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1]

——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

一、鲜明的治学宗旨

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可以概括为这样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从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2]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其风格和宗旨，并非笼统而不可行，高悬而不可即。相反，它是可以认识、可以实践的。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作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也不只是必要的征引，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原理之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具体结论。一言以蔽之，关键在于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

1978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当然，这个发展可大可小，水平有高有低。”[3]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这个认识自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在“**”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更加明确起来，成为他的学术历程的新的起点。

二、创造性的史学建树

白寿彝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他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20世纪50年代初，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五六十年代，他在回族史的认识和撰述方面，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的探索和一些个案研究的结论方面，也都遵循着这个基本路径。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民族史的结合》（1951年）、《谈史学遗产》（1961年）、《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1961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等论文，都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论著中，表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加坚信不疑，在理解上和运用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他的学术生命也进入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白寿彝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仅举数例，以略见其大概。

其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的分歧也很大，主要观点有八九种之多。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认识：“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4]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成为《中国历史年代》一文的主要内容[5]，并收入《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6]。白寿彝先生的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成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撰述多卷本《中国通史》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很有特点，值得我们研究。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帮助。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7]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对于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可见，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使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这个重要意义，白先生才如此大声疾呼，并反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阐述。今天我们重新提出他的这些论点，不能不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方面，表示钦佩和敬意。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中，就显示了这方面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思想成果，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帮助的。他指出：“过去讲史学思想，很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如果要讲史学思想，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行了。这个话有道理，但不完全对，至少不全面。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8]这是从具体方法上阐明了优秀的史学遗产的思想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地指出了在历史学的思想领域里如何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途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在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以及在他主持下进行的各项史学史研究中，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其三，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一章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我们经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9]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从这个辩证发展过程中，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做出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历史客观事实的结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有激烈的争论。针对这种争论，白寿彝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10]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的意义和价值。此论一出，诸论释然。从而推进了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认识，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重要的启示

白寿彝先生在理论上和学术上的创造与建树，还可以举出许多。我们从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多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以及他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论集》等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近20年中，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历史和史学的研究中不断创新的历程。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点启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做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其后在“**”中更遭到了“四人帮”的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价值。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20年来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其他许多重大成就，都雄辩地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真诚地、虚心地吸收外国历史学界的一切积极成果；但从根本上和整体上看，这些积极成果，都不足以证明唯物史观的“过时”。20世纪中国史学有多方面的进步和成就，而其中最重大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史学的主流仍将按照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方向向前发展，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

第二点启示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更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也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只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历史资料的二重性”[11]。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以至于包含对于前人提出的问题所做的研究与说明，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与创新意义。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关注与好评。最后，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重视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他称之为“历史文学”的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达的艺术性要求。他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中，专有一篇《谈历史文学》[12]；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专有一章论述历史文学；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他本人的论著，尤其是近50年来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有启迪，可见他是身体力行，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历史文学”传统，即文字表述的美学要求。至于说到白寿彝先生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洋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白寿彝先生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和新的理论创新的学术方向，坚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治史道路，以及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

[1]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7月13日。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它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领域和史学领域作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研究，进而提出创造性的结论。他的这种研究过程，十分注重对于中国历史实际的把握和对于中国优秀史学遗产的继承，因而具有突出的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篇文章，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初步探讨，一是借以表达对白寿彝先生的怀念，二是为进一步明确中国史学发展方向而提出一些或许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5] 白寿彝：《中国历史年代》，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6]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10] 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54页。

[1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8、309页。

[1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