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4月，以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为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史学界盛会庆祝，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教授热烈祝贺，是为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时隔一年，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的3月21日，白寿彝教授与世长辞，终年91岁。他给国人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而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他奉献给祖国最后的、工程最为浩大的史学成果。在这方面，史学界已多有记述，本文拟就白寿彝先生的学风和文风，讲一点自己的认识，以托寄崇敬之心和深切哀思，并希望有助于后学对于先生的了解和研究。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待社会和公众的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我记得在“**”结束不久，他在一次学术报告中，首先就谈到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2]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传统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寿彝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作《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3]。文中写道：“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要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4]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他撰写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治学小议》、《谈历史文学》[5]，《刘知幾论文风》、《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绘画本序》、《史学烦简》[6]，等等，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白寿彝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堪称一代风范，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二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白先生早年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7]；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文[8]，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9]、《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0]等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1]，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他在“题记”中概括了本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本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本书在“叙篇”中，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做了全面的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白先生在“题记”中写道：“本卷只讲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尽管如此，本书仍无愧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我们可以这样说：白先生在他后半生的50年中，始终不渝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他之所以在史学上获得巨大成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白先生重视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觉地把中国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对遗产的全面认识，另一方面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使其带有中国的风格。二是自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结合起来，既避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又避免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做法。白先生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12]以上这些，是白先生在学风上的最突出之处。

追求通识，是白寿彝先生学风的另一个突出方面。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后，逐步发展起来一种“通史家风”的优良传统。杜佑、郑樵、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等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他早年撰《中国交通史》，始于先秦，迄于当代；其后，他治回族史，是从回族的形成，讲到回族的新生；他主编《回族人物志》，起于元代，迄于近代；以及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都是以“通”见长的。白先生的追求通识，不只是表现在历史编撰方面，尤其反映在历史见识上，如他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认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及其分期的认识、关于中国史学遗产的认识，等等，都包含着通识的深厚底蕴。白先生的《说六通》、《说“疏通知远”》二文[13]，是分别从学术发展和史识运用两个方面揭示出通识的重要，可见白先生的通识，其严谨和价值并不局限于学术的范围，对于治学、治国都有所启迪。

志在创新，是白先生学风的又一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曾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上文讲到他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理论上应有所发展，讲的也是创新的道理。同时，创新与通识也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认为，理论、通识、创新，在白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是三位一体的。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都有许多成果。举例来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既有“华夷之辨”的一面，也有撰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优良传统的一面[14]；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15]；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应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16]；他关于史学史学科性质的论定、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17]；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关于中国历史上同一时期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考察和撰述的见解等，大多是带根本性的创见。这些创见，既是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白先生的史学遗产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强烈的使命感，是白先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学风的精髓所在。为了维护史学家的尊严和祖国历史的神圣性，为了让世界人民有一部中国史家用科学观点撰写出来的中国通史，他以70高龄奋斗了20年，团结数百位同行，写出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可谓不辱使命。通观一部《白寿彝史学论集》，论历史教育和史学功用的文章竟多达20篇，可见作者所思所想，始于斯，亦终于斯。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这可视为他的治史格言。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还反映在他善读书和重师友之益两个方面。善读书，关键在于对“读”的理解。白先生引用古意，认为“读”不是一般的阅览和诵习，而有“抽绎”之意，即确有所得，犹如“采铜于山”那样[18]。白先生的善读书，我只举一例说明。前人历来有“三通”、“四通”、“五通”、“九通”、“十通”之说，且相沿已久。白先生另有思考，提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所谓“三通”之外，加上《资治通鉴》、《史通》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认为：“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19]。他的《说六通》一文，可谓浓缩了他对这六种书的抽绎之意。白先生看重治学、交游中的师友之益，他在简要而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有关人和事之后写道：“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20]我细想起来，对师友之益的理解和尊重，实在是有关良好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有古老的传统，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们作为晚辈、后学，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三

学风和文风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文风是学风在文章、著作之表述上的反映。白先生在学风上有深厚的修养，在文风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根据我的肤浅认识，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

第一，尚平实。白先生撰文、著书，崇尚平实。他在总结《中国通史纲要》一书的表述要求时，概括为六个字：明白、准确、凝练。这是平实的三个层次：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可见平实是表述上的一个很高的标准。20年来，这部书印刷了20余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当然首先取决于本书的内容和论点，同时也跟它在表述上的平实分不开。

第二，有重点。白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作文不要一个个问题“平摆”，要有重点；对于重点问题要多讲、多分析。他尤其不赞成有人罗列材料、炫耀“博赡”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好的文风，是要在表述中强调那些最重要的材料，以便于深入理解有关的重要问题。白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叙篇”的第二、三两章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脉络清晰，言简意赅，从先秦到近代，把重点问题都讲到了。他为《中国通史纲要》所撰的“叙论”，其中以“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为题，概述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分期，也可看作是这方面的范文。我们读白先生的论著，一篇论文，一部著作，重点都极鲜明，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极深刻。

第三，戒浮词。白先生作文，力求凝练，没有浮词。所谓戒浮词，是从他主编《史学史研究》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篇论点、论据都不错的文稿，白先生常常批曰：“删去浮词，可用。”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短文，考证《贞观政要》成书的年代，准备在《史学史资料》上发表。发稿前，白先生用了半天时间修改此文，并在事后对我说：“作文要避免横生枝蔓，力戒浮词。此文罗列两宋以下目录书，不分别其著录《贞观政要》与否，这就增添了枝蔓和浮词。尤其是考证文章，应写得干净利落，使问题迎刃而解。”20年前的事情，似在眼前。

第四，讲文采。白先生崇尚平实，也讲求文采。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都是富于文采的佳作。他历来认为，中国史学上有重视历史文学（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艺术性要求）的优良传统；因此，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把“历史文学”列为专章论述，认为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对史学发挥其社会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宪问》记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作风，其文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21]白先生经常引用这个事例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可成为佳品。

探讨和学习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犹如又在白先生面前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深信，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是不会被后学忘却的。

[1] 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5月12日。

[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8～370页。

[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5] 以上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6] 以上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参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8]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9]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13]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

[15] 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七、八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7～294页。

[16]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17]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30、195～196页。

[18]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423页。

[19]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0页。

[2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21] 《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