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寿彝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中国史学家历来有一种自觉精神。据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是要通过撰述历史去改变“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2]的现实社会的。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气魄宏大，纵论古今，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己任。刘知幾撰《史通》，“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4]，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深刻的反省。杜佑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5]，表明他撰述《通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史学家的自觉精神。当然，这种自觉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内容，而就各个史学家来说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并且发扬了古代史学家的这种自觉精神，进而把史学工作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这种自觉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6]这种把历史研究同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精神是多么可贵，正是它指导和激励着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创立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现在，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凡具有时代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觉醒，并逐步凝聚成新的自觉精神。这种新的自觉精神使史学工作者认识到，“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认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力争为自己的时代唱出‘时代的最强音’”[7]。基于这种认识，有的史学工作者通过专业课的讲授，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主义**，增强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有的史学工作者则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跟经济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孜孜致力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科学论著的撰述，等等。努力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这是新时期史学家自觉精神的核心。

最近出版的白寿彝教授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这种自觉精神。《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是一本论文集，它汇集了作者关于历史教育的讲话、文章3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13篇，另外7篇是讲读书和治学的。前两个部分，大多是近几年的作品。作者提出的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专门的论著进行阐述，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更吸引我们的，却是作者在本书“题记”中所反映的那种经过数十年的思考的孜孜探索的精神。

作者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已40余年。但过去着重于把它们看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联系现实比较少。最近几年，作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史学工作与教育工作的密切联系，体会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至于史学遗产问题，作者早在抗战期间讲授中国史学史，实际上就是开始尝试对史学遗产进行总结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者又撰写了《谈史学遗产》一文，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近几年里，作者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先后写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扬弃糟粕，吸取精华，赋予祖国的史学遗产以新的生命力，让它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作者在“题记”中的记述，反映了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对于两个重要课题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发展过程。其言虽质，其意甚深。

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是因为，从现实的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前一个问题是关系到史学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关系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是关系到怎样总结我国史学工作的经验教训，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8]作者在这里提出的，一是史学如何促进历史发展的问题，二是史学本身如何发展的问题。史学只有在不断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中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中才能得到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反过来推进社会现实的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者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有其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恩格斯说：“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9]揭示人类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无疑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由于历史科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丰富性和生动性，从而决定了它借以实现上述任务的方法和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作者提出的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历史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讲历史，首先要通过对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人类社会史，总的说来，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阶级内部的关系）。把不同时代的这一关系讲清楚，把这些关系的各种形态之交替发展的过程讲清楚，把过去各种关系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关系相比较，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要把历史学变成伦理学，也不是要以伦理的关系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去估价一个人的作用和价值。

——讲历史，要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即人类怎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又怎样克服自然条件的困难、利用自然条件为人类谋幸福。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就是人类改造自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讲清楚其中的道理。对历代治乱兴衰问题，作为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的；作为今天的人，应该如何分析。研究和说明这些问题，可以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人们关心政治的兴趣和观察政治的能力，这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讲历史，要全面阐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应该讲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特点，应该讲各民族对于缔造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对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重大的意义。

——讲历史，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华民族有悠久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讲历史，还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前途教育。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祖国。了解她的成就，也了解她的不足；一般地讲，研究历史是研究过去的事情，但研究过去为的是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我们应该看到祖国几千年来的成就和不足，我们更应该看到祖国的未来。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这些看法，不仅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者对专业工作的深刻理解，而且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在史学理论的建设上和史学的实际运用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历史教育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科学跟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的话，那么史学遗产问题的提出，则反映了作者对改善和提高史学工作的自觉认识。本书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论述，显示出作者广泛的兴趣和开阔的视野。评论所及，上起中国史学的童年，下至近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遗产极其丰富，但作者的旨趣并不在于试图向读者罗列这些遗产，而是就遗产中那些最重要的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史学家提出过一些值得重视的历史观点，如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对社会经济重要性的看法，对治乱兴衰、得失成败的看法，以及包含有民主思想的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等等。作者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其中有些观点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来看待。作者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点都看作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他认为，承认中国史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理解史学遗产有重大的意义。作者关于历史文献学的许多见解，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作者认为，作为科学的历史文献学体系，在我国史学界还没有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体系应当突破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的范围，而做比较广泛的考虑。作者进而提出这样的设想：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即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学的部分、应用的部分。对于每一个部分应当包含哪些基本内容，作者也一一做了阐述。这无疑是作者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个论纲，它对当前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建设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关于历史编撰问题，作者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见解。作者不仅分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学案体、表、图、史论等各种史书体裁的特点，比较了它们之间的长短优劣，而且认为这些体裁在今天的史书编撰中都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作者主张把多种体裁做综合的运用，创造出新的综合体裁用以编撰通史或断代史。他的根据是：“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10]作者对章学诚关于区分记注和撰述、“圆而神”和“方以智”、“藏往”和“知来”的论点的阐释，尤为精彩，读来发人深省。这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作者对中国史学上历史文学的成就有浓厚的兴趣。他很详尽地评论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在写战争、写人物、写场面方面的成功经验。作者指出，史学家重视的历史文学，当然不同于文学家所说的历史文学。前者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而后者则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二者迥然有别，不可混淆。史书编撰中对历史文学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史学著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用，关系到它的生命力，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这四个方面的遗产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这些讨论虽然还不是系统的论述，但它向史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对促进当前史学工作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本书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对近6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评价，其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至反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所论列。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作者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开拓性质的。史学界要完成这个课题，当然还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对近6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它的辉煌的成就、曲折的道路，它的特点和优点、经验和教训，做出系统的、科学的总结，应当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它在过去的6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为起点，为借鉴。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不是史学上的鸿篇巨制，甚至也不是系统的史学著作。有的论点，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缺少必要的阐述；有的内容，还存在着“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说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本书提出的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是两个新的课题，它们都是史学领域里宏观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是本书的主要成就所在，也是它的作者的自觉精神的反映。

[1] 原载《读书》1983年第12期。

[2]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5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5] 杜佑：《通典》卷一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7] 胡如雷：《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载《光明日报》，1982年1月2日。

[8]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题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10]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