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在1977年恢复不久，笔者结合心理测量课教学，带领学生开展了对高考的系列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便受到当时教育部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连续两个五年规划被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笔者还受教育部派遣先后去美国教育测验中心（ETS）、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CT）研修学习，回国后又被聘为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

作为考试研究工作者，我对高考从命题到录取每个环节都做了翔实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在《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基于研究成果提出的多项高考改革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促进了高考的标准化进程。

此外，我每年还应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邀请做高考心理辅导讲座，三十多年来，做少则几百人多至上万人的辅导报告近千场，听众逾百万，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不计其数。面对一张张焦虑不安的面孔，我深深感到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生杀予夺之力，甚至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全社会对高考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便反映了高考影响之大。作为心理学工作者和考试研究人员，责无旁贷应为考生和家长排忧解难。

20世纪90年代初，一朋友请我去黑龙江某边远城市为高三学生做考前辅导，在三所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学分别安排了一场讲座，另一所条件比较差的郊区中学无力接待，可又担心自己学校不安排学生会吃亏，于是校长让高三班主任组织同学自愿参加，凡参加者每人交5元钱作为接待费用。出乎意料的是，一位学生立刻打电话到教育局告了学校。事前我对此并不知情。在前面三所学校讲课都是校长陪我坐在台上，到了第四所中学发现教育局局长也来了，校长请局长讲几句话，为学生鼓鼓劲，局长摆手拒绝了，于是我上台开讲。讲座从中午一点开始，同学们坐在操场上，我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接下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字条像雪片一样飞来，厚厚一大摞，校长念，我解答。天色渐渐暗下来，校长欲宣布散会，同学们齐声反对，不肯散去，直到晚上6点多，实在看不清纸条上的字了，才不得不结束。令老师们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人很多又在户外，会场秩序却非常好，五六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请假上厕所。在校长表达对我的感谢并表扬了学生后，那位教育局局长主动走上台，接过话筒说：“我也要讲几句。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是你们的一位同学把你们校长告了，说老师让你们交钱听报告。我不放心，担心学生闹事才匆忙赶来。刚才我听了教授的报告，这颗心才放下来。我觉得你们校长做得对、做得好！今天谁没来谁就吃了大亏，你们听了这一课，高考每人至少多得十分。”我马上打断他：“局长，千万不要这样说！高考成功主要靠同学们自己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的辅导只是帮助同学们调整好心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应试技能，通过提高心理素质来提高考试成绩。每人都多得十分绝不可能，但平均分数有所提高还是可能的。”

还有一件与此有关的趣事值得一提。2003年春天，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一所普通中学请我为学生作高考心理辅导，当时“非典”已开始流行，外出要戴口罩，广东是重灾区，于是我婉言推辞。该校校长有一位老同学是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又恰好是我的朋友，经这位朋友出面邀请，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前去做了一场讲座。碰巧当年该校出了全省高考状元，校长电话向我报喜并表示感谢。第二年再请我去，又出了一届状元，该校名声大震。许多学校派人前往学习取经，来请我讲座的学校和民间教育机构也越来越多。不过每次我都一再声明，出状元纯属偶然，而且主要是该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起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千万不要把这个作为宣传噱头，夸大心理辅导的作用。

2008年伊始，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栏目在比较了各地多位专家的高考讲座后，决定请我录制一套“高考心理辅导”节目。总共分为十二集，内容包括如何提高复习效率、如何调整心态、如何提高应试技能、如何填报志愿等方面。

节目开播后又应中华书局之邀将录音稿整理成书，除增加大小标题外，书稿只做了少许文字改动，尽量保持电视讲堂的口语化风格，使同学们像坐在电视机前或课堂上一样，读起来省力并有亲切感。另外，在第十一章中补充了因电视讲堂时间所限来不及展开讨论的内容，又在第十二章增加了一些平时咨询经常涉及的内容。

该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来电来函索书者众多，就连一些中学老师和家长感兴趣的也大有人在。

几年过去了，高考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书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并有新的情况出现。应广大读者要求和朋友建议，我决定根据近几年在各地高考辅导讲座的内容对原书加以修改补充，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发行，相信这本小册子不但能为同学们的高考成功助一臂之力，也能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初中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郑日昌

2016年春节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