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1]

——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20年前，白寿彝先生曾撰写《谈史学遗产》[2]一文。今年，他又在《史学史研究》季刊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3]。我认为，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种情况，今天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历史遗产”是一个内涵很广阔的概念。作者认为，它应当包括前人在“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谈史学遗产》），当然，也包括前人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这就是说，凡前人在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一切成就，都可视为历史遗产。作者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这里所说的“历史遗产”，指的就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前人创造出来并遗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产。作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历史遗产的。

史学遗产是历史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着前人在史学方面所创造的一切成就。史学遗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很少为人们使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史学工作者大都习惯于使用“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来谈论史学遗产，这虽然在总的方面并不错，但毕竟是不够具体的。作为科学的概念，史学遗产是有它的特定的含义的。作者在《谈史学遗产》中，认为史学遗产应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史学基本观点方面的遗产；（2）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之认识方面的遗产；（3）对史学工作的作用之认识方面的遗产；（4）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方面的遗产；（5）在诸历史问题上的前人研究之成果；（6）史学家和史学著作。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则进而概括为这样五个方面：（1）关于历史观点；（2）关于历史文献学；（3）关于历史研究对象；（4）关于历史编纂学；（5）关于历史文学。依我的浅见，后一种提法比前一种提法更明确，也更科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任务，还强调了历史文学的重要。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弄清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的联系和区别，这并不只是一个涉及名词概念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史学研究工作能否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当然，史学工作者应当研究一般的历史遗产问题，借以了解遗产的全貌和某些带有共同性、规律性的现象，这是必要的。但是，史学工作者为了促进史学研究并在其中做出较好的成绩，就应当着力于史学遗产的研究，这是更加必要的。从认识规律来看，这里有一般和特殊的区别；从研究程度来看，是否也有“登堂”与“入室”的区别。史学工作者倘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不仅有益于个人的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也将促进整个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20年间，作者两次比较集中地讨论史学遗产问题，都没有离开这个根本的目的。

作者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5]作者的这些见解，在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的。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密切联系，这在经历“文化革命”之后看得更清楚了。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史学。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或由于缺乏综合的研究，或有待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科学概括，至今还没有得到比较系统的说明。至于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那就更不是我们在短时期内所能研究完了的。此外，我以为还有两点是可以补充说一说的。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对其做出系统的、科学的总结，从而给后人留下一份新的遗产，这是现时期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创造新的史学的起点，因为社会主义史学的建立，同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6]。这个关于以往传统和当代史学、未来史学的关系问题，正是作者在论述史学遗产过程中十分重视的问题。

二、继承传统和开创新路

“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精湛的新的史学规模。”[7]这是作者在20年前说的话。应当看到：史学遗产和当代史学，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紧紧相联系的。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8]当然，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如果抛弃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就是拒绝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前提。因此，作者在讨论史学遗产或阐述其他史学问题时，历来非常强调继承优良史学传统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20年前所写的《漫谈史学传统三事》[9]一文中提出的若干论点，又都给以丰富和发展，并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我认为，作者所提出的我国史学上的一些优良传统，以及他对它们所做的分析和评论，是值得史学工作者特别重视的。

作者提出的优良传统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从历史上看，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事、搞社会政治活动等等借鉴，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10]。作者引用《诗经》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这里提出来的‘殷鉴’二字，成为两三千年来在政治上重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重要观念。”他又引用《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意思。德，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而且包含个人的才能。”作者认为：“研究历史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也还是要接受我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11]

第二，跟前一个传统相关联的是，“在历史上，每一次大变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政治家总是要考虑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皇朝建立的借鉴”[12]。作者列举了司马迁《史记》、魏徵《隋书》、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为例进行论证。20年前，作者曾经指出：“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13]现在，作者用封建社会史学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提供统治经验来说明这个传统，是很中肯的。

第三，由前两个传统而产生了第三个传统：“自司马迁倡言‘述往事，思来者’，直到章学诚的‘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都是我国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14]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有个传统，就是察往观来：说明过去的事情，展望将来的事情。”[15]

第四，“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16]作者引《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这个博学的传统，从《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开始，中经刘知幾的强调“史才须有三长”[17]，直到章学诚主张“博学强识”[18]，龚自珍称道“善入”、“善出”[19]，都是一脉相承的。博学之所以重要，而为历来优秀史家重视和强调，是因为“史学的范围很恢廓，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如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很难把工作做好。”[20]这就是说：只有具备了渊博的学识的历史家，才可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诸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及其内在的联系，融会贯通，铸于一炉，撰成鸿篇巨制之史书。

第五，“我国史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优良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之一”[21]。在历史编撰学上，“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22]。作者从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氏和南史氏论到司马迁，从东晋孙盛著《晋阳秋》说到唐代的褚遂良、吴兢等一批优秀史官，阐述了史学上直书的优良传统。同时，对增饰、回护、褒贬任情等曲笔作史的丑恶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揭露。这些，都是作者在20年前写下的。而这20年来我国史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恰恰证明：作者所抨击的“曲笔”，虽说古已有之，而于“四人帮”时为烈；因此，作者所称道的直书传统，也就愈益显示出其夺目的光辉。三年前，作者在一次讲演中发挥了他的上述思想，他说：“写历史，要求有德，这在中国是有古老传统的”；“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但传统很久，很久就讲史德。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历史工作者要求按他那个社会最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不要说假话，要对自己的工作忠诚、负责任，要求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更反对不负责的随便说”。[23]目睹了“四人帮”曲笔作史的种种丑恶之后，人们对直书的难能可贵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对作者的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也就更加深信不疑。

第六，“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咱们的历史家对历史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24]作者把这称为历史文学的传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平常有句老话，叫作‘文史不分家’。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历史文学的传统，一是写人物，一是写战争，写得好”。[25]作者列举了一长串《史记》篇目，认为它们“都写得特别精彩，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推崇《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在“语言”方面的特色，赞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写战争场面的技巧。此外，作者还论到“文中见史”的问题，肯定了章学诚所概括的“以词章存文献”的传统和近人陈寅恪先生、贺昌群先生“以诗证史”的治学功力。这些，证明了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史家都有很深的文学造诣。

第七，“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写历史书作为不朽之业来看待。历史上有许多历史家，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把历史书写了出来”[26]。“过去优秀的史家的可贵精神，就在于不惜长期的辛勤，坚持了工作，甚至拿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他们的后继者也能认真地继续了他们的工作，终于出色地写出了有代表性的巨制，在史学上做出了贡献。”[27]是的，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样的历史家确是举不胜举的。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8]应当说，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而此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这个视写历史书为不朽之业的传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作者坚定地认为：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写历史书。……写出历史书可以对各族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广大的各族人民有机会懂得祖国的过去、本民族的过去，展望祖国的未来、本民族的未来[29]。

作者还谈到另外一些传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优良传统，无疑都是我们创造社会主义史学的“前提”，作者对它们进行发掘、清理，给以理论的说明，是很有意义的。

应当看到，作者谈论史学传统，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激励。这突出地表现在：作者重视史学遗产，但不迷信遗产；作者推崇优良传统，但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创史学研究的新的格局。这反映了作者对待遗产的辩证思想和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

例如，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传统体裁，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在古代史学那里，对这种体裁的每一部分（本纪、世家、列传、载记、书志、表、论赞），大都以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说明。作者扬弃了罩在纪传体史书体裁上的这件封建伦理的外衣，吸取了它作为综合体的正确的形式，并以科学的观点对其进行说明，从而使纪传体获得了新的生命。作者写道：“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30]应当公正地指出：近几十年来，史学界还没有人像作者这样郑重地、严肃地、认真地来探索当代史书撰写的体例问题。我认为，作者的这个探索工作，一定会对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对史书撰写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人感到兴奋的是，作者的上述主张，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索上面，而是已经在史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加以实践了。作者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就是采取综合体的体裁进行编撰的。这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史学发展上，是一个创举。他的这个主张和编撰工作，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赞同。顺便说说，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上的《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是经过集体讨论而由作者手订的。《文章》列举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的346个问题。在一卷历史书里这样广泛地提出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不少新问题，这在我国史学界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引起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兴趣。

再如，作者对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也有新的阐发。他说：“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历史知识、历史教学，还应该强调历史教育。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一，是要让年轻一代懂得做人的道理。第二，是要他们懂得历代的治乱兴衰，培养他们的政治兴趣，关心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向前看。”[31]这就赋予史学研究工作以提高全民族的历史科学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双重使命。目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对此尚未有充分的认识。跟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作者进一步发展了察往观来的史学传统，指出：“有一些人认为，历史只是讲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看法。学历史，固然要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历史工作者对未来都能做很好的观察，但我们应该要求，对人类的未来、对祖国的未来能做比较清醒的观察。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这是不能割断的。”[32]这样，察往观来的史学传统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含义。作者对此是看得很重的，他说：“过去说‘知来’，是很难做到的。现在的知来，是可以做得到的。史学工作者不是向后看，而是要向前看，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33]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发展史学传统，不仅反映了历史家对传统的新认识，而且也体现出发展了的传统对历史家的新要求。这是继承、发扬优良史学传统过程中的辩证发展关系。作者的许多论断，都是紧紧地把握着这种辩证关系而展开的。

又如，作者对历代史书中多有表、谱、图这一传统颇有兴趣，认为：“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中，对图做有计划的充分的利用，还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34]作者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精装插图本中，对此已作了初步的努力和尝试。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进而提出这样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我很希望历史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35]可以认为，这是关于建立历史家和艺术家之间的“联盟”的一个大胆而积极的倡议。我们的历史家已首先说话了，不知道我们的艺术家们将如何回答这个积极的倡议？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继承优良传统，开创史学新路。这是作者论述史学遗产的主要宗旨之一。在对待史学遗产（包括史学传统）的问题上，作者历来反对国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赞成迷信古人和抛弃古人的做法，因为它们是不能创造出来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宏大精湛的史学规模”的。

三、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

“目前，我们的史学界面临着一种‘老成凋谢’的局面。……后继者不能说无人，但毕竟人数太少，不能适应越来越繁重的史学战线上的需要。培养人才，已成为史学领域里迫不及待的任务。”[36]作者的这些深沉话语，反映了目前史学界老一辈学者的心声。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谈论史学遗产的时候，总是考虑到培养人才的问题，从而使他的这些论述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它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以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7]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科学”，包含着自然史和人类史两大部分，而主要是指人类史而言。显而易见，历史科学研究对象所包含内容的广泛、丰富、复杂，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需要相当数量的学有专长的人才。目前，我们历史学界还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有能力去从事某种专门史研究，或是断代史研究，或是地方史研究，或是国别史研究，或是整理历史文献，或是考订史料，等等。一般地说，这种专长之才的培养，历来比较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作者在谈论史学遗产的过程中，则更强调于培养通识之才。综观他所发表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他对培养史学人才的基本要求是：理论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全局的史识和文学的素养。

（一）要有理论的修养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38]我们的理论思维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研究理论问题。因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39]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于60年代又先后发表《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而在70年代末发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40]等。这些论文，主要都是讨论理论问题。1981年，他的第一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则更为集中地探讨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例如，关于对历史进程的看法问题，他从慎到、韩非说到顾炎武、王夫之，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关于对地理环境的看法，他从黑格尔、马克思讲到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再论到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地理志》、《沟洫志》，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等等。以上这些，反映了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以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的理论问题的浓厚兴趣。这是很值得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二）要有渊博的知识

作者认为：“近代科学分工分得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博学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而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是不利于发扬这个传统的。作者指出：“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41]目前，一些重点大学着手试行学分制，各系都增设了一部分选修课程，这对克服“抱残守缺”的现象无疑是会起积极的作用的。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作者强调渊博，乃是在专精的基础上的渊博；离开了专精，也就不成其为渊博了。作者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42]，曾对此做了系统的说明，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三）要有全局的史识

作者主张：研究历史，“无论是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总须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全局的看法”[43]。我认为，作者所说的“全局的看法”主要指：第一，是要从整体上看问题，既看到某一事物发生、发展和衰老的全过程，又看到这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二，是要抓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即带有全局性的或是影响深远的问题；一般性问题不是不要研究，而是不要反复纠缠、沉溺其中。在具体做法上，作者主张：“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找这样的问题来研究，意义是很大的。”[44]他认为：“研究断代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搞通史。不搞通史，你就不能理解这段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什么地位。……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这是不错的，但是没有通史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这两个是辩证的，互相联系的，同时都要并进的。”[45]这种关于断代史和通史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全局的看法”的一个例子。作者热切地希望：“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46]这应当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四）要有文学的素养

作者认为：较好的文学素养，是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47]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48]“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49]这种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的重要性，是作者一贯的看法。1961年，他在讲《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语文的训练”[50]；他在谈《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时，就“史与文的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51]。四年前，他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52]。现在，他又以专文讨论历史文学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历史系里，应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任同学选读。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业务水平和写作水平。”[53]从历史传统，再联系到已故的几位史学大师在文学上的造诣，如郭老的文史兼通，翦老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以及范老的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文字，都使我们更加了解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这样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素养。

理论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全局的史识和文学的素养四个方面的提出，是作者对古代史学所谓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家四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天我们要造就的通识之才的几个主要标准。关于培养这种通识之才的重要性，作者是在1978年讨论学风问题时系统地提出来的[54]。当然，这种通识之才绝不是在专长之才之外出现的，而是产生于专长之才之中；而这种通识之才的出现，又将促进专长之才在比较宽阔的范围内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看到，在史学上，这种通识之才的造就和出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知幾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55]作者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刘知幾的时代了……我们不只应该具备这三种，还应该拿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具备这三种长处”；“成就有高低，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三种长处。这三个条件不够，在工作上就会有缺陷”，同时，还“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56]。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渗透在他的“答客问”之中，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丰富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180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鲁迅说得好：“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57]我想，这也正是作者和老一辈学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热切期望。

[1]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2]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3] 这四篇文章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分别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5] 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30、131页。

[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7]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3页。

[8]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

[9] 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10]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1]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3]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1页。

[14]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5]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16]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博约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

[19]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81页。

[20] 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21] 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22] 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8页。

[23]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4]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5]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6]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27] 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28]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29]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0]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1]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32]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33]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4]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5]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6] 白寿彝：《回顾和前瞻》，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3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3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39]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40] 以上三文，分别载《红旗》1959年第11期，《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41]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42] 白寿彝：《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载《江汉学报》1961年第5期。

[43] 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4]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45]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0年第3期。

[46] 白寿彝：《回顾和前瞻》，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47]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8]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49]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0] 白寿彝：《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载《红旗》1951年第18期。

[51] 白寿彝：《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载《江汉学刊》1961年第4期。

[52]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53] 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54]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55]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2页。

[56]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57] 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