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奥巴马担任首次制片的《美国工厂》大获成功。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2014年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建立工厂，让一间倒闭的工厂获得新生的故事。整个影片聚焦中美双方的文化差异和矛盾，最终双方弥合分歧并走向盈利的过程。《美国工厂》给美国铁锈区带来了不一样的发展标杆，但也对原有美式“生产力”产生巨大冲击，引起美国、欧洲和国内的热议。中国制造力、中国模式在美国的落地生根给美国民众带来了最直观的冲击，关于美国的铁锈困境、西方的衰落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共鸣。国内甚至出现了“西方之死”的质疑。西方之死是最近几年针对西方的衰落问题的最新研究的一种声音，预言西方颓势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东方将走向复兴并主导21世纪的发展。“西方之死”的观点存在很多争议，未来的变局将进一步加大。21世纪的前20年即将结束，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西方之死”的发展历史，并审慎思考一下大变局之下我国未来的发展。
一、西方学者视角下的“西方之死”与“特朗普”类型总统的必然性
最早较为系统论述西方衰落问题的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大师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1922年先后分两卷出版）。该书被誉为“西方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在该书中，斯宾格勒认为，当西方世界以物质文明为主的世界兴起时，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逐渐衰落了。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文化最终会走向没落”，这一观点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持续至今的争论。斯宾格勒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危机开始爆发的时代。斯宾格勒基于跨文化比较的宏大叙事，对各种不同文明的起落进行了比较。
斯宾格勒在写作《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时期，正值“一战”结束、“二战”前夕，当时斯宾格勒已经预感到了战争危机在即，在对西方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后，斯宾格勒已经感觉到了明显的危机，他观察到了西方传统哲学理性主义的乏力，更发现作为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基础的西方社会正在走向没落。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像有机体一样发展。从弱小的启蒙开始，会增长、绽放并加强自身，超越世界，最终进入衰退阶段，不可逆转地消失。斯宾格勒从事物发展本身的规律去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从生命过程的视角去看文化的演进，因此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自然过程。
斯宾格勒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被文化衰落所困扰的人。但斯宾格勒的叙述逻辑强大之处在于他从人们所熟知的常识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特定国家的战争、死亡、灾难等，在基于大部分人易于理解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一种文化由兴到衰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这种思维方式重塑了西方社会看待自身历史的角度。斯宾格勒的观点最终唤起了西方社会对历史和政治的宿命论立场。在他的著作中，他把西方文化的没落看作是历史的没落，是全世界人类的没落。斯宾格勒的“文明悲观论”对后来的西方学者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
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提出百年后，2013年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出版了《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弗格森没有采用斯宾格勒的宏大叙事视角，而是对西方制度与经济的衰退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弗格森在开篇的序言中指出，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这其中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政治制度、市场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和文化制度。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美国和西欧为主体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的不足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阻力。弗格森认为，因为民众更关注短期、眼前的问题，而政客为了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就需要去迎合民众的情绪。因此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代议制的民主体系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也是不可调和的。越是在需要长期规划战略的领域，越会表现出掣肘。另外，政客们为了迎合民众、赢取选票而采取的高福利措施，是以高额的债务转嫁给后代为代价的。在市场方面，对市场监管的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特别是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市场管制，扭曲了市场原有的传导机制。例如金融机构就面临这种情况。
以2010年7月15日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为例，该法案本意是保护消费者，篇幅长达2300页，囊括了金融业的各个方面。并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将政府对华尔街的干预写进了法律。[1]《多德》法案还包含了种族和性别歧视、气候变化与战争等广泛的内容。但作为一部金融监管法案，承载了太多非相关的使命，而事与愿违。而在法治问题上，西方社会的法治体系逐渐沦为了律师的生意，法律成本陡增，事与愿违。弗格森还痛惜道，与政治、法律制度衰落相对应的是西方公民社会的衰落。原有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极端化，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和分裂，进而导致恶性循环。弗格森在书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福山，并指出：“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现存民主制度公开表述不屑。西方社会发展停滞、举步不前，这种停滞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弗格森的观点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但对西方长期以来的制度优越性感知是沉痛的一击。这是近几年来“西方之死”质疑的重要话题起源之一。弗格森在指出西方弊病的同时，提出希望出现伟大的西方领袖能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挽狂澜。这种逻辑下，美国出现类似特朗普这种类型的总统，是西方衰落过程中的必然，也是有力的证据。弗格森本人2018年5月在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时，也公开表示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他认为：“特朗普他会以做生意的方式思考问题。他希望能够简化外交政策，而把外交政策认为是一系列的生意的交易。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促使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成一项交易。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在这场贸易战中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在朝鲜的问题上也是认为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国内对“西方之死”的感知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开始的全面反思
我国对于“西方的衰落”的原因的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性吸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门的开放，对西方各类学科和研究体系接触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展开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各流派的贡献与局限性的批判性思考与研究。这一点更多的是集中在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第二阶段是文明冲突的反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开始将西方的衰落问题与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结合起来分析，并试图探讨西方衰落的本质。比较有代表的是，1995年，中央党校李小兵从“文明的冲突”视角出发，对“西方的没落”进行了理论背景和社会基础的分析，认为西方的没落的基础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的危机，是西方中心论的衰落。但西方面对衰落，又存在继续维护西方的世界统治地位的幻想。同时，李小兵指出文明问题尤其是“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反映出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研究者对文化问题的看重，以及文明问题在当今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中的重要性。[2]以李小兵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启了对西方衰落的哲学反思。
第三阶段是对西方衰落的全面反思。到21世纪，我国学者对西方衰落的观察，逐步走出了“文明的冲突”的视域，开始结合大量的现实案例进行具体化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入21世纪的前15年，全球至少有22个国家出现了民主解体的现象。除此之外，大量的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发展停滞、民主质量下降的现象，就连老牌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治理危机和民主信任危机。[3]在2011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中，47%的受调查者认为西方“衰落征兆已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在危机中日益显现，西方已处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4]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日益失灵、民粹强势崛起不断，危机四起，大有全面衰竭之势。特别是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西方城市中间阶级中的非剥削性中间阶级日益无产阶级化、贫困化，剥削性中间阶级则日益依附于大资本。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矛盾迭出，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阶级的断言。[5]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中国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
中国对于西方的变化和对自身道路的探索，不仅仅始于对西方衰落的反思，同时也包含对如“苏东剧变”等社会主义道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条件下中国应对西方压力和发展自我的基本立场和实践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继续强调坚持民主探索自主立场的重大意义。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同时，我们党进一步强化了道路自信并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公开阐明了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面对东方文明的崛起，西方并不会善罢甘休，以部分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的潮流就是西方强势反击的重要表征。
三、西方的反击：逆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逆全球化”是与全球化针锋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如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发展趋势的社会现象、群体活动、国家行为等。逆全球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反跨国公司、反国际资本、反国际贸易自由化等。当前主要的逆全球化中，主要与日益紧密相连的全球化贸易、服务、资本、人员流动密切相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以推动全球化为己任的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逆全球化。这是美国自身衰落、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的直接反映，是西方衰落反击的典型。2019年以来，美国单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激烈。例如2019年8月23日，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反制措施，对近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后，特朗普连发12条推特，并采取了命令的方式要求美国企业尽快停止在中国进行采购，要求所有在华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等。[6]
当前逆全球化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街头运动”的形式展现，如示威、游行、逆全球化街头艺术等。至今影响最大的是1999年在西雅图发生的大型逆全球化抗议。1999年11月30日，来自全球约10余万人汇聚西雅图，集体抗议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并与警方发生较大规模冲突，约有587人被捕，会议因此中断。此次事件被媒体称为“西雅图之战（N30）”，该行动抗议的是全球自由贸易带来的问题，如环境、国家间贫富不均等。综合当时的媒体报道，该游行主要观点是认为WTO规则制度有利于跨国企业和发达国家，让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是固化了当时的全球化格局和秩序，因而引起了国际化的共鸣和集中抗议。逆全球化的“街头运动”是多种多样的，如举行和平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在重要国际化会议场外聚会、静坐、发表反对演说，甚至部分暴力活动等。
二是构建全球化的逆全球化国际共识。与“街头运动”的具体逆全球化运动对比，这是逆全球化的理论化过程。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与各类推动全球一体化的研究相伴的，构建逆全球化的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2001年发起，至今已举办16届的“世界社会论坛”。每次举办都有来自世界百余个国家的十余万逆全球化支持者参与。每次会议都会探讨相关理论体系构建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
三是将“逆全球化”上升为国家行为。例如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新的保护主义开始盛行。近两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执政美国帷幕的开启，拉起了以国家机器反对全球化的大旗。具体表现在破坏原有国际秩序、挑起多边贸易争端等，并形成了针对中国等在全球化过程中快速发展国家的系统反制战略，以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随着互联网、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等，逆全球化正在以更多的形式、更大的力量在不同层面发声发力。当前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华的反制战略有着必然性，并不会因为个别总统的选择而轻易改变，个人的因素与整体的发展倾向是相辅相成的。
逆全球化直接动摇了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在全球经济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全球贸易规则不稳定性加剧，在冲突与重构中反复；另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均开始推出制造业升级的相关战略，例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战略，日本的工业4.1J，韩国的制造业创新3.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制造业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并不是特朗普任职总统以来才开始的。据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研究，年收益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中，就有一半以上开始考虑制造业的回流。[7]图15-1是美国境外企业回流情况，美国的企业回流事实上从2010年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并不是特朗普上台后才开始的。根据美国回归倡议协会（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数据，2010—2017年，有721家美国在华企业选择回归美国本土，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业。其次，从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回流的企业，分别为81家、49家和19家。这与新兴市场制造成本上升有关，并不是随着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加剧才开始的。美国建立节能、环保、高效率、智能化新工业体系的战略具有持续性，旨在重新夺回全球制造业龙头的地位。换言之这是与中国制造业针锋相对的战略计划，是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看出，这是针对中国崛起最直接、最关键的反击，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四、客观系统评估东西方发展，警惕全民傲娇情绪
在21世纪前20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看见了一个挣扎于“垂死边缘”的西方世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虽然这些年有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合作与共同发展依然是未来的主要话题。
2016年，英国脱欧令世界愕然，《探索与争鸣》杂志针对西方衰落问题组织了一场讨论。当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的观点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共鸣。他认为，我们或许应该放弃简单化地断定或否定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而注意分析西方所处困境的性质，并观察西方模式是否有自我调节能力。具体而言，至少有三个观察点[8]：
第一，以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制度是否已经耗尽活力，走向尽头？
第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会采取何种走向？
第三，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制度与文化会产生何种影响？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观察，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冷静地分析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的性质：这些危机是根本性的致命危机抑或仅仅是短暂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观察，我们也会对思考我国自身的改革有更为中肯的态度。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坚持与探索，不能离开对当下西方政治变化的思考和探讨。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发现自身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构与完善，达成新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充分地实现。
季羡林在论述西方的没落时，同时也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同时，我们对自身了解多少？他指出：“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对东方文明自身的了解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西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识，这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
[1] [美]杰瑞·马克汉姆：《美国金融史》第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404页。
[2] 李小兵：《从“文明的冲突”看“西方的没落”——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背景与社会基础》，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
[3] 陈尧：《“民主衰落”现象：西方学者的自我诊断》，载《理论导报》，2017年第2期。
[4] 刘建、肖楠：《47%的受调查者认为西方衰落征兆已现——公众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社会动**》，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27期。
[5] 宋丽丹：《两极分化背景下西方城市中间阶级的衰落》，载《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
[6] 《特朗普推特“下令”禁止美企在华采购》，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8月24日，https://news.sina.com.cn/w/2019-08-24/doc-ihytcern3224334.shtml，访问时间：2019年8月25日。《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反制特朗普连发推文回应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美洲华联社，2019年8月23日，https://huarenone.org/golbal-news/shizheng/26177-2019-08-23-17-09-11，访问时间：2019年8月25日。
[7] BCG（2015），“Man and Machine in Industry 4.0：How will Technology Transform the Industrial Workforce Through 2025？”，2015.9.28.
[8] 李强：《西方模式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