面内化为主体的认识结构；另一方面外化（对象化）出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作为社会传递物，工具和语言符号系统使人们反映外部世界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不会随着个体的消亡而丧失，相反，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重复和发展，人的认识成果也以积累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得以继承和发展着。每一代人都以上一代人认识活动的结果作为起点，并以新的实践为基础，不断深化和扩大认识成果，从而使人的认识不断发生和发展。

二、实践推动认识发展

从关于认识的起源和发生可以看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实践才能推动认识的发展。

第一，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认识的发展。

世界上的事物种类万千，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同时或同等重要地成为人们所关注和认识的对象。天空繁星密布，而首先成为天文学研究对象的是与人们确定季节关系密切的星体。地球上的生物品种难以计数，而人们首先研究的还是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的为数不多的植物和动物……因此，科学总是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而形成和发展，以人类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去认识世界。

古代的科学，首先取决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战争的需要所制约。古代的天文学、力学、数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帝王宫殿和坟墓、神庙和教堂、城堡和战舰，是古代规模较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古代力学和数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取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要求。远洋航海需要根据天体的位置精确地确定经纬度，矿井抽水需要尽可能提高抽水扬程，战争中枪炮的制造需要计算弹道和落点，水磨、钟表的广泛应用需要搞清力的传递、摩擦的影响和运动的周期……近代力学，归根到底是由于需要解决这样一些实际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从实际需要中产生出来。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时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3]

近代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它探索的课题有时并不是直接来自实践的需要，而有所谓“纯理论项目”的研究。然而，就是在这种研究中，人们仍然重视所取得的成果有何种实际的意义。人们关心的课题主要地还是由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实践需要所决定的，只不过有的是同近期需要有关，有的是长远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这个观点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来说仍然适用。

第二，实践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手段和条件。

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且提供了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可能的必要条件。人类认识史表明，实践提出的问题只有依靠和通过实践才能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实践既“提问”，又为解决问题提供经验材料、实验仪器和认识工具。恩格斯在论及近代科学兴起的历史时指出：“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5]

实验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早期的实验手段主要是观察或观测的用具，如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那时能够变革对象的实验用具，如抽气机，为数不多，也比较简陋。然而，这些用具毕竟是专门用于探索性研究和获取知识的手段，是生产实践的产物，是工业发展“赐予”科学实验的珍品。现代工业则把更强大的物质力量贡献给科学，使人们能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认识世界。现代化的观测手段，如射电望远镜、电子显微镜、光谱分析仪、示波器、雷达、声呐、激光测示仪，以及可进行遥感遥测的人造卫星和宇宙探测器等，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了人们曾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用这些手段武装起来的现代科学，不仅可以在地上看天，看到百亿光年以上的遥远天体，而且可以从天看天，在天看地，感知地球上人迹未到的角落。现代工业还给科学探索提供了能变革对象的实验条件和实验设施，这对认识自然规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培根曾提到人要用技术向自然界挑衅，强迫自然界回答人所提出的问题。今天由于有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真空等实验条件，有了巨大的回旋加速器、粒子对撞机等，培根的理想终于实现。

第三，实践使认识发展的可能不断转化为现实。

实践为认识世界提供了物质手段，但有了这些手段并不等于已获得知识。实践对认识发展的决定作用还在于，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把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就是说，当实践的需要提出了认识的课题，实践的发展创设了必要的手段和条件以后，人们还必须实际地进行探索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只有依靠这种活动，人们才能接触并深入被研究的对象，感知其现象，揭示其本质，从而发展关于某一对象、某一领域的认识。认识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任何人、任何天才，如果脱离实践都不可能获得真知。

总之，认识自实践中发生以后，并没有脱离实践，恰恰相反，它必须同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是认识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归宿，同时又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一句话，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所谓认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认识在根本上依赖实践的同时，在认识活动的方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有自己特殊的形式和规律，认识的发展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并以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实践。

首先，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认识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活动，是主体以一定精神的或观念的形式把握客体的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认识必然具有人的意识、思维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如以抽象、概括的方式反映客体的一般，以分解、并列、隔离的方式提炼客体的特征，以联想、想象、推理等方式描述和预见客体的运动等。这就有别于以实际的形式把握客体的实践活动，具有某种独立性。

其次，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具体的认识过程可以与一定的实践不完全同步进行。例如，总结经验教训、回顾历史、追溯已经消失的现象等，是在直接的实践之后认识客体，而预测、假说、规划等则是超前于直接的实践。认识的这种与实践的不完全同步性，表明了认识活动及其过程具有某种独立性质。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不论是滞后，还是超前，认识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的总体实践。

再次，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认识的结果，即知识和理论体系具有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

认识的结果不仅存在于认识者的大脑里，而且通过文字、语言、图像等物化形式社会化，成为同认识者个人相脱离的观念的存在。这种观念的存在既是人们以往认识活动的结果，又是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的手段和对象即观念的客体。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认识的成果逐渐沉积，这种观念的客体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人类精神活动结果的社会化和体系化，使认识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问题与矛盾。人们不仅关心认识是否同实际相符合，而且注意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洽性，即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否存在空白点和逻辑缺环等。为了消除新知识与旧知识的矛盾，使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彼此相容，也为了填补知识体系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优化理论结构等，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促进认识发展。换句话说，一定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己的特殊问题、特殊逻辑，从而必然形成自己的独特发展方向和线索。谁能够及时发现和捕捉住这些问题，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就会为认识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认识的相对独立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对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认识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这既是由认识的本性决定的，又是实践本性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人们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活动，必然包括认识在自身之内，成为实践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调控因素。实践越受自觉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它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会使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实践活动顺利进行；二是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会产生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认识在实践中发挥其反作用，同时也是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的过程，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把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比较和甄别开来，从而不断地提高着实践活动的自觉性。

因此，研究实践和认识如何在相互作用中达到合理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的课题。现实生活表明，认识与实践的合理的统一，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发地得到实现，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实践脱离理论，二是理论脱离实践。

实践脱离理论是指，实践在经验的层次上自发地进行把理论局限于为日常实践服务的范围，抹杀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在现时代，随着实践活动的社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现代实践的特点之一，就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跑到了大规模实践的前面，实践变成了理论的应用过程或“工艺化”的过程，这既是实践发展高度科学化的表现，同时也给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理论脱离实践是指，人为地使理论疏远实践，把理论或认识活动看做是与现实的实践无关的独立的自我运动。为认识而认识、为科学而科学、为理论而理论等都属于这种错误观点。实际上，这种“纯认识”、“纯科学”、“纯理论”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否认科学家和理论家的“求知欲”、“好奇心”、“理论兴趣”等，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心理的因素终究是第二性的，单纯用认识领域内的东西来解释认识发展的动因，并不能说明问题。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也形成了认识自身不断完善化的需要，要求认识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从根本上说，科学家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理论兴趣”等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其总体来说，科学包括最抽象的数学是以实践的需要为动力而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认识或理论脱离实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实践脱离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以对理论或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正确理解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