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姐姐的守护者》有感

（匿名）

课堂上看了《姐姐的守护者》这部电影，周围的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却心怀愤怒，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未平静。我几乎要将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源头归于母亲。这位母亲专制地要求大女儿活着，专制地要求小女儿为大女儿捐献肾脏。可能很多人会说母亲这样做是因为爱女儿，然而我怀疑这份沉甸甸的爱到底有几分纯粹。

不是不相信母爱，只是不相信纯粹的母爱，就如我一直坚信家长对子女的爱是自私的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念呢？我好好地回想了以往的生活经历。

我的一位堂妹，准备初中毕业后读技校，然后直接工作。她的母亲非常不同意她这样的做法，认为这样有损自己在朋友圈的面子。在堂妹初三暑假那年，她的母亲便和其他家庭成员约定好，在堂妹答应读高中之前，不和她说话。结果，就在那个暑假，我的堂妹服药自杀。

当然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大部分亲子关系中，家长对子女的爱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控制感。这种控制感，包含着“我比你年长、懂得自然比你多”“我是你的父母，是为了你好”“我是你父母，你当然得听我的话”等几种情况。一旦子女试图打破父母的控制感，父母会出现一种强烈的权威受到质疑的愤怒，或是自尊心受到挑战的羞怒。他们视孩子为附属品，希望孩子言听计从。

最近在一个亲子关系讲座中，好几位年纪稍大的家长频频提出质疑：家长有必要去尊重孩子么？有必要去聆听他们的想法么？有必要和他们共情么？在这些年纪稍大的家长眼中，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当然，更具体的亲子关系还和父母的文化水平、专业有关。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所学专业与教育心理的相关度越高，对待孩子也就越平等。然而，偌大的中国，文化水平高、所学专业与教育心理较相关的父母又占多大比例呢？

当然，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是生活经历使然，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家长都是这般专制地控制孩子。然而，我还是依旧坚定地认为，每位家长都是有专制的做法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以上是我看完电影后的想法。然而这两天细细想了想，就有以下疑问：那为什么有些父母和孩子相处得就那么好呢？他们尊重孩子的想法，让孩子自由发展。难道父母对孩子是否专制只与父母有关么？

我想到了自己。

我的家庭有四口人，父母、哥哥和我。很庆幸，父母很尊重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强迫我做任何事情。然而，和我同父母的哥哥却一直都是被我的父母“强迫”着做所有的事，准确来说不能用“强迫”二字。因为我父母“强迫”哥哥做的事情，都是他们认为好、我哥哥也没太多反对意见的事情。

为什么同样的父母，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周围的人都说，是因为我比哥哥优秀。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现在却不以为然。原因应该是我比哥哥爱沟通。我时常和父母沟通，让他们知道我的观念和价值观。当他们对我的想法表示怀疑时，我会用行动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我哥哥却是一个不大愿意和父母沟通的人，所以默默地听着父母的一切指挥，尽管自己心里另有想法。渐渐地，哥哥和父母的互动就形成定势——父母吩咐，哥哥实施。尽管哥哥在实施的过程中并不快乐。

或许，父母专制、强迫，除了因为他们骨子里的那份骄傲和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是附属品外，还包含着他们摸不清自己的孩子的想法、对孩子没有信心等心理，于是便将自己的想法强制性地加到孩子身上。

要解决这样的权威型家长风格，首先，得有相关人员和他们理清楚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其次，也得要孩子主动和父母沟通呀。就像《姐姐的守护者》，如果姐姐早日和母亲沟通，说明白自己的想法，或许矛盾就不会那样尖锐。当然，也只是“或许”，不排除这位母亲依旧顽固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孩子也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让母亲意识到这点了，比如电影里的姐姐请求妹妹告母亲，比如我的堂妹选择自杀。这样极端的做法，虽然会有一些后遗症，但至少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话说，自从我的堂妹去世后，她的母亲就开始聆听他人的想法了。

【陆晓娅说】

读这位同学的文章，一开始时便被他的尖锐所激发，不由自主进入一种思考的状态。例如，读到他说的“大部分亲子关系中，家长对子女的爱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控制感”时，我会问自己：情形真的是这样吗？家长对孩子需不需要一些控制呢？在什么情况下，控制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是在满足家长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对子女的控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吗……

200多年前，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要“发现儿童”，“尊重儿童”。儿童就在那里，为什么需要被“发现”？因为在此之前，儿童并不被当作独立的、有着自己需要、意志、特点的人。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是尊重儿童的文化基因更少？当个人的价值完全需要在关系中来确定（所谓三纲五常）时，儿童想要被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恐怕是更难的。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DNA的话，在中国，我们至今会把父母叫作“家长”（英文中的parents似乎并无一家之长的含义），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反映。又如文中提到的，在中国，“面子文化”更使孩子是否出息也变成了父母“面子”的一部分，这无形的枷锁让孩子感到十分沉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父母和老师都会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如何不以权威而以平等的身份来和孩子对话，同时还能对孩子的成长带来深刻而健康的影响。心理学家王浩威甚至提出，过去世代中的孩子都是由“父母集合体”（家族和社群）带大，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脚步，现在的孩子都在核心家庭长大，而需要独自承担养育儿女职责的父母其实并未成熟，他们不仅会延续传统的教育方法，也会因为要独自面对挑战而变得抓狂。

有意思的是，这位同学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要学会与家长沟通，通过主动的沟通，来让家长了解自己，及时化解矛盾和误会。这真是印证了玛格丽特·米德的“后喻文化”：现在的社会，是年轻人来影响自己的上一代！

不过这里有个悖论：年轻人要想有效地影响上一代，一是需要对自己有信心，能够说出自己的需要和想法；二是也需要理解父母的感受，因为沟通不是单向的。有信心的孩子，往往是因为从小就得到了父母无条件的爱（考了100分，我才爱你，就是有条件的爱），从而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的孩子，常会怀疑自己，要他们说出自己的需要和想法是困难的。另外，童年早期很少得到父母关心与爱的孩子，或者被过度宠爱的孩子，同感能力往往比较差，无法理解父母的感受，从而使沟通受阻。

我一直不喜欢“母爱是伟大的”这种说法，因为做母亲在今天其实是一种选择（传统社会不是这样）。既然我们选择了做母亲，也就选择了承担这过程中的辛苦与挑战，再苦再累再愁也是“自找”的，用不着谁来感谢我，也用不着让孩子为此而“感恩”。如果说母爱还有一点点儿伟大的话，那就是我们养育了孩子，却要放飞他们，让他们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夫妻之爱，是融合之爱；亲子之爱，是剥离之爱。剥离，有的时候真的很疼啊！

假如我是妈妈莎拉/姐姐凯特/妹妹安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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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愿基金会（Make-A-Wish Foundation），一家全球性机构，致力于帮助生命垂危的儿童达成心愿。

[2]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布特·杰伊·利夫顿归纳出几种人类获得象征性永生的模式：生物学模式；神学模式；创造性模式；永恒自然主题和超验模式。参见［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页。

[3]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4]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 参见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1～246页。

[6]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7] ［美］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